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案情

2006年3月13日，被告人楊某與韓某簽訂房屋買賣合同，將其位于余姚市城東新區萬豐苑15幢103室的房產以348000元人民幣的價格轉讓給韓某。合同簽訂后，被告人楊某從韓某處拿去購房款人民幣288000元，將房屋鑰匙及購房原始發票交給韓某，并口頭約定余款60000元待房產過戶后付清。同年10月下旬，被告人楊某因債務所逼，遂產生再次出賣上述房產騙取錢財的犯意，而后采用聲稱購房原始發票已遺失等欺騙手段，從所在村領取了其戶下的萬豐苑15幢103室的房產證一本，同時更換了該房屋的門鎖。同年11月1日，被告人楊某與陳某簽訂了一份“房屋買賣協議書”，約定“將上述房屋出售給陳某，房屋售價為人民幣300000元，款于同日一次性付清?！焙箅p方口頭約定房屋售價變更為200000元。之后，被告人楊某在僅取得陳某給付的人民幣75000元的情況下，與陳某一起在本市辦證中心辦理了房產過戶手續。同年11月11日韓某向余姚市公安局報警而案發，被告人楊某于同月15日被余姚市公安局民警抓獲。韓某支付的288000元購房款已被被告人楊某用于個人賭博、歸還賭債及個人揮霍。

2007年4月30日，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判決認定被告人楊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隱瞞房屋已被出賣的事實，又就同一標的物利用前房屋買賣合同的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的錢財，數額巨大，其行為已構成合同詐騙罪。公訴機關指控的罪名成立。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楊某詐騙數額特別巨大不當，應予糾正。

二、分歧意見

本案爭議的焦點集中在于合同詐騙罪中非法占有故意的認定以及非法占有故意產生時間的確定上，圍繞這兩個問題有以下分歧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被告人楊某把同一處房產賣出兩次，這種一房二賣的行為在現實生活中非常普遍，屬于民法上的合同糾紛，應按照民事案件來處理，楊某的行為不構成犯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被告人楊某就同一處房產與韓某簽訂房屋買賣合同，并收取了韓某的大部分購房款，卻采用拖延、換鎖等手段秘密的將該處房產又賣給了善意第三人陳某并辦理了房產過戶手續，此時楊某理應將收取的韓某的購房款返還，但楊某已將韓某的購房款揮霍殆盡，收取的陳某的購房款也用于還債等個人消費，根本沒有返還的意思，因此楊某主觀上非法占有韓某的購房款的故意非常明顯，被告人楊某騙取了被害人韓某的購房款28萬余元，詐騙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

第三種意見認為，被告人楊某的行為構成了合同詐騙罪，理由與第二種意見類似，不同的是，認為楊某詐騙的對象是第三人陳某，騙取的購房款數額為7萬余元，因此，楊某詐騙數額巨大，而非特別巨大。

三、法理評析

(一)合同詐騙犯罪與一般合同糾紛的區分

“一房二賣”的行為在市場交易過程中經常發生，大家普遍認為，該行為僅僅是履行合同過程中的違約行為，屬于單純的合同糾紛。一般很難將其與合同詐騙犯罪聯系起來，其實不然。在司法實踐中，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犯罪已成常發態勢。區分合同詐騙犯罪行為與一般合同糾紛的關鍵點就在于行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

合同糾紛，是指合同雙方當事人在履行合同過程中為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所發生的爭議。合同糾紛與合同詐騙有許多相似之處：第一，兩者都產生于民事交往過程中，都以合同為主要特征;第二，在合同簽訂之后，合同都沒有履行或未完全履行;第三，兩者都表現為由虛構實施或隱瞞真相的行為，即存在欺詐。盡管合同糾紛與合同詐騙有許多相似之處，但二者之間也有本質的區別。區別的關鍵在于是否有非法占有對方當事人財物的目的。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只想單方面享受合同所規定的權利而不履行合同義務，根本沒有履行合同的意思。所以，非法所有或占有對方當事人的錢物是合同詐騙犯罪行為人的目的，其欺騙行為就是在非法占有或所有的目的支配下實施的。而合同當事人是在平等互利、協商一致、等價有償的原則上簽訂合同，并希望通過合同履行，互惠互利，實現正當的經濟目的，獲得合法的經濟利益，賺取合法利潤。故合同糾紛當事人不具備故意騙取和非法所有、占有的目的和動機。

根據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2條規定，行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認定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經濟合同進行詐騙：

(1)明知沒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有效的擔保，采取下列欺騙手段與他人簽訂合同，騙取財物數額較大并造成較大損失的：①虛構主體;②冒用他人名義;③使用偽造、變造或者無效的單據、介紹信、印章或者其他證明文件的;④隱瞞真相，使用明知不能兌現的票據或者其他結算憑證作為合同履行擔保的;⑤隱瞞真相，使用明知不符合擔保條件的抵押物、債權文書等作為合同履行擔保的;⑥使用其他欺騙手段使對方交付款、物的。

(2)合同簽訂后攜帶對方當事人交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定金、保證金等擔保合同履行的財產逃跑的;

(3)揮霍對方當事人交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定金、保證金等擔保合同履行的財產，致使上述款物無法返還的;

(4)使用對方當事人交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定金、保證金等擔保合同履行的財產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致使上述款物無法返還的;

(5)隱匿合同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定金、保證金等擔保合同履行的財產，拒不返還的;

(6)合同簽訂后，以支付部分貨款，開始履行合同為誘餌，騙取全部貨物后，在合同規定的期限內或者雙方另行約定的付款期限內，無正當理由拒不支付其余貨款的。

另外，根據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下發的《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所確定的規則，在司法實踐中，認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應當堅持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既要避免單純根據損失結果客觀歸罪，也不能僅憑被告人自己的供述，而應當根據案件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在處理具體案件的時候，對于有證據證明行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因不具備簽訂合同的主體條件而采取了欺騙手段獲取對方當事人的財物，案發時有可能履行合同約定義務，或能夠歸還有關款物，或者案發時不能歸還對方當事人的款物是因為意志以外的原因，如經營不善、市場風險等，不能以合同詐騙罪定罪處罰。

在本案中，楊某在與韓某簽訂房屋買賣合同還未辦理房屋過戶登記時，又將該房屋轉賣給了陳某并辦理了房產過戶手續。為了獲取更高的經濟利益，將房屋以更高的價格賣給第三人，在這種情況下，善意第三人取得房屋的所有權，而賣主對另一方合同當事人要承擔違約責任，即退還購房款賠償其它損失。而本案中的楊某，一房二賣的行為并非為了獲取更高的經濟利益，而是為了非法占有韓某的財物。楊某在與韓某簽訂房屋買賣協議后，又對韓某隱瞞事實真相，反而將房屋以較低的價格賣與陳某，而本應承擔違約責任返還的購房款也早已被韓某賭博揮霍殆盡。因此，根據《解釋》的規定，楊某的行為應認定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經濟合同進行詐騙，構成了合同詐騙罪。

(二)非法占有的故意形成于合同簽訂之時，還是之前，抑或形成于簽訂合同之后

關于合同詐騙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形成時間，存在不同的認識。有人認為，本罪的故意只能產生在簽訂合同時或之前。如果行為人簽訂合同時并無非法占有的目的，也無任何欺詐行為，則合同是有效的。此時，行為人依有效合同取得相對人財物實際上是依合同而享有的權利，其取得財物為合法占有，行為人是不可能產生非法占有目的的。如果說有故意，那么它或是民法上不履行債的故意，或是侵占罪的故意，而不可能是詐騙的故意，因而不會構成合同詐騙罪。[1]我們認為，將非法占有的目的形成時間局限于合同簽訂前或者合同簽訂時，是十分片面的。首先，就刑法第224條的規定來看，明確了合同詐騙犯罪發生“在簽訂、履行合同”的過程中，就是說，既可以發生在簽訂合同的過程中，也可以發生在履行合同的場合。人為限制合同詐騙的主觀故意只能發生在簽訂合同前或者簽訂合同時，排斥履行合同時的詐騙，是缺乏法律依據的;其次，行為人簽訂合同時雖然沒有非法占有目的，但在合同簽訂之后，由于種種原因致使合同無法履行，從而產生詐騙故意。行為人為了達到侵吞對方財產的目的，采取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手段欺騙對方，這完全符合合同詐騙罪的主客觀特征，沒有理由限制行為人的主觀目的只能是產生在簽訂合同前或簽訂合同時。

合同簽訂之前在非法占有他人財物故意的支配下，實施詐騙他人財物的行為，行為人的性質比較容易認定。但在合同簽訂之后，合同的履行過程中產生非法占有故意的情形，對行為性質的認定卻常有爭議，如前面所論述到的合同糾紛與合同詐騙的區分。在合法取得他人為履行合同而交付的財物以后，不履行相應的合同義務，他人對行為人享有的是相應的合同債權，是否構成合同詐騙罪，應做具體分析：首先，行為人在取得對方財物以后，將該財物用于生產、經營或者其他合理用途的，由于種種原因客觀上無法履行自己的合同義務。此時，不論如何都不能構成合同詐騙罪;其次，行為人取得對方當事人的款物以后，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但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拒不履行合同。對這種情況也不能一概而論，也要具體分析：(1)對方當事人可以通過救濟手段實現自己債權的，宜作為合同糾紛處理，不構成合同詐騙罪。因為這種情況下，行為人先行取得他人財物是合法的，即使行為人主觀上產生了非法占有目的，但客觀上，行為人沒有積極的占有行為，對方仍可以通過私力救濟的途徑取回自己的財物。(2)行為人在取得對方當事人的款物后，積極實施了使他人債權永久滅失無法實現的行為，應認定為合同詐騙。在此種情況下，行為人不是單純地不履行合同義務，而是實施了使對方當事人債權不能實現的行為。行為人取得對方當事人財物后，在非法占有目的的支配下，采取種種手段完全排除權利人債權的實現，與直接占有他人財物本質上并沒有什么區別。[2]

本案中的楊某，在與韓某簽訂購房協議并取得部分購房款后，產生非法占有該購房款的故意，遂采取種種欺騙手段，將房屋又賣給第三人陳某并辦理了過戶手續，而楊某從韓某處取得的購房款也被其揮霍豪賭一空，使韓某的債權永久滅失無法實現。在這里，我們可以明確的是楊某詐騙的對象是先前與之簽訂合同的韓某，而非之后的陳某。

(三)楊某詐騙的對象是韓某還是陳某

關于楊某詐騙的對象問題，也即楊某詐騙的數額是巨大還是特別巨大的問題，我們可以用民法上的物權制度來予以分析。物權破除債權是物權優先效力的表現之一，它是指就債權的特定標的物成立物權時，該物權可基于其優先效力破除債權，使已成立的債權歸于消滅。在這種情況下，債權人不能請求物權人交付原債的標的物，只能請求原債務人承擔違約責任。[3]本案中的楊某，作為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自然人與具備完全民事能力的第三人陳某，通過合同的方式取得法律允許自由流動的財產——房屋，并且辦理了不動產過戶登記手續，況且也無證據證明第三人陳某在取得房屋時是出于惡意(即知道該房屋已經賣給了韓某，只是還未辦理轉移登記)，因此，該第三人陳某取得該房屋的所有權。此時，韓某只能請求楊某承擔違約責任，返還購房款并賠償損失。因此，我們認為本案中的楊某非法占有的是韓某的購房款，而非第三人陳某的購房款，因此，楊某合同詐騙的財物數額是特別巨大，而非巨大。

綜上，我們認為，楊某在簽訂合同之前、之時并無非法占有的故意，但合同詐騙罪并沒有限定其主觀故意必須產生于合同簽定之前或之時，即合同詐騙的故意也可以產生于合同簽訂之后，結合民法上的物權優先制度，可以判定楊某合同詐騙的對象是韓某，因此，楊某合同詐騙的數額是特別巨大，而非法院判決認定的巨大。

相信大家從上文已經找到有關合同詐騙罪的答案了吧。如果您還有其他疑問或者情況比較復雜，律霸網也提供律師在線咨詢服務，歡迎您進行法律咨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