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中止是指在犯罪過程中，行為人自動放棄犯罪或者自動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發生，而未完成犯罪的一種犯罪停止形態。(1)對這個概念需要展開研究的就是犯罪中止形態的存在空間是在“犯罪過程中”：

首先，根據犯罪所有停止形態(還包括犯罪預備、犯罪未遂)的存在范圍理論，犯罪中止自然也只是在某些直接故意犯罪這種犯罪類型中存在。也就是說，過失犯罪、間接故意犯罪都不可能出現犯罪中止形態，并且也不是所有的直接故意犯罪中都可能出現犯罪中止形態。一般來說，以下兩類犯罪中不能出現完全的犯罪中止形態，一是舉動犯，即該類犯罪一經著手實行即告完成，達成犯罪既遂，理論上一般認為舉動犯包括兩類，其一是原本為預備性質的犯罪構成，如參加恐怖活動組織罪、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等;其二是教唆煽動性質的犯罪構成，如煽動分裂國家罪、傳授犯罪方法罪等。由于這些犯罪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立法者將其既遂點提前至著手，使得該類罪從著手到完成在瞬間內實現，也就使得舉動犯在行為人著手之后就再也沒有一個可能出現未遂和中止犯罪停止形態的時間與空間。當然這種犯罪中可能出現犯罪預備階段的犯罪中止;二是突發性的直接故意犯罪中由于行為人臨時產生犯罪意圖，沒有經歷一個預備過程，使得通常可能出現在預備階段的犯罪中止形態在這類犯罪中不會存在。當然此時在行為人著手之后的犯罪實行以及實行后階段都可能出現犯罪中止形態。

其次，進一步探討一下在可以完整存在各種犯罪中止形態的部分直接故意犯罪中，犯罪中止可以存在于什么范圍。為了說明這個問題，作為前提性理論準備，我們先來界定一下故意犯罪發罪過程、故意犯罪階段與故意犯罪形態等相關概念與范疇。故意犯罪過程表現為一個動態的時空相接的完整的犯罪流程，包括行為人犯意的產生、犯意表示、犯罪預備、犯罪實行、結果出現以及行為完成后犯罪既遂前的一段實行后過程。而我們要研究的犯罪階段和犯罪形態都是在這樣一個大的時段內截取的若干段落或時點。即故意犯罪階段表現為由一個節點走向另一個節點的若干線段，連接節點之間的線段是犯罪階段，而各連接點則構成不同的犯罪停止形態。由此圍繞解決行為人刑事責任問題，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故意犯罪可分為三個階段，即犯罪預備階段、犯罪實行階段和實行后階段;(2)而在這三個階段中，與其他犯罪停止形態相比，惟獨犯罪中止形態可以在三個階段中同時存在，即可能表現為犯罪預備階段的犯罪中止、犯罪實行階段的犯罪中止和實行后階段的犯罪中止。

犯罪中止分類研究相關疑難問題

根據犯罪中止的概念，理論上通常將犯罪中止分為兩類，一是自動放棄犯罪的犯罪中止，二是自動有效防止犯罪結果發生的犯罪中止。前者是指行為人只需要自動停止犯罪行為的繼續實施便可成立的犯罪中止。理論上也可稱為消極中止，意即不要求行為人消極停止之外的任何所為。在此類中止犯的成立時間范圍來看，在犯罪預備階段和犯罪實行階段出現的中止犯通常屬于消極中止犯;后者是指行為人不但需要自動停止犯罪的繼續實施，而且還必須以積極的作為行為去事實上阻止了犯罪向既遂狀態的實現。理論上也稱為積極中止，意思是要求行為人必須以積極的作為方式才可能構成的犯罪中止。從時間范圍上看，通常存在于犯罪行為實行后，達到既遂狀態之前的犯罪階段。

不同類別的犯罪中止成立的條件也不完相同。理論上的通說認為，消極中止的條件是時空性、自動性和徹底性，積極中止的成立條件是多一點有效性，對于沒太大爭議的問題，本文不再展開闡述。值得注意和思考的問題是積極中止中的有效性，其本意是行為人通過自己的積極努力有效地阻止了犯罪的既遂。在實踐中，如果行為人確實實現了對既遂結果的排除，無疑成立犯罪中止，一般來講，如果即使行為人作出了努力，仍然未能阻止結果的發生，即沒有達成有效性，基本無爭議地認定為犯罪既遂，否定中止的成立。但問題是，如果情況再復雜一些，在行為人作出應有的努力后，由于其他因素的介入，導致了努力結果的無效性，該如何認定行為人的犯罪形態。例如行為人出于殺人的故意對被害人砍了數刀以后，在被害人死亡之前又主動將其送往醫院試圖搶救，如果一切正常進行被害人是可以被救活的，但如果恰逢值班醫生對該被害人有加害故意而有意致其死亡的，能否阻卻行為人犯罪中止的成立。也就是說，在這種情況下因為醫生加害因素的介入，在根本上使行為人先前的積極努力歸于無效，在此，如果完全僵硬地按照積極中止的四個條件來判斷，而否認行為人的積極努力否認中止成立的話，很顯然對行為人是不公正的，是違背立法者鼓勵中止的立法初衷的。對此，論者認為應該成立犯罪中止，對被害人的死亡結果由醫生去承擔責任。

依照這個思路，我們再來探討如果其余條件不變，只是由于被害人送往醫院后值班醫生的過失行為造成被害人死亡的，也就是說行為人對被害人造成的傷害程度是可以通過現在的醫療水平救活的，并且行為人不失時機地進行了積極送往醫院的行為，和前面的情形一樣的道理，也應認定成立故意殺人罪的犯罪中止，按照未造成結果的情節量刑。還有的問題就是，除了這兩種明顯人為的意外因素造成搶救未果的情形之外，還會有其他一些特殊因素，如前往醫院途中遭遇意外塞車、意外交通事故等因素殆誤了搶救時機的，或者正常程度的塞車、被害人的特殊體質等原因造成的搶救不成功，在各種可能性因素中如何實現對行為人是否成立犯罪中止的客觀公正認定，筆者以為一定要在理論上摸索出一個可以起到指導作用的通常標準，否則就沒法解決實踐中可能出現的各種復雜情況。對此，可以把握這樣一個總原則，如果致成因素屬于第三人直接對被害人的故意或過失行為的，則不影響行為人犯罪中止的成立;如果致成因素屬于其他類間接性質的，則對這些因素進行蓋然性分析：如果該影響因素出現的概率較高，比如一貫性塞車、救助醫院實際的醫療條件和設備等因素造成的搶救未成功則認定為行為人積極努力結果的無效性，構成既遂形態，不成立犯罪中止;如果該影響因素出現的概率較低，如意外事故導致的異常塞車、行為人特異體質等等一般看來幾率極低的因素造成的搶救無效死亡的，應考慮行為人成立犯罪中止。這是與刑法規定犯罪中止的立法精神相契合的，也是尊重了行為人主觀惡性有所減少這個客觀事實，是有利于實現刑法公正的一種認定方法。

為了更好認識這個問題，有必要關注一下世界其他國家對相關問題的理論發展態勢。以大陸法系刑法為例，在他們的刑法理論中出現一個中止犯擴大化的趨勢。具體表現在德國1998年刑法典中非常典型，第24條第1項規定，“行為人自動中止犯罪或主動阻止犯罪完成的，不因犯罪未遂而處罰。如該犯罪沒有中止犯的行為也不能完成的，只要行為人主動阻止該犯罪完成，應免除其刑罰。”(3)與以往相比，這種立法的價值取向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它是伴隨著主觀主義思潮日益成為主流這樣一種刑法精神走向而出現的一種立法。與此相關，大陸法系的刑法理論中也出現了若干新觀點，例如有學者認為，由于行為人基于自己的意思，為防止犯罪結果的發生作出了真摯的努力，即使發生了結果，也說明行為人的責任減少了，因而應當認定為中止;還有學者甚至認為，由于防止

結果發生的真摯努力使行為人的責任減少，故當行為人為防止結果的發生作出了真摯努力時，就應當認定為中止，不要求中止行為與結果不發生之間具有因果關系。(4)可見，這些理論都是明顯地重視了行為人的主觀努力，相對淡化了這種努力所致客觀后果對于行為人刑事責任的影響。這種認定犯罪中止條件的思考方法，對于我們在現有法律規定的基礎上，如何解決司法實踐中的實際問題應該有一定的啟示和導向作用。

犯罪中止與犯罪未遂的比較研究

在大陸法系刑法理論中未遂犯的概念在廣義和狹義兩種含義上使用。廣義的未遂犯是指著手于犯罪的實行而不遂的情況;而狹義的未遂犯是指著手于犯罪的實行，不是由于自己的意思而不遂的情況。(5)所以在大陸法系國家刑法中稱為障礙未遂和中止未遂的比較研究。兩種未完成形態最本質的區別在于未完成犯罪的原因力方向不同，有學者概括為兩句話，對于行為人來說，犯罪中止屬于“能為而不欲”，犯罪未遂屬于“欲為而不能”，分述如下：

(一)、犯罪中止是能為而不欲，即行為人自認為還能夠把自己的犯罪行為繼續進行下去，或者行為終了后任事態向既遂形態發展，但出于自身意志內因素的某種考慮，而主動自愿地放棄了犯罪或阻斷了犯罪的既遂。這里需要明晰的問題是行為人自認為當時可以繼續實施與完成犯罪，亦即“能為”是行為人自己的判斷，而不是對客觀實際情況的描述，這是認定犯罪中止的前提條件。但我們知道，涉及主體主觀對客觀的判斷時，就必然存在主觀對客觀反映的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一種分別。當主觀正確反映客觀的時候，即行為人判斷為還能繼續實施與完成犯罪，而客觀上也確實能夠繼續和完成犯罪的情況下，行為人放棄了犯罪，自然毫無疑問成立犯罪中止;容易發生問題的是當主觀對客觀的反映發生錯誤的時候怎么認定，如行為人誤以為還能繼續犯罪，而事實上由于某種原因該犯罪在客觀上不可能完成的情況下，容易與犯罪未遂相混淆，比如行為人誤把白糖當成砒霜意圖毒殺仇人，但下毒前的一瞬間因害怕受到法律的嚴懲而決定停止了犯罪，此時即使行為人繼續進行下去也會因為手段的錯誤而不能實現既遂，但由于行為人放棄下毒行為是主動的，是在他自認為還可能將犯罪完成的時候而因不想完成使犯罪停下來即“能為而不欲”，應認定為犯罪預備階段的犯罪中止;還有一種錯誤就是犯罪在實際上尚可繼續實施與完成，但行為人卻誤認為犯罪已不可能進行，如強奸犯發現被害婦女正在月經期，由于常識的欠缺誤以為此時已不可能實施奸淫行為而放棄了犯罪，這種情況下就不能認定為犯罪中止，因為犯罪的停止不是行為人主動自愿的選擇，而是一種被迫停止。

(二)、犯罪未遂是欲為而不能，即行為人想繼續將犯罪進行下去，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使犯罪在客觀上不能實現既遂。在實踐中由于導致犯罪停止的原因是以各種方式和強度作用于主體身上的，如何分析其屬于意志以內還是意志以外的性質是一個操作上的難題。與犯罪中止進行對比性研究，導致犯罪未完成因素的強制性達到使行為主體除了放棄犯罪以外別無選擇的程度時，就是犯罪未遂，否則，即使出現了意志以外的因素對犯罪的完成發生了不利影響，但尚未達到足以阻止行為人犯罪的程度時，亦即行為人在具體行為環境下還可以有選擇是否繼續犯罪的相對意志自由，而行為人在繼續犯罪與否兩種可能性中選擇一種并且選擇放棄的時候，成立犯罪中止，而不是犯罪未遂。

中止犯處罰相關疑難問題

一般而言，中止犯的處罰沒有疑問，按照我國刑法規定，對于中止犯，沒有造成損害的，應當免除處罰;造成損害的，應當減輕處罰。是否造成損害，在實踐中也很容易識別。但這里存在一個容易被理論與實踐忽略的問題，那就是所造成的損害還應繼續被劃分為若干種情況，以故意殺人為例，中止犯所可能造成的損害包括除死亡以外的各種傷害程度，如微傷害、輕傷害、重傷害，此時如何使減輕處罰的幅度與被害人的傷害程度相匹配，是一個需要量化思考的問題。但按照我們現在的立法，在罪名的確定上體現不出傷害程度的差異性，一律構成故意殺人罪的中止犯形態，而對于行為人刑事責任的輕重以及刑罰的確定，全部交由“中止犯，造成危害結果的”這種法定量刑情節來完成和實現，不難理解，這個量刑情節所承載的司法重量是值得思考和審視的，它能否完全或者較好實現犯罪與刑罰的相對適應和均衡是一個需要慎重對待的問題。

對此，筆者認為，我們可以對大陸法系刑法理論中的相關解決辦法進行充分的了解乃至適當的引入，來盡量使行為人的刑事責任與刑罰確定趨于合理和細化。按照他們的通常理論，當行為人中止前的行為已經符合另一個罪的構成要件時，則成立另一個罪的既遂，而不成立預期實施的犯罪的中止犯;如果中止行為本身已經符合某一罪的構成要件，則應以該罪的既遂定罪量刑。

按照這種方法，前述案件中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將會出現質的變化，如果造成微傷害的，構成故意殺人罪的中止犯，減輕處罰;造成輕傷害或重傷害的，構成故意傷害罪的既遂形態，按照故意傷害罪的法定刑確定刑罰種類和幅度。當然，如果單從量刑這個環節來看，可能兩種理論會指引出相同的結論，但為了實現對中止犯認定的嚴肅性與嚴謹性，為了實現對行為人定罪本身的科學性與合理性，論者認為我們可以考慮合理、適當借鑒這種處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