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當前賄賂犯罪的新特點（一）賄賂犯罪的形式新1．賄賂媒介物新。改革開放以來，權錢交易的形式和手段不斷翻新，賄賂的媒介物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變化不斷出現新品種。除了典型的金錢交易外，一開始時是送收食品、衣服等日常生活資料，再后來是送收彩電、冰箱等高檔生活資料，接著是送收鋼材、電腦等生產資料。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生產要素參與社會分配，股權、股份、股票等資本性生產要素也成了權錢交易的新鮮媒介物。2．行賄犯罪的主體在泛化。社會中的許多人雖然痛恨腐敗，但是自己辦事時，為了快捷或者取得更多的競爭優勢，首選就是賄賂那些有權者，呈現出每個受賄者背后都有一大批行賄者的局面。3．商業賄賂的行為方式呈現出新的變化。從法理上講“凡是以賄賂促成商品交換，無論賄賂的具體形式是什么都屬于商業賄賂行為”[1]。4．影響力交易盛行。利用本人實際影響力或者想象中的影響力，來為相關人行賄或者索賄的行為，在現實生活中增多，因為相應的行為并不能為我國刑法所規定的斡旋受賄罪所包括，而在現實中盛行。（二）賄賂犯罪的空間新1．賄賂的地域新。隨著我國經濟全球化的步伐加快，賄賂的廣度也隨之加大，出現了跨國公司跨國賄賂的問題、中國公司海外賄賂的問題、國外政府性機構及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派駐在我國的人員賄賂等問題。2．賄賂犯罪的邊界“新”。市場經濟在社會中確立了自身的權威，也必然影響到刑事領域，比如商業慣例與商業賄賂之間的關系，現實中有時很難區分這兩者的邊界。賄賂犯罪的邊界，已經遠不同于計劃經濟時代，大量邊緣職務犯罪的存在，使得罪與非罪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其給社會帶來的危害越來越不可估量。3．行賄者的道德底線不斷創新低。“性賄賂”、“賭博賄賂”，甚至出現了“殺人賄賂”。在行賄的菜單中，不僅將自己的財物及財產性的利益作為賄賂的媒介，甚至將自己的人格與尊嚴，也作為了賄賂的媒介物。這樣的道德底線的降低，也使得賄賂對于社會的危害性，不僅體現在經濟方面，甚至體現到了社會治安領域。賄賂對于社會的危害性呈現出全方位的特征。（三）打擊賄賂犯罪的非理性化1．犯罪黑數大，打擊賄賂犯罪呈現或然化的現象。賄賂犯罪屬于一種對合性的犯罪，賄賂使得行賄與受賄方均能獲益，在這樣的情況下，利害的關聯，使得賄賂犯罪的告發機制十分微弱，同已經受到打擊的賄賂犯罪相比，犯罪黑數巨大。2．打擊賄賂犯罪呈現出非理性的重刑化傾向。懲治賄賂犯罪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實現刑罰的一般預防功能。但是，賄賂犯罪的滋生態勢使得刑罰的預防功能趨于失效，其突出表現在行業腐敗及行業監管機構被俘獲現象嚴重。賄賂犯罪呈現出比較明顯的行業化的特征，比如交通局（廳）長收受賄賂的問題、房產局（廳）長收受賄賂的問題呈現出大面積泛濫之勢。由于刑罰對賄賂犯罪的預防功能趨于失效，事實上做不到“手莫伸，伸手必被捉”，于是就通過加大對被發現的賄賂犯罪的打擊力度，來實現管理國家、安撫百姓的目標。在這樣的情況下，重刑就成為對賄賂犯罪進行判決的重要依據，也成為普通公民的強烈愿望。3．打擊賄賂犯罪的力度與賄賂罪的適用范圍成反比。反思二十多年的反賄賂立法，我們發現1979年以來，我國反賄賂犯罪立法方面呈現出兩個特征：一是刑罰的力度越來越大，從1979年《刑法》的行賄最高刑為有期徒刑三年到1997年《刑法》最高刑為無期徒刑，法律不可謂不嚴厲；二是刑罰的適用范圍越來越小，從1979年《刑法》只要行賄就構成犯罪到1997年《刑法》規定只有行賄謀取“不正當利益”才構成犯罪。行賄的處罰力度越來越大，看起來響應了世人反腐敗的要求，但是刑罰適用的范圍越來越狹窄卻是一種實際上對于犯罪的放縱，正是因為“不正當利益”的認定困難，使得一大批行賄者在享有行賄利益的同時全無行賄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