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爾濱在近些時間段里出現了很多利用自己職務的進行各種侵害公眾的犯罪活動，而此時受到損害的公民在面對侵害方的勢力時就會通過委托律師來增加自己訴訟的勝率，但是職權犯罪想要讓律師介入首先就得了解其參與的相關知識。那么，哈爾濱職務犯罪律師如何參加？

一、哈爾濱職務犯罪律師如何參加？

監察委員會調查期間律師的參與至少應與刑訴法第三十六條所規定的偵查階段律師所擁有的權利相一致，標準決不能低于此，否則，難以令人信服。關于律師介入時間問題上則應分情況予以說明：

(一)律師介入調查程序的時間

現有刑訴法規定，犯罪嫌疑人自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被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托律師作為辯護人。在檢察機關的職務犯罪偵查部門并入監察委的情況下，在線索查辦過程中有時很難厘清究竟是紀委的紀律審查還是監察委的職務犯罪偵查，更何況，一些違紀行為與違法犯罪行為的界限本身就難以區分。這就給了紀委、監察委更大的自由裁量權，為律師及時介入，為當事人提供高效法律服務帶來了障礙。如紀委以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為由啟動立案調查程序，但是，在調查過程中發現違紀對象還有貪污等違法犯罪行為，那么，律師介入的時間應該如何確定就值得商榷。在上文的論述中，我們討論了目前情況下對監察委查辦案件路徑的考察，下面我們分別予以論述在不同情況下律師介入案件的時間。

1.對于設置違法監察室情況下律師的介入時間

在監察委區分專門的違法監察室情況下，筆者認為對于普通的違紀線索，紀檢監察室進行初核之后，對于某些線索可能涉及職務犯罪的，紀檢監察室會將這些線索移送至違法監察室，由違法監察室對線索進行繼續審查。經查，若發現職務犯罪問題，則由違法監察室對線索進行刑事立案并調查。對于律師介入的時間，刑訴法的規定是“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但是從目前來看，在監察委的改革中并沒有出現監察委是否能使用強制措施的規定。《試點決定》中僅規定了“調查措施”[《試點決定》)規定，監察委員會可以采取談話、訊問、詢問、查詢、凍結、調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驗檢查、鑒定、留置等措施。]，但是其所列舉的具體措施并未包含現行刑訴法中的強制措施的任何一種，因此刑事訴訟法中的五種強制措施監察委員會能否適用尚存疑，那么律師介入的時間是否參照刑事訴訟的介入節點就值得探討。筆者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律師的介入時間是可以參照刑訴法的規定的，在監察委員會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留置措施之日起可以介入。“第一次訊問”這個時間節點比較好理解，但為什么是采取留置措施之日起，原因如下：

首先，留置和強制措施類似。“留置”一詞在此前的監察體制中并無出現，在《行政監察法》、《刑事訴訟法》等中也未有此表述。如何實施留置權，具體的期限、方式和方法等有關問題，尚待試點進一步給出答案。但監察委試點中的“留置”本質上是一種調查措施，其在具體性質上和強制措施類似，是為了保證調查活動的順利進行，依法對被調查人所采取的在一定期限內暫時限制或剝奪其人身自由的一種法定強制方法。

其次，“留置”在《警察法》中就屬于一種行政強制措施。《警察法》規定對有違法犯罪嫌疑的人員，經公安機關批準，對其繼續盤問，對被盤問人的留置時間不超過24小時，在特殊情況下，經縣級以上公安機關批準，可以延長至48小時。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執行《警察法》有關問題的解釋中稱，在留置期間，公安機關應當保障被盤問人的合法權益，嚴禁對被盤問人刑訊逼供或者體罰、虐待。

再次，留置應適用于嚴重違紀涉嫌違法犯罪的調查對象。現有留置權未規定適用范圍，對于一般的違紀行為是否能適用留置措施存疑。但實際上留置和現有紀委調查措施中的“兩規”比較類似，現有被適用兩規措施的調查對象一般情況下最后都被移送到檢察機關，被追究刑事責任。也有觀點認為，留置措施會取代“雙指”和拘留。[監察委員會“留置”措施解析，執檢陳，載刑事執行。]但無論是與“兩規”相協調，還是取代“雙指”，其在性質上已等同于刑事拘留，為防止留置權的濫用，留置應該是適用于嚴重違紀涉嫌違法犯罪的調查對象。既然留置適用于追究犯罪，那么律師介入也是應有之義。

最后，律師在留置階段介入可以保障被調查人在留置期間的訴訟權利。長時間以來“兩規”因實施隱秘且缺乏制度約束而備受爭議，逼供等違法取證情況時有發生。律師介入，為被調查人提供法律幫助可以保障被調查人的權利。

綜上所述，留置類似于刑事訴訟法中的強制措施，對于設立專門違法線索查辦監察室的情況下，可以參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被調查人被監察委員會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留置措施之日起，可以委托辯護人。

2.對于不設置具體違法線索監察室情況下律師何時介入

在現有紀檢檢察機關查辦案件的路徑下，紀檢監察機關一般是把違紀問題的調查和違法犯罪的偵查合二為一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律師何時能介入為調查對象提供法律幫助就成為問題。有學者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應將紀檢監察機關的調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對違紀線索的查辦階段，第二個階段則是對違法線索的調查，律師在第二個階段才能介入調查。筆者認為對紀檢監察工作來說，違紀行為的調查和違法行為的調查實際上是不可能進行分割的，人為的把調查過程分為兩個階段忽略了紀檢監察工作的業務特點。

筆者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下，紀檢監察機關應以為社會公眾所知悉的方式將被調查人可能涉嫌刑事犯罪的情況向社會公開，從公開之日起，被調查人可以聘請律師提供法律幫助。關于此點，在《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監督執紀工作規則》里可以找到契合點，《規則》第二十六條第四款規定“對于嚴重違紀涉嫌犯罪人員采取審查措施，應當在24小時內通知被審查人親屬。嚴重違紀涉嫌犯罪接受組織審查的，應當向社會公開發布。”那么若接下來的細則能對嚴重違紀涉嫌犯罪接收審查應該公布的時間規定的更細的情況下，律師在“向社會公開發布”之后介入案件也是合適的。

(二)監察委員會調查期間的律師權利

在現代法治國家，刑事訴訟活動最基本的要求之一是，凡受指控者，在未依法證實有罪之前，應有權被視為無罪;而在判定對他的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時，其完全平等地有資格享受的最低限度的保證之一是有相當時間和便利準備辯護并與自己選擇的律師聯系。偵查權本身具有單向性、強制性、秘密性的特點，隨著監察委員會開始對職務犯罪案件行使調查權，“偵查”的秘密性和強制性的特點將進一步強化，因此如何保障處于相對弱勢方的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辯護律師的參與，以及辯護律師參與程度的大小顯得尤為重要。

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六條規定，辯護律師在偵查期間可以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代理申訴、控告;申請變更強制措施;向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關情況，提出意見。監察委員會改革后，監察委員會對職務犯罪案件進行“偵查”，考慮到職務犯罪案件的特點和監察委員會的具體情況，筆者認為，對于監察委在調查期間辯護律師所享有的權利，至少應當與非職務類案件的辯護律師在偵查期間的權利保持在相當水平。

一方面，從監察委員會調查的對象主要是職務違法和職務犯罪行為，對于職務犯罪案件主要靠言辭證據來認定案件事實，尤其對于行賄受賄類案件，對事實的認定基本上來源于行受賄雙方的供述，對于這類過分依賴口供的案件，辦案機關為了獲得犯罪線索或者有罪的供述，可能會產生刑訊逼供的傾向，對被調查者的人身權利構成威脅。另外，由于“偵查”過程本身是封閉的，除辦案機關外，外界無法了解“偵查”的過程和所處的階段，辯護律師是犯罪嫌疑人和外界聯系的唯一紐帶，辯護律師通過會見，了解辦案的過程，維護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利，防止犯罪嫌疑人的權利受到潛在的威脅。另一方面監察委員會整合黨的紀檢監察機關的職權，行政機關的監察職權以及檢察院對涉嫌刑事違法的職務行為的監督職能，對于集中力量打擊職務貪腐的行為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權力是把雙刃劍，權力的集中導致權力過大將會產生濫用的風險，監察委員會權力的行使需要監督，尤其需要外部的監督。辯護律師在偵查階段為被調查者提供幫助，對于監察委員會可能的違法行為提出申訴和控告，是外部監督的重要方面。

因此，偵查階段辯護律師的介入既符合現代刑事訴訟注重程序價值、保障人權的價值取向。也對監察委員會的權利行使起到監督作用。具體而言，辯護律師在偵查期間應當享有如下權利：

1.會見權。對于被限制人身自由的被調查者而言，會見是辯護律師接觸被調查者的唯一途徑，律師行使會見權是整個辯護權的重要基礎，一方面，只有當律師順暢地見到犯罪嫌疑人才能更詳盡的了解案情，以此后續的辯護職能才能順利開展;另一方面，對于犯罪嫌疑人而言，律師的會見能保證其基本的知情權，對于維持控辯雙方的平衡起著重要作用。

2.提供法律幫助權。律師在會見犯罪嫌疑人之后，可以向其提供一些法律幫助，如解答嫌疑人對于法律的疑問;有關人員的回避的法律規定;告知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有如實回答的義務，以及與本案無關的問題有權拒絕回答的權利等等。

3.代理申訴控告權。律師通過會見犯罪嫌疑人，對案情做出了全面的分析后認為犯罪嫌疑人不夠成犯罪的，或者指控的罪名不恰當的，或者犯罪嫌疑人有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情形的，可以代理犯罪嫌疑人向有關機關提出申訴，要求予以糾正。若有刑訊逼供、暴力取證等違法行為的律師可以代為控告。

4.申請變更、解除留置措施。如前文所述，留置的性質和強制措施一致，是一種對于人身自由的限制或者剝奪，對于嚴重的刑事犯罪方可適用該措施。對于采取留置措施不合理時，辯護律師應當能夠申請變更留置措施，留置期限屆滿，申請解除

5.意見表達權。對于調查終結的案件，在移送審查起訴之前，應當給予辯護律師發表意見的權利，辯護律師提出要求的，調查機關應當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并且記錄在案。

總之，不管是哪個地區出現了職務犯罪都是國家所不能縱容的情況而絕對要讓檢察院通過公訴來追究責任的，而律師在當中就起到了幫助被害人索要自己的損失的職責，但被委托的律師想要參與其中首先就得知道自己涉及案件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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