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誹謗案如何處理

對于網絡誹謗案，當事人可以到公證處辦理保全證據，以侵害名譽權等原因為由，要求對方賠禮道歉、賠償損失、恢復名譽、停止侵害。如果情節(jié)嚴重的，當事人可以到法院起訴，交由法院處理。

其罪名如何認定?

(一)利用信息網絡實施尋釁滋事犯罪的認定

信息網絡具有兩種基本屬性，即“工具屬性”和“公共屬性”。人們把信息網絡作為獲取信息、買賣商品、收發(fā)郵件的有效途徑，說明信息網絡具有“工具屬性”。同時，信息網絡也是人們溝通交流的平臺，是現實生活的延伸，是社會公共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又具有很強的“公共屬性”。

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辱罵、恐嚇他人，情節(jié)惡劣，破壞社會秩序的犯罪行為。在現實生活中，對他人隨意辱罵或者恐嚇他人，情節(jié)惡劣的，構成尋釁滋事罪。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網絡信息的迅速擴散、不易徹底根除等特性，借助網絡辱罵、恐嚇他人，社會危害性更甚。

司法解釋規(guī)定編造虛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編造的虛假信息，在信息網絡上散布，或者組織、指使人員在信息網絡上散布，起哄鬧事，造成公共秩序嚴重混亂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條第一款第(四)項的規(guī)定，以尋釁滋事罪定罪處罰。

(二)利用信息網絡實施敲詐勒索犯罪的認定

以在信息網絡上發(fā)布、刪除等方式處理網絡信息為由，威脅、要挾他人，索取公私財物，數額較大，或者多次實施上述行為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條的規(guī)定，以敲詐勒索罪定罪處罰。

行為人通過信息網絡實施要挾、威脅行為，通常有兩種基本手段：

1、“發(fā)帖型”，即以將要發(fā)布負面信息為由相要挾，向被害人索取財物;

2、“刪帖型”，即先在信息網絡上散布負面信息，再以幫助被害人“刪帖”為由，威脅、要挾被害人并索取財物。

這兩種基本手段，實質上都是借助信息網絡，主動對被害人實施要挾、威脅行為，進而索取公私財物，完全符合刑法規(guī)定的敲詐勒索罪的構成要件，應以敲詐勒索罪追究刑事責任。

(三)利用信息網絡實施非法經營犯罪的認定及處罰

違反國家規(guī)定，以營利為目的，通過信息網絡有償提供刪除信息服務，或者明知是虛假信息，通過信息網絡有償提供發(fā)布信息等服務，擾亂市場秩序，構成犯罪的，即“個人非法經營數額在五萬元以上，或者違法所得數額在二萬元以上的;單位非法經營數額在十五萬元以上，或者違法所得數額在五萬元以上的”，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國務院《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對通過互聯網向上網用戶提供信息服務活動作出了明確規(guī)定。行為人違反國家有關規(guī)定，實施上述行為，情節(jié)嚴重的，應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

通過信息網絡向他人有償提供發(fā)布信息等服務，構成非法經營罪的，必須以行為人明知所發(fā)布的信息是虛假信息為前提。如果行為人不明知所發(fā)布的信息為虛假信息，即使收取了一定的費用，也不應認定為非法經營罪。但對于通過信息網絡向他人有償提供刪除信息服務的，不要求行為人明知所刪除的信息為虛假信息。

網絡誹謗犯罪主體有怎樣的刑事責任

1、發(fā)布者的刑事責任問題

由于網絡誹謗內容的發(fā)布者是犯罪的源頭，是犯罪行為的始作俑者，因而在一般情況下，網絡誹謗內容的發(fā)布者應當承擔網絡誹謗的全部或主要的刑事責任。網絡誹謗內容的發(fā)布者是指自己捏造可能損害被害人的虛假內容并將其利用網絡為媒介進行發(fā)布和傳播的主體，是網絡誹謗行為中最基礎、最關鍵的一環(huán)，是造成網絡誹謗行為之社會危害最直接的原因。

在部分國家和地區(qū)，如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qū)的法律規(guī)定中，誹謗是一種嚴格責任，不區(qū)分故意或過失，誹謗性言論一旦發(fā)表，錯誤就已經構成。而我國大陸刑法典則明確規(guī)定了誹謗犯罪屬于過錯責任，必須有主觀上的故意才可能構成犯罪。但需要指出的是，這里的故意僅需要行為人捏造并發(fā)布虛假內容，且知道該內容可能會給被害人的人格、名譽造成損害即成立，并不需要其明確認識到損害的嚴重程度。當然，筆者認為也應有例外情況，如行為人雖然客觀上發(fā)布了損害被害人人格、名譽的事實，但依據法律或法理其主觀上不應預料到這一結果的，則不應負刑事責任。

2、傳播者的刑事責任問題

網絡誹謗內容的傳播者，或稱之為轉發(fā)者，一般不應承擔刑事責任，但在特殊情況下，某些傳播者亦應負部分或全部刑事責任。根據調查統計表明，近70%的被調查者憑借自己的經驗與感覺判斷網絡內容的真實性，而62.5%的人則會把網絡上新奇或有趣的內容進行轉發(fā)與他人分享。

由此可見，普通民眾很容易輕信網絡上的內容并進行傳播，他們一般不具有明顯的主觀惡性，對普通傳播者進行刑事處罰會加大司法成本，更可能引發(fā)社會恐慌，導致言論自由的危機，故筆者認為對普通傳播者一般不應追究刑事責任。網絡誹謗的傳播者往往造成了誹謗言論危害的擴大，但這種結果只是從客觀事實上來講，假如沒有足夠證據表明傳播者在轉發(fā)時知道或者應該知道轉發(fā)的事件為捏造并且可能給被害人造成不法損害，則不應被認定為犯罪。但是，若有證據表明原本的網絡誹謗內容并未造成嚴重后果，而轉發(fā)人出于侵害被害人的目的而惡意地進行廣泛傳播，或者修改、夸大原虛假內容，最終導致發(fā)生嚴重損害后果的，則轉發(fā)人應承擔網絡誹謗犯罪的部分甚至全部刑事責任。

3、網絡管理者的刑事責任問題

網絡管理者在一般情況下也不應為網絡誹謗承擔刑事責任。網絡管理者包括服務器的供應商、服務器或專有網絡的管理者、論壇的版主、管理員等，他們主要負責提供網絡基礎服務、維護或維持一定范圍內網絡的基本秩序。這些管理者的一般工作主要是保證網絡軟硬件設施的正常運行，或檢查并糾正違反國家法律、政策的網絡行為，如若讓其一一驗證網絡發(fā)布內容是否真實、是否有誹謗他人之嫌，不免有些強人所難。

另外，即使管理者失職使得誹謗言論散布，也是出于過失，并不能以誹謗罪追究其刑事責任。美國著名的Stratton-Oakmont訴ProdigySvcs.Co。網絡誹謗案中，雖然判決中對網絡服務商進行了處罰，但這種判例并不多見，筆者認為并不可取。刑事處罰是最嚴厲的法律處罰，非必要的地步，不宜輕易動用。當然，如果網絡管理者協助他人進行網絡誹謗行為，則應認定為網絡誹謗的共犯，其行為性質已經轉化，與自己進行網絡誹謗行為無異，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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