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未遂形態存在與否

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是否存在未遂的形態在理論上是有爭議的，其中以下三種觀點最具代表性。

第一種觀點認為本罪不存在未遂形態，理由是“銷售金額在5萬元以上”這一罪狀系本罪構成要件，不符合這一要件的，不構成本罪。這種觀點認為，《刑法》規定該罪的犯罪數額為5萬元不僅是對犯罪結果的要求，更是對達到犯罪標準的危害程度的要求。第二種觀點承認本罪存在未遂形態，但認為本罪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銷售假冒注冊商標商品的意圖，客觀上已經實施、正在實施或者將要實施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的行為，即使實際銷售金額未達數額較大的標準，也并不影響行為人的行為構成本罪(未遂)。第三種觀點則對此持肯定態度，認為銷售行為未完成，但通過其購進的貨物價值以及已銷售的部分金額可以確定行為人可能得到的銷售金額，并進而成立本罪的未遂。

剖析一：第一種觀點誤解了銷售金額的概念，從實質上否認了銷售金額包括對尚未銷售商品的貨值金額的認定。根據《解釋》第9條的規定，“銷售金額”是指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后所得和應得的全部違法收入。這意味著司法解釋已明確了本罪計算銷售金額時包括了尚未銷售的部分。因此，僅根據未達到實際已銷售的金額標準而認為不構成犯罪，顯然背離了該司法解釋所確定的內容。

剖析二：第二種觀點以銷售金額未達到本罪既遂所要求的標準而認定為未遂顯然模糊了犯罪未遂的含義。本罪以銷售金額人民幣5萬元作為犯罪既遂的標準，一旦銷售金額不足5萬元，同時與尚未銷售的商品的貨值金額累加不足15萬元的，則不構成本罪，而不符合該觀點中“實際銷售金額未達數額較大的標準，也并不影響行為人的行為構成本罪”的結論。

本文贊同第三種觀點。就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態而言，按其行為最后停頓時犯罪是否已經完成為標準，可以區分為兩種基本類型：其一是犯罪的完成形態，即犯罪的既遂形態，是指故意犯罪在其發展過程中未在中途停止下來而得以進行到底、行為人的行為已經完全符合《刑法》分則中所規定的某一具體犯罪構成的全部構成要件的情形。其二是犯罪的未完成形態，即故意犯罪在其發展過程中，由于主觀或者客觀方面的原因中途停止下來，行為人的行為沒有達到某一具體犯罪構成的全部構成要件的情形。在犯罪未完成形態這一類型中，又可以根據犯罪停止下來的原因或與犯罪是否實際著手等不同情況，進一步再區分為犯罪的預備、未遂和中止三種形態。從我國《刑法》規定的實際情形來看，《刑法》分則規定的各種犯罪構成及其刑事責任，一般都是以犯罪既遂為標準的，如果以犯罪的成立為標準，《刑法》一般都會在條文中相應列出。如認為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只有既遂形態，而全然不顧犯罪行為并未實施完畢或者犯罪結果并未發生等情況，則未免打擊面過大，更無法體現罪、責、刑相適應的刑法基本原則。

《意見》第8條第1款規定，銷售明知是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214條的規定，以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未遂)定罪處罰：一是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尚未銷售，貨值金額在15萬元以上的;二是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部分銷售，已銷售金額不滿5萬元，但與尚未銷售的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的貨值金額合計在15萬元以上的。該條文亦表達了在認定犯罪著手行為時應對“銷售”作縱向廣義理解。

此外，《意見》第8條第1款還闡述了在判斷犯罪結果是否發生時，應對“銷售”作縱向狹義理解的結論，以避免尚未售出的部分商品被人為同化為已售出的商品，從而導致對犯罪停止形態的誤判。其明確規定了，只要商品尚未銷售或部分銷售但未達到銷售金額數額較大的標準，以犯罪未遂論。就社會危害性而言，司法者一般均會將未售出的商品依法扣押并銷毀，防止其流入市場造成魚目混珠，以有效防止商標被非法濫用而導致商標價值受損的危害后果。如對此類尚未售出商品的犯罪行為認為是犯罪既遂，則顯然無法體現行為、社會危害性與刑事責任之間的平衡。

可以說，《意見》的頒布，對本罪是否存在未遂形態的爭議起到了定分止爭的作用，也為司法實踐認定本罪的未遂提供了理論依據。

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未遂的標準

對于如何判斷本罪的未遂形態問題仍值得討論。《刑法》第23條規定：已經著手實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對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在具體判斷本罪的犯罪停止形態時，需對是否已經著手以及犯罪結果是否發生進行辨析，以與犯罪預備和犯罪既遂相區別。對此，必須將“銷售”的概念予以厘清。從橫向角度作廣義理解，“銷售”包括零售、批發、代銷、販賣、市場銷售、內部銷售等以任何方式將假冒他人注冊商標的商品有償轉讓的行為，而不包括無償贈送、拋棄、購買自用。從縱向視角作廣義理解，其又包括進貨、儲存、運輸、出售、盤點、整理、結算等多個行為。筆者認為，在本罪具體判斷犯罪著手及犯罪的結果發生等問題時，從橫向角度對“銷售”統一作廣義理解，已基本無爭議，但從縱向角度應如何理解，則應當區分情況作具體判斷。

第一，對于本罪而言，著手實施犯罪，是認定未遂首先要判斷的要素。然而在實踐中如何看待已著手實施“銷售”的行為，較難把握，理論上也存在不同的觀點，主要有廣義說和狹義說之分，區別主要在于是否把“購買、進貨、儲存”等行為看成銷售行為的一部分。如采用狹義說將購買、進貨、儲存與銷售行為人為割裂開，最終只能將尚未銷售的狀態看成犯罪預備，從而導致本罪犯罪成本過低，無法有效打擊犯罪并保護合法權益。因而實踐中一般采取廣義說，將整個購買、進貨、儲存的行為與銷售行為看成一個整體，只要行為人實施了購買、進貨或儲存行為，即使未銷售而被工商、質檢、公安等有關部門查獲，亦視為已著手實施犯罪，只是由于意志以外因素而未得逞。

第二，認定本罪未遂需要達到構成犯罪所要求的立案追訴標準。就本罪特征而言，其未遂與既遂有著巨大的社會危害性差異。本罪的未遂犯往往是購入了大量假冒注冊商標的侵權商品，并處于倉儲、運輸、銷售狀態，但由于意志以外原因而尚未達到其成功銷售的目的，對于尚未銷售的商品，司法者一般會將其依法扣押并銷毀，防止其流入市場而出現魚目混珠的情況，也有效防止了商標被非法濫用而導致商標價值受損的危害后果。此外，只有一行為達到一定的社會危害性程度才需要以刑法予以調整。以本罪而言，人民幣5萬元作為立案追訴標準是合理的：刑法是最低的道德標準，行為人實施了一不當行為，首先應受到道德規范的調整，其次是民事、行政法律規范的調整，只有達到了必須要用刑法來調整時才有必要作刑法評價。對于輕微的不當行為或者違法行為，由于其造成的社會危害性相對較小，尚不需以刑法進行調整。因此，本罪如銷售金額數額未達到5萬元，同時與尚未銷售的商品的貨值金額累加也不足15萬元，則應認定不符合本罪的立案追訴標準，不作為犯罪處理，而非犯罪未遂。

因此，實踐中對于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尚未銷售，貨值金額單獨或與已銷售金額累計達到15萬元以上的，才以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未遂)定罪處罰，與本罪既遂犯5萬元的立案追訴標準有明顯的差異。

綜上所述，對于銷售假冒注冊商標商品罪這個罪來說，已經著手實施犯罪是認定犯罪未遂的首要判斷因素，然后是金額是否達到立案標準。以上就是小編為您整理的內容，如果您情況比較復雜，律霸網也提供律師在線咨詢服務，歡迎您進行法律咨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