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至今，受賄一直是一件被人名群眾深惡痛絕以及被統治者嚴厲打擊的事，對于那些受賄成癮貪得無厭的，我們的國家會像秋風掃落葉那樣嚴厲地對待他，但是，這世界上從來不少一時糊涂的人，也不缺一時糊涂后想及時改正的人，那么，新刑法受賄50萬退款后還會判刑嗎？

一、立案前退款的認定

（一）因當場無法拒收或未發現賄款，事后及時退還的

如當時的場合不適合拒收賄賂或由他人代收，行為人發現賄款后及時退還的，這種情形下行為人僅僅是暫時收下了錢物，主觀上則一直處于拒收的狀態，沒有受賄的故意，不符合受賄犯罪的構成要件，所以很明顯不是受賄。

（二）因掩飾犯罪而退款的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的《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第九條第二款明確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受賄后，因自身或者與其受賄有關聯的人、事被查處，為掩飾犯罪而退還或者上交的，不影響認定受賄罪。這種情況，一般是受賄已有一段時間，后來因為知道要被追查的消息，行為人迫于即將受到追究的壓力，為逃避刑事責任才退還賄款。這種情形下，行為人主觀上具有受賄的故意，客觀上實施了受賄的行為，退款行為為掩飾犯罪的違法行為，不僅不影響受賄罪的認定，其退贓行為也不應當得到法律的認同。此種情況下，退還給行賄人或紀檢、檢察機關的，固然不影響受賄罪的認定；退還給廉政賬戶的，完全是出于逃避罪責，不符合廉政賬戶設立的宗旨，也不影響受賄罪的認定，這一點也得到不少人民法院判例的支持。

（三）因行賄人索要而退款的

該情形本質上和上一種情況一樣，并不屬于主動退賄、真心悔過，完全出于迫于無奈、害怕行賄人舉報的客觀原因而退款的，應予認定為受賄。

（四）因認識轉變、真心悔過而退款的

該情形又可分為兩類：

1、接受賄賂后及時退款的。《意見》第九條第一款明確規定：收受請托人財物后及時退還或上交的，不是受賄。筆者認為，該款所規定的情況和上述第1種當場無法拒收或未發現、事后及時退還的情況不同，該款應適用于主觀上已經接受了賄賂、客觀上也實施了接收賄賂的行為，之后主觀認識上有個及時轉變的過程，認為接受賄賂是不對的，并及時退賄的情況，否則該款條文中“收受”應表述為“接收”，而且如果僅僅是當場無法拒收或不知情而暫時接收下賄款，主觀上并沒有受賄故意，這種情況明顯不是受賄，《意見》沒有必要作專門解釋。

2、受賄后雖未及時退款，但也沒有被紀檢部門、司法機關發覺，僅僅是出于主觀上擔心刑罰、內心醒悟而退款的。《意見》只規定了及時退還和故意掩飾犯罪而退還兩種情形，但對于介于這兩種情況之間的情形卻沒有提及。該情形是否認定為受賄犯罪，各方觀點不一。肯定說的主要理由為該情形符合受賄犯罪的構成要件，事后退款行為不應當阻卻之前的受賄故意和受賄行為，但在量刑時可以從寬處理。否定說的主要理由是應嚴格按照《意見》第九條執行，只有符合該條第二款規定的才屬于不及時退款，才應認定為受賄罪，反之則不應當認定。筆者從司法實踐出發，認為對及時應作廣義理解，只要是出于真心悔過等主觀原因，在司法機關查處其行為之前主動向行賄人或紀檢、司法機關、廉政賬戶退款的，可以認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以受賄罪處理，但為他人謀取利益，致使公共利益遭受損失或濫用職權的除外。理由如下：

(1)《意見》的出臺背景之一是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意見》第九條正是這一政策的具體體現：對于及時退款的，不認為是受賄行為，體現了寬容；對于知錯不改、故意掩飾的，明確表示不影響認定，體現了嚴格。而受賄人雖然沒有“及時”退款，但畢竟是出于主觀上幡然悔悟、真心悔罪而退款，現實生活中能夠做到這一點的人實在太少了，給這樣的人一次改正錯誤的機會完全符合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

(2)《意見》第九條第一款規定了及時退還的，不是受賄，按照正常的邏輯，第二款應接著規定未及時退款的，屬于受賄。但第二款卻強調的是為掩飾犯罪而退款的認定。因此，從兩款法條的邏輯關系可以看出《意見》制定者并不傾向于對未及時退還的一定要以受賄罪處理。

(3)根據廉政賬戶的精神，如果受賄后非因掩飾犯罪而將受賄款退給廉政賬戶，則可以“不問來源、不記姓名、不限時間”，一律視為拒收賄款。雖然對于廉政賬戶也有不少爭議，但目前不少省份仍在執行這一制度，客觀上對于挽救失足人員也有積極作用。既然退給廉政賬戶可以不限時間，那在法律對未及時退款如何認定沒有明文規定的情況下，只要不是出于掩飾犯罪的目的，未及時退款的不認為是受賄犯罪亦無不妥。

(4)從量刑規則上看，一旦認定為受賄犯罪，即使因主動退賄而從輕處理，一般只能降低一個量刑格（司法實踐中，降低兩個量刑格處理的情況只有在及其特殊的情況下、經過復雜的請示程序才能成為現實）。這樣，主動退賄數額超過10萬元的，最終可能要判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主動退賄數額不足10萬元的，最終可能被判決有罪，開除公職。而現階段，大部分被司法機關查處的受賄人雖然受賄數額都在10萬元以上，但不少都具有退贓、自首等從輕處罰的情節，最終往往也是被判處5-10年有期徒刑。兩相對比，不利于鼓勵行為人主動改過自新，反而讓人感覺退錢是有期限的，一旦過期退了也要做牢，而且這個期限又很模糊，還不如不退，增加了當事人的僥幸心理。當前受賄犯罪數額越來越大，沒有較好的懸崖勒馬的機制也是原因之一。

(5)根據《意見》規定，若要將此種情況認定為犯罪，必定要涉及證明退款及時不及時的問題。關于“及時”的認定，法律上沒有嚴格的期限規定，現實生活千變萬化，及時的標準會隨著請托事項的不同而不同，如為了某次招投標，錢權交易只要幾天就完成了；如果是為了某項工程，這個過程可能要以年計算。而且，對于及時的判斷也難以搜集具體的證據，很大程度上會依賴于主觀判斷，這樣不管是行為人還是檢察機關對罪與非罪都難以形成一個合理的預期。霍爾姆斯說過：“法律不是別的什么東西，而是一種預期。預期法院實際上將會做些什么，此外再無奢求，這就是我要用法律一詞來表達的意思”。

因此，筆者認為，以退款及時不及時作為判斷受賄成立與否的標準也是不科學的，沒有體現法律的預期功能，認定的關鍵在于判斷這種行為是否符合法律規定的犯罪的構成條件、該行為的危害性是否達到必須以刑法來追究的程度。在司法機關沒有發現的情況下，主動醒悟，退還賄款，如果沒有濫用職權、為他人謀利致使公共利益遭受損失的，可以認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以犯罪論處。

會否判刑還要視情況而定，比如如果是因為無法推拒的尷尬的理由不小心被受了賄，在發現后立刻自動自覺地歸還的，那自然是不算受賄的，也就不會被判刑了，但是，一旦構成了受賄行為，及時主動退了款，也是構成了犯罪行為，頂多刑量減輕些卻也是仍然會被判刑的。律霸竭誠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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