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時懲罰性賠償標準

根據該解釋的規定，主要有以下五種情形買受人可以向出賣人主張要求其承擔不超過已付購房款一倍的懲罰性賠償。但是適用條件各有不同，需要引起我們的足夠注意。下面筆-者將具體進行分析：

1、商品房買賣合同訂立后，出賣人未告知買受人又將該房屋抵押給第三人，導致商品房買賣合同目的不能實現的。

我們知道，在出賣人在與買受人簽訂買賣合同后又將該房屋抵押給其他第三人，并不必然會導致該合同無法實際履行，因為出賣人也有可能會在買賣合同約定的履行期限到來之前將該抵押撤銷，這樣并不會影響到買受人的合法權益。所以最高人民法院規定，在適用此條款時必須要達到“導致商品房買賣合同目的不能實現的”這一條件，簡單的說，主要包括房屋無法實際交付或無法辦理房屋權屬證書等。因為在這種情形下，才會導致出賣人的根本性違約，因此才會造成買受購買房屋的目的落空，嚴重影響到買受人的合法權益。特別是在買受人已經支付相當金額的購房款時，一旦出賣人破產或者喪失償債能力，則買受人的損失幾乎無法得到保障。但是，這一規定在法學理論上的合理性頗值商榷。

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有兩種很顯然的可能存在，一是出賣人抵押房屋的目的是為了得到更多的資金，從而更好地履行合同的義務;第二種情形就是出賣人故意違約，也就是將所出賣的房屋抵押后無法撤銷該抵押，從而導致自己違約，根本無法履行自己的義務。對于故意違約或根本違約后處理，合同法第94條有著明確規定，具體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屆滿之前，當事人一方明確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債務;(三)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主要債務，經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內仍未履行;(四)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債務或者有其他違約行為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五)法律規定的其他情形。”而此種情形就正好適用于合同法這條規定的第四款規定。但是，合同法并沒有在有關違約責任的條款中規定在這種情形下應承擔懲罰性賠償。當然，買受人可以要求出賣人賠償其全部損失，包括一些直接及間接的損失，這些都可以從合同法中違約責任的條款中找到依據，但懲罰性賠償卻無任何法律依據。同時，如果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適用懲罰性賠償的欺詐條件來確定，也不能適用懲罰性賠償，因為盡管出賣人此時在主觀上屬于故意違約，但其并不能構成欺詐，這兩者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別。所以，筆-者認為這一規定既不符合法理也沒有法律依據。

2、商品房買賣合同訂立后，出賣人又將該房屋出賣給第三人，導致商品房買賣合同目的不能實現的。

當出賣人將同一標的物與他人簽訂買賣合同后又將此標的物出賣給第三人，并不能都適用懲罰性賠償。而且就算是適用該規定，也只能由在先與出賣人簽訂買賣合同的買受人主張懲罰性賠償。我們知道，出賣人將同一標的物先后數次出賣給他人，最多只能履行其中的一份合同并交付標的物。對于其他人來講，都無法履行，也都是欺詐，這一點是不言而喻的。對于一物二賣甚至多賣的情形，嚴重的甚至可能會構成刑事詐騙犯罪，行為人可能會因此而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但是在民事責任方面，究竟賠償多少為宜，只能以民法通則、合同法等民事實體法中有關民事責任的規定來處理，我們沒有發現這兩部份的法律中有任何懲罰性賠償的規定。同時，最高法院的這一規定可能會出現適用上的困難，比如當一個出賣人將其房屋多次出賣給他人后，涉嫌合同詐騙而被追究刑事責任，那么在附帶民事訴訟時，是按照民法通則的規定賠償其損失呢還是依據此規定來判決其賠償損失并處以懲罰性賠償呢?顯然，法院是不能適用這個規定的，因為畢竟其不是法律的淵源。而如果單純作為一起民事案件來處理并適用此解釋規定的賠償時，豈不是比追究其刑事附帶民事責任能夠得到更多的賠償?而且，當出賣人與其他買受人共同故意侵害原買受人的合同債權時(也就是合同法理論上所稱“第三人侵害債權”)，第三人應當承擔什么樣的責任呢?很可能承擔的是共同的、連帶的賠償，那么也讓其承擔懲罰性賠償嗎?因此，此解釋也給以后這方面內容的立法帶來一定的困難或障礙。

3、出賣人訂立商品房買賣合同時，故意隱瞞沒有取得商品房預售許可證明的事實或者提供虛假商品房預售許可證明，而導致房屋買賣合同無效或撤銷、被解除的。

由于出賣人在與買受人簽訂合同時明知自己沒有取得商品房預售許可，但仍然向買受人銷售商品房。盡管出賣人在合同簽訂后到房屋交付前可能會取得銷售許可。但是由于其直接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52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房地產管理法》第37條、第38條的強制性規定，因此導致該買賣合同無效。在此需要注意的是，雖然出賣人在此時沒有取得預售許可，但并不能一定會出現無法交付或者是無法履行合同全部義務，也就是說其仍然存在能夠履行合同義務的可能，但由于違反了法律的強制性規定，所以才導致無效的。所以在適用此條款時，并不以出出賣人是否在以后能實際履行或全面履行為適用要件，而且一定要注意合同無效的原因。但是，該解釋卻又在第2條規定：“出賣人未取得商品房預售許可證明，與買受人訂立的商品房預售合同，應當認定無效，但是在起訴前取得商品房預售許可證明的，可以認定有效”，此規定不僅與合同法的基本理論不相符合，與法律規定也不相同。我們在確定某一份合同是否有效，在合同沒有特別約定生效條件的情況下，只能以合同成立時來判斷。合同法第44條已經作出了明確規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時生效。”而最高法院的這一規定，不僅混亂了合同效力的理論體系，違反了法律的相關規定，更可能從反面告訴出賣人這樣一個判斷：有沒有預售許可證沒關系，只要以后在起訴時能取得預售許可即可。豈不是有鼓勵出賣人在沒有取得預售許可的情況下與買受人簽訂預售合同的嫌疑?筆-者認為，此規定應當予以改正。同時，應注意此條規定僅僅限于在買賣合同被確認無效及被解除、撤銷時才能予以適用，而不是適用于合同生效后的違約處理。

4、出賣人訂立商品房買賣合同時，故意隱瞞所售房屋已經抵押的事實，而導致合同無效或者被撤銷、解除的。

此時主要是指在雙方訂立買賣合同前出賣人已將出賣的房屋抵押給他人的情形。在此我們也應當注意，并不是只要出賣人在與買受訂立買賣合同時將該房屋抵押給他人，買受人就可以向出賣人主張懲罰性賠償。從現有法律特別是合同法的規定來看，當事人一方在與另一方簽訂合同時已經將標的物抵押給他人，并不會必然導致該買賣合同無效或者被解除、撤銷，也并不必然會導致出賣人無法履行買賣合同的義務。關于這一觀點，我們可以從合同法第40條、第52條、第54條、第94條可以清楚地看出。所以，只有當出賣人將其出賣給買受人的房屋抵押給其他第三人后違反了上述四條款所規定的情形時，買受人才可依據合同法的具體規定與本解釋的規定向出賣人主張懲罰性賠償的責任。

5、出賣人訂立商品房買賣合同時，故意隱瞞所售房屋已經出賣給第三人或者為拆遷補償安置房屋的事實，導致合同無效或者被撤銷、解除的。

出賣人在出賣房屋時，不論其是故意隱瞞所售房屋已經出賣給第三人，還是已經將此出賣房屋作為拆遷補償安置房屋，此時對于買受人來說都屬于欺詐。因為其將房屋已經賣出，盡管出賣人可能會違反在先與第三人所簽訂的合同而將房屋實際交付給買受人，但是我們現在的經濟秩序及法律秩序中都不能對這種現象予以默認或鼓勵，必須予以嚴厲的制裁，來充分保證交易安全。所以，對于此類欺詐行為，歷來都是民法中規范及懲罰的重點。如果在這種情況下對其適用懲罰性賠償，可以達到民事制裁或懲罰的目的，不僅符合法理，也與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的條款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