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行醫行為是非法行醫罪客觀方面最重要的內容。所謂“非法行醫”就是非法主體擅自實施醫療業務，而醫療業務是指以反復、持續的意思實施以醫療行為為內容的活動，醫療行為則是指運用醫學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為接受醫療者消除或緩解疾病、減輕身體痛苦、消除或者減輕其對藥物或者毒品等的病態依賴、延長生命、改善身體功能與外觀、矯正畸形或者幫助或避免生……非法行醫行為是非法行醫罪客觀方面最重要的內容。非法行醫，雖只寥寥四字，但其中卻蘊涵著極為豐富的內容。為充分認識非法行醫罪的客觀方面，本文擬對非法行醫行為作一較為深入的剖析。一、非法行醫罪之“非法行醫”所謂非法行醫，是指未取得醫生執業資格，擅自從事醫療業務活動。非法行醫罪是職業犯，因此只要沒有取得醫生執業資格而像具有執業資格的人一樣從事醫療業務活動，就是非法行醫。主體資格不合法，而醫療業務活動合法的情況是不存在的。必須將主體資格不合法與不合法的主體擅自從事醫療業務活動這兩方面結合起來認識非法行醫。借用公式形式表示非法行醫行為，即為：非法行醫=非法主體+擅自行醫在這一公式中，非法行醫之違法性主要體現在行醫主體資格不合法上，至于醫療業務行為是否違反醫務工作規章制度，則在構成非法行醫罪時在所不論，但在認定本罪的結果加重犯時具有一定的意義。非法行醫既然是非法主體加行醫，而非法主體主要是本罪主體所要討論的問題，因此，在本罪的客觀方面，行醫就成為認定的關鍵。二、非法行醫之“行醫”關于“行醫”，有學者認為有兩種含義：一是單指為人看病的行為；二是以為人治病為業，即開業行醫。(注：曹子丹、侯國云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精解》，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06頁。)筆者認為，在非法行醫罪中，應取第二種解釋，即行醫是指以實施醫療行為作為其職業或者業務的行為。非法行醫罪是職業犯，要求行為人須將某種行為作為職業或者業務而反復實施。業務是指人們按照社會生活上的地位而持續或反復地從事自己選定的事務。對于業務，不區分其事務屬于公還是私以及是否有報酬利益，而且不問他從事的是主要的事務還是輔助的事務。(注：[日]木村龜二主編：《刑法學詞典》，上海翻譯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632頁。)對于醫療業務，我國臺灣地區“行政院衛生署”曾解釋說，醫療業務是指以醫療行為為職業者而言，不問是主要業務或附屬業務，凡職業上予以機會，為非特定多數人實施之醫療行為均為醫療業務，但醫療業務不以收取報酬為要件。對于這里所指的附屬業務，臺灣有學者認為，是指為完成主要業務所附隨之準備工作與輔助事務，且此項附隨之業務，不問與業務系直接或間接之關系，均屬于其所執行之業務范圍。(注：黃丁全：《醫事法》，月旦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頁。)對于醫療業務，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把握其特點：第一，醫療業務是以實施醫療行為為內容的業務活動。關于何為醫療行為，容后文詳述。第二，行為人須反復或者持續的實施醫療行為或者至少須以反復、持續的主觀意思實施醫療行為。如果行為人缺乏反復、持續地實施醫療行為的主觀意思，只是在特定的情況下偶然地實施了醫療行為，不能認為是醫療業務。例如，某甲，沒有醫生執業資格，答應某乙的請求，商定以1800元的價格為某乙之子某丙戒除毒癮。某甲在沒有對某丙進行必要的體格檢查和對其毒癮程度了解的情況下，便照搬其利用工作之便抄來的一張戒毒處方為某丙戒毒。在對某丙使用了大劑量藥品時，某丙有不良反應，后經送醫院搶救無效死亡。(注：張明楷編著：《刑法學(教學參考書)》，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42頁。)在這一案例中，某甲沒有反復、持續地實施醫療行為的主觀意思，僅僅偶然地實施了一次醫療行為，不能認為其從事了醫療業務，因此，對其不能以非法行醫罪定性，而應以過失致人死亡罪論處。反之，如果行為人以反復、持續的主觀意思實施醫療行為，即使只實施了一兩次醫療行為即被查處，也應認定為其進行了醫療業務活動。例如，某甲未取得醫生執業資格，即于鬧市中租房開辦診所，但僅開業一天，治療了幾個病人即被衛生行政部門查處。在此案中，某甲租房辦診所的行為已經很清楚地表明了他主觀上具有反復、持續地實施醫療行為的意思，即使其診所僅開業一天，也應認定為進行了醫療業務活動，屬于非法行醫行為，當然，其行為是否構成非法行醫罪，還應當考察其行為是否達到情節嚴重的程度。第三，醫療業務不以不間斷性為條件，只要反復實施醫療行為，即使行為之間存在間斷，也是醫療業務。醫療業務亦不要求行為人將行醫作為唯一職業，行為人在具有其他職業的同時，將行醫作為副業、兼業的，也屬于非法行醫。(注：陳興良主編：《刑事法判解》(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頁、第54-55頁。)第四，醫療業務不要求行為人主觀上具有營利目的。這也是職業犯與營業犯的主要區別。有學者認為，判斷行為人是否行醫的標準有二：一是行為人開展了醫療活動，二是行為人通過醫療活動收取了費用。筆者認為，以這兩條標準認定行醫行為值得商榷。首先，無論是開展醫療活動還是通過醫療活動收取費用，都不能劃清行醫行為與偶爾實施醫療行為之間的界限；其次，盡管在實踐中非法行醫者大多通過非法行醫行為收取了費用，但我們仍不能排除有人只實施了非法行醫行為，而未收取費用的情況存在；再次，我國刑法第336條第1款規定的非法行醫罪，并未要求行為人具有營利目的，因此，沒有營利目的的人實施非法行醫行為，情節嚴重的，仍應以非法行醫罪論處。如果將行為人的非法行醫行為限定為“通過醫療活動收取了費用”，無疑縮小了非法行醫罪的外延，這不僅于法無據，而且可能會放縱犯罪。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所謂醫療業務，是社會分工的一種，是指行為人以反復、持續的意思實施以醫療行為為內容的活動。既然行醫是指以實施醫療行為作為職業或者業務，那么，如果行為人沒有實施醫療行為，就不能認定為行醫，因此，界定醫療行為又成了認定行為人行醫的關鍵所在。三、行醫之“醫”在這里，行醫之“醫”，就是指醫療行為。對于何為醫療行為，目前我國大陸刑法學者多未作出定義式的界定，而是僅僅列舉了醫療行為或者非法行醫行為的表現形式，由此可見界定醫療行為之困難，但也有學者對此作出了努力，認為，醫療行為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的醫療行為，是指出于醫療的目的所實施的行為，包括疾病的治療與預防、生育的處置、按摩、針灸等符合醫療目的的行為；狹義的醫療行為則是指廣義的醫療行為中，只能由醫師根據醫學知識與技能實施，否則便會對人體產生危險的行為。非法行醫罪中的醫療行為應是指狹義的醫療行為，即醫療、預防、保健業務中，只能由醫師根據醫學知識與技能實施，否則便會對人體產生危險的行為。(注：陳興良主編：《刑事法判解》(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頁、第54-5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