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時代消費者的法律意識越來越強，消費者與商家的矛盾也越來越大，如果消費者受到了商家的欺騙后可以根據消費者權益法向商家進行索賠，那消費者權益法懲罰性賠償到底是怎樣的呢?讓小編給你講一講。

懲罰性賠償是源于英美法的一項民事損害賠償制度。我國1993年頒布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首次引入懲罰性賠償，自此以后，在《侵權責任法》、《食品安全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部分司法解釋[①]中，均醒目地規定了懲罰性賠償條款。2013年，我國修改后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進一步延續和強化了懲罰性賠償制度，將賠償金額由原來“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提高至三倍，并特別規定增加賠償的金額不足五百元的，按五百元計算。自懲罰性賠償制度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確立以來，在審判實務中陸續出現了諸多爭議與問題，理論界和實務界對于該制度的理解與適用一直存在很大爭議。本文擬從懲罰性賠償制度適用中出現的爭議問題、如何適用以及適用的例外等方面展開探討，以饗對審判實務有所借鑒。

一、 懲罰性賠償制度在適用中出現的爭議問題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的懲罰性制度在維護交易安全、促進誠信體系建設、震懾和打擊不法經營者、調動社會力量與欺詐行為作斗爭、彌補政府執法力量不足或執法不力、凈化市場交易環境等方面，懲罰性賠償無疑具有積極作用。然而，任何一項制度都不可能是完美無缺的，往往都具有兩面性，懲罰性賠償在發揮積極作用的同時，其帶來的消極影響也隨之出現，主要表現為：

(一)催生以牟利為目的的知假買假，沖擊誠實信用原則

知假買假并不是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引入懲罰性賠償之后才出現的，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國商品經濟發展初期，也存假貨泛濫、欺詐頻發的現象，很多消費者都有知假買假的經歷。但當時消費者知假買假，要么是因商品匱乏而不得已買假，要么是本著無所謂的態度且買且用，但故意購買大量假貨后再向經營者主張賠償損失的現象可謂聞所未聞。以牟利為目的的知假買假是在1993年《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確定懲罰性賠償以后才出現的。當時，以王海為代表的一些社會打假人士，連續在全國各地商家進購大量不合格產品，然后再以經營者存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的欺詐行為為由訴至法院，要求雙倍賠償損失。盡管王海等人的行為受到很多人的贊許，但這種行為畢竟是在明知商家出售的商品存在問題的情況下而故意購買的，且其購買商品的目的并非用于《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條所規定的“為生活消費”，而是借法律規定來向商家索賠以牟利，這既與誠實信用原則相悖，也有違法律規定。知假買假能否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懲罰性賠償，在理論界和實務界引發了極大爭議。隨著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食品藥品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的實施，在食品、藥品這一事關人們生命健康安全的特殊消費領域，該司法解釋消除了知假買假是否適用懲罰性賠償的爭議，但是，對于食品、藥品之外的其他商品和服務領域，知假買假能否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懲罰性賠償，仍然存在不同認識。特別是知假買假對誠實信用這一民法基本原則的沖擊，有學者就在該司法解釋實施后撰文明確指出“知假買假后又反悔以獲取利益，本身就是不講誠信的行為，保護這類知假買假也就保護了不誠信行為”、“保護知假買假與誠信原則相悖，若公開宣揚以致鼓吹知假買假，也會損害誠信這一社會基本價值觀念。鼓勵以知假買假打擊假貨，就如同鼓勵釣魚式執法，鼓勵以刑訊逼供獲取罪證，鼓勵以搶賭資的方式打擊賭博，其弊大于利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②]

(二)程序設計與保障不完善，與公平正義要求有差距

懲罰性賠償源自英美法，但在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該制度一直頗受冷遇。據梁慧星教授介紹，懲罰性賠償制度除了美國以外，全世界只有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有，其他大陸法系國家，如法國、德國、日本等國，還沒有這種制度。[③]懲罰性賠償在適用過程中，賠償數額的確定并不經過法定程序，義務人直接根據法律規定的賠償標準向權利人承擔賠償責任，這明顯具有私人替代公權力執法的色彩，賠償數額既無需辯論，也未經評估，其是否公正合理、是否符合公平正義原則值得懷疑。歐陸國家普遍認為，被處罰者的聽證權是憲法權利，未經法定聽證程序的處罰有違私法原則。“懲罰性賠償規范是一把‘雙刃劍’，它雖然懲治了市場舞弊行為，卻有可能矯枉過正。這是因為責任人終究只是民事主體，缺乏如行政相對人般的法定程序設計與保障，卻面臨比行政處罰更嚴苛的制裁……固然有經濟學上的激勵效應，確又難免落下背離矯正正義的嫌疑。”[④]懲罰性賠償因缺乏法定的設計和保障程序，有違公平正義理念，因而主要的大陸法系國家并未接受這種制度。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將對經營者的懲罰性賠償額(即增加賠償的金額)確定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三倍，增加賠償的金額不足五百元的，為五百元。”然而，依照公平原則，經營者存在欺詐行為的，本應罰當其過，現實生活紛繁復雜，絕大多數經營者并不是產品的生產者，甚至很多經營者對產品的瑕疵或缺陷并不知情(例如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中的奶粉銷售者)，如果讓其承擔如此嚴苛的賠償義務，勢必導致經營者難以為繼，這并不符合公平正義的要求。

(三)束縛經營者的創新意識，一定程度有礙企業發展

創新是社會進步的靈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的生存發展離不開創新，特別是對于廣大中小企業而言，經營者是否具備創新的意識和能力，往往事關企業的生死存亡。然而，創新就意味著風險，新產品、新服務在剛剛推出時，不可能做到盡善盡美。因此，應當允許經營者在經營發展的新領域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誤，否則，社會進步將無從談起。如果任由消費者濫用懲罰性賠償，動輒對經營者課以數倍的賠償責任，勢必造成企業在經營過程中瞻前顧后、畏首畏尾，不思產品和服務的創新，因循守舊、固步自封，使企業喪失進步和發展的動力，跟不上時代發展的潮流，最終落得被淘汰的結果。

二、如何適用懲罰性賠償

本文探討的是《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的懲罰性賠償，既然該制度已經被立法所確立，那么無論其具有何種積極和消極面，司法實務中都不應該再過分糾結于該制度的優劣。在處理消費者權益保護糾紛中，如何適用懲罰性賠償，最大限度發揮該制度的積極面，促進法治和社會誠信體系建設，這才是司法實務所面臨的課題。

(一)適用對象——經營者與消費者主體身份的確定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范的是經營者和消費者的行為及其之間的關系，依照該法第55條的規定，懲罰性賠償的承擔者是經營者，賠償的受益者是消費者。何為經營者，何為消費者?這正是《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適用范圍。因此，確定懲罰性賠償的適用對象，關鍵就在于明確《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的經營者、消費者，也就是明確該法的適用范圍。

何為經營者?《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對此并未作出規定，該法僅在第3條規定了經營者的行為狀態，即為消費者提供其生產、銷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務。《反不正當競爭法》第2條將經營者定義為從事商品經營或者營利性服務的法人、其他組織和個人，依照法律的體系解釋方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的經營者也應當是以營利為目的，為消費者提供其生產、銷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務的人。經營者從事經營的根本目的就是營利，其向消費者提供商品或服務時一般都是有償的，但也不排除某些經營者在特定時期或面向特定人群無償提供商品或者服務的情形，如某超市在店慶期間向顧客無償贈送牙刷、毛巾等日用品，某理發店在重陽節當天為60歲以上的老人義務理發等。在這種情況下，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是一種無償的交易。對于無償提供商品或者服務的經營者而言，其是否還受《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約束?本文認為是肯定的。經營者不能因為其提供的商品或服務具有無償性而免除自己的法律義務，例如其仍需按照《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要求，確保自己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務符合保障人身或財產安全的要求，對可能危及人身或財產安全的商品和服務應當作出真實的說明和明確的警示，依法盡到安全保障義務等等。但是，懲罰性賠償在此情況下不能適用，由于交易的無償性，接受商品或服務的主體不可能依照《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規定主張“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三倍”的賠償。因此，懲罰性賠償僅適用于為消費者有償提供商品或服務的經營者。

何為消費者?這是關系到《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適用范圍的根本性問題，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旨在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消費者范圍的界定問題是其核心問題，關系到《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調整范圍。”[⑤]依照《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2條的規定，消費者是指為生活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人。據此，《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的消費者應當同時具備以下屬性：其一，消費者應當是“人”。在生物學意義上，自然界中只能通過消耗其他生物來達到自我存活的生物(例如人、動物等)都是消費者，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的消費者只能是人，這顯然與生物學意義上的消費者不同。即便商品的實際使用者、服務的實際接受者不是人本身，例如主人為寵物購買寵物食品，或送寵物到寵物店接受護理等，實際消耗食品或接受服務的主體是寵物，但法律意義上的消費者只能是出資購買商品或服務的人，不可能是寵物。法人或其他組織是否屬于消費者?理論界對此有不同認識。有學者認為消費者只能是自然人，因為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進行生活消費的只能是自然人個人，而不能是單位。

(二)適用條件——經營者存在欺詐行為、消費者受到誘導

依照《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55條的規定，懲罰性賠償的適用條件是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何為欺詐行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68條作了明確規定，即“一方當事人故意告知對方虛假情況，或者故意隱瞞真實情況，誘使對方當事人作出錯誤意思表示的，可以認定為欺詐行為。”從欺詐行為的構成要件來看：首先，行為人要在主觀上存在故意，過失不存在構成欺詐的問題;其次，行為人要有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行為;最后，行為人的行為能夠誘使對方當事人作出錯誤的意思表示。這三者缺一不可，方能構成欺詐行為。

確定了欺詐行為的構成要件，懲罰性賠償的適用條件也應當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經營者存在欺詐行為;二是消費者受到誘導。這里就產生理論界和實務界多年來一直爭論不休的話題——懲罰性賠償與知假買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食品藥品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實施之后，因司法解釋作出特別規定，食品、藥品這一特殊消費領域的知假買假適用懲罰性賠償，這已是定論。然而，日常生活中的大量商品和服務交易并不屬于食品、藥品消費領域，這些交易不受該司法解釋的調整，那么，《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的懲罰性賠償是否適用于這些交易中的知假買假?對此，盡管有不少人持肯定主張，但從法律規定及民法理論進行分析，本文依然認為《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的懲罰性賠償不適用于知假買假。[①]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3]7號)第九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食品藥品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法釋[2013]28號)第十五條。

首先，從知假買假者的主觀目的來看，其購買假貨無論是基于牟利目的，還是基于打擊制假售價的社會公益目的，都均與《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所規定的“為生活消費”不符合。其次，知假買假者是一種“明知故犯”的行為，即便銷售者在商品或服務的宣傳或標識等方面存在虛假成分，但這并不足以導致知假買假者作出錯誤的意思表示，故知假買假并不符合《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所規定的“欺詐行為”這一要件。最后，在民法理論上，“尊重個人意思自治，個人取得權利，負擔義務，完全取決于個人自由意思。契約之內容、方式、成立及契約對方當事人之選擇，聽憑當事人自由，國家不作干預”這是近代民法契約自由原則的集中體現。[⑨]對于知假買假而言，買受人明知是假貨卻仍然出資購買，購買假貨完全是其個人意愿，無論其主觀上具有何種功利性目的，都不能否認其是在全面了解所購商品或服務的背景下自愿與對方訂立契約的事實，對于這種自愿且不損害他人利益的行為，法律不宜再介入調整。對此，梁慧星教授曾介紹：在有些國家，買受人明知商品有瑕疵的，出賣人不承擔責任，不僅不能要求賠償，而且不能退貨，在與日本學者談及知假買假的情況時，日本學者也介紹這種情況在日本不受法律保護。[⑩]盡管在食品、藥品這一特殊消費領域，經司法解釋的強制性規定，知假買假仍適用懲罰性賠償，但這并不能擴張至所有的日常生活用品及服務的消費領域。因此，除食品、藥品外，知假買假不能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的懲罰性賠償。

三、 懲罰性賠償適用中的幾種例外情形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宗旨既要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也要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促進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即便是在為了生活消費而購買商品或服務的情況下，懲罰性賠償也不是毫無例外的適用，基于公共利益或政策的考量，本文認為懲罰性賠償的適用還存在以下幾種例外情形。

(一)購買實行政府定價行為的商品或服務

根據《價格法》的規定，我國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分為市場調節價、政府指導價和政府定價三類。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絕大部分商品和服務都實行市場調節價，但對于極少數事關國計民生的商品或服務，實施政府指導價或政府定價。對于這類商品或服務(諸如家庭供電、水及燃氣等)，消費者支付價款進行消費，目的也是為了家庭日常生活之需。如果經營者在提供商品或服務時存在欺詐行為，消費者能否主張《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的懲罰性賠償?一來這些商品或服務涉及國計民生，經營者在經營過程中沒有定價權，消費者也很難說有自主選擇，雙方之間的交易不是參照市場化運營的方式進行的;二來由于接受這些商品或服務的人量大、面廣，如果適用懲罰性賠償，有可能導致經營者難以為繼，最終損害的是社會秩序和廣大用戶的根本利益，這不符合《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立法宗旨，因此購買這些商品或服務不適用懲罰性賠償。

(二)具有公益性質的教育或服務

以學校教育和醫療服務為例，從我國目前的現狀來看，盡管以盈利為目的的私立幼兒園、學校、醫院不斷出現，但就總體上而言，教育機構和醫療機構公共性、公益性的根本屬性沒有也不會改變。學生進學校讀書、患者到醫院看病，雙方雖然存在著經濟上的交易，但這種交易與市場上經營者和消費者之間的交易有根本不同。況且，對于此類教育或服務，我國也制定了大量法律法規，能夠滿足糾紛解決的需要，無需《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進行調整，當然也不能適用懲罰性賠償。

(三)商品房買賣

為居住、生活之需購買商品房的人是否屬于《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的消費者?出賣人在售房過程中存在欺詐行為的，購房人能否依照《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規定主張懲罰性賠償?對此，本文認為，房屋并非一般的產品，進入流通領域的房屋也不同于一般的商品，我國《產品質量法》第三條就明確將包括商品房在內的建設工程排除在該法規定的產品之外，依照民法體系解釋的方法，對于《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的商品也應當作出同樣的理解。對于商品房買賣領域的欺詐行為該如何處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已有特別規定，結合《合同法》等法律的規定，即便出賣人在售房過程中存在欺詐行為，購房人的權利也可以得到救濟，故商品房買賣中的欺詐行為也不能適用懲罰性賠償。

懲罰性賠償制度的設立不是目的，而是法律賦予法官制裁不誠信行為的一種手段。隨著市場經濟不斷發展完善，涉及消費領域的新情況將不斷增多，如何既依法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又能保障經濟健康平穩發展，還需要理論界和實務部門進一步研究。

綜上所述，消費者權益法懲罰性賠償是對消費者的合理請求的維護，而不是消費者可以隨意無理取鬧進行索賠，在消費者受到商家的惡意欺騙后，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對自己的合法權益進行保護，如果想了解更多，請咨詢相關法律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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