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盡管目前我國已初步建立起商業賄賂的治理機制，但受傳統治理理念的影響，商業賄賂治理機制并未凸顯獨立價值，而治理依據滯后、治理對象標準模糊，治理環節的外在性造成治理措施難以落實、治理效率無法提高的窘境。因此，完善我國商業賄賂治理機制必須著手于治理機制的創新。在更新治理理念、完善治理體制的基礎上，明確治理對象，健全治理依據，最終形成以國家為主導的社會共同治理模式。【關鍵詞】商業賄賂治理機制創新商業賄賂的治理，是我國在社會轉型時期針對商業賄賂對市場經濟體制的巨大破壞及對社會誠信體系的嚴重威脅而采取的積極應對措施。始于2005年8月的商業賄賂專項治理斗爭，將治理工作的重點置于商業賄賂案件查辦和商業賄賂長效治理機制的積極探索上，確保了商業賄賂治理工作的深入開展。治理商業賄賂的實踐，不僅檢驗了中國現行商業賄賂治理思路的適當性，也促進了商業賄賂治理機制的不斷深化與完善。一、商業賄賂治理機制內容及運行（一）治理理念與治理體制商業賄賂治理理念的確立是構建雙重危害性。一方面，商業賄賂是發生在經營者市場交易活動中的行為，充分認識商業賄賂的危害性質，是構建完善的商業賄賂國家治理機制的基礎。對已建立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而言，商業賄賂多表現為對公平競爭秩序的侵害，更多具有經濟侵害的性質。但是，對處于轉型期的中國而言，商業賄賂則明顯破壞了公平競爭秩序，是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巨大障礙；另一方面，公共權力雖在逐步退出市場，但仍存在權力過分干預市場的問題，導致權力與市場邊界的模糊。由于國有經濟占據主導地位，存在大量的經營性資產和行政事業性資產，為商業賄賂行為與一般賄賂行為的交織提供了客觀基礎，商業賄賂成為某些公務賄賂泛濫的導火索，從而也侵害了國家公職人員的職務廉潔性，擾亂了國家機關的正常管理活動。對商業賄賂社會危害的準確認識，決定了對商業賄賂實施積極治理理念的形成。面對商業賄賂對中國經濟秩序和政治秩序的雙重侵害，我國確立了以治理公務賄賂為核心，推動商業賄賂治理的理念，在總體治理思路上將對政治秩序的保護和公務賄賂的治理置于優先地位。在全面啟動商業賄賂國家專項治理之初，中央就將商業賄賂治理納入國家廉政建設的體系，2006年1月召開的中紀委第六次全會還將商業賄賂治理納入國家廉政建設的總體任務，明確規定為2006年反腐敗工作的重點內容。治理體制構建是治理機制的核心，重在解決商業賄賂治理的組織領導、參與主體和工作體制問題。在商業賄賂治理體制上，我國選擇了政府主導的治理體制，表現為：其一，建立黨委政府主導、各方參與的組織領導體制。中央《關于開展治理商業賄賂專項工作的意見》提出，治理商業賄賂要堅持黨委統一領導，政府主抓，行業主管（監管）部門、司法機關、行政執法部門各司其職，群眾積極參與，紀檢監察機關牽頭組織的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成立了由立法、司法和行政執法機構22個部門和單位組成的中央治理商業賄賂領導小組，具體組織、指揮、實施商業賄賂治理工作。其二，實行各部門分工負責、互相配合的工作體制。具體包括行業主管（監管）部門組織自查自糾工作、司法與行政執法部門實施商業賄賂案件查辦工作、國家行政機關負責以清理法規政策為中心的長效機制建設工作。據中央治理賄賂工作領導小組介紹，自2005年8月以來，全國260多萬個企業事業單位和49個行業主管（監管）部門及其系統深入開展自查自糾工作，收繳的不當所得由2007年年初的5．6億元增至12億元。2005年8月至2007年8月，各級司法機關和行政執法部門共查結商業賄賂案件31119件，涉案總金額70．70億元。在重點查處商業受賄案件的同時，對商業行賄犯罪的打擊力度也在加大。國務院各有關部門深化改革、精簡審批事項，健全監管機制，制定修改規范性文件近400件。各省區市修改完善了一批地方性法規和政府規章。許多地方和部門圍繞市場誠信體系建設，建立相關的預警機制、淘汰機制，引導從業者加強自律、依法經營。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