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探討一下性質問題。

由于道路交通事故責任書中的“責任”一詞容易使人誤解，產生誤導;且由國家行政機關依職權作出，針對的又是特定的人和事;也對當事人承擔道路交通事故的民事、行政和刑事法律責任產生影響。等等，導致理論界和實務界對公安機關所作責任認定的性質觀點不一。有的認為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是公安機關依法作出的一種典型的具體行政行為，具有行政可訴性，屬于行政訴訟司法審查的范圍。有的認為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是鑒定結論，作為處理事故的證據，不是具體行政行為，作為全國最高的主管事故處理工作的公安部也持這種觀點。另有人亦認為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是作為處理事故的證據，但不是鑒定結論，是行政文書，是書證。理論上的模糊不清必然導致實踐中的混亂，必然陷入爭論之中，如對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是否具有行政可訴性問題，在司法實踐中已出現了不同的適用結果。

1、1992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聯合發文，即法發[1992]39號《關于處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關問題的通知》，第4條規定：“當事人僅就公安機關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和傷殘評定不服的，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或者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當事人對作出的行政處罰不服提起行政訴訟或者就損害賠償問題提起民事訴訟的，以及人民法院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時，人民法院經審查認定公安機關所作出的責任認定、傷殘評定確屬不妥，則不予采信，以人民法院審理認定的案件事實作為定案依據。”可見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不屬于行政訴訟受案范圍。

2、在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報》第5期上，刊登了羅*富不服瀘州市公安機關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而提起的行政訴訟案例，法院受理該案，并經一、二審判決，撤銷了公安機關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這一案例的公布，開創了人民法院受理該類案件的先例，成為各地人民法院效仿參照范例。

3、我國《行政訴訟法》對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作了概括性規定，從而確定了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基本界限，同時對可訴的具體行政行為作了肯定性的列舉，也對不可訴的行政行為作了明確的排除。另根據2000年3月開始執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的相關規定，有人認為公安機關對道路交通事故所作的責任認定，在很大程度上已經遠遠超過技術性鑒定范圍，對當事人的事故責任作了定性處理，從而對當事人的權利、義務作了實質性處分，在性質上符合行政確認行為的所有特征，是可訴行政行為。且法律及司法解釋又未將此類行為排除在行政訴訟受案范圍之外，故屬于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據此，一些法院開始探索這類案件的受理和審判。我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條規定“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應當根據交通事故現場勘驗、檢查、調查情況和有關檢驗、鑒定結論及時制作交通事故認定書，作為處理交通事故的證據。交通事故認定書應當載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實、成因和當事人的責任，并送達當事人。”不難發現，名稱有所變化，將原來的“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更名為“交通事故認定書”，刪掉了“責任”二字，取消責任認定，改為事故認定。體現了該法在道路交通事故處理機制和理念上的變化，也使道路交通事故的處理更加淡化了行政色彩，更多體現出民事侵權責任的特點。取消了“道路”二字，因《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前，根據《辦法》的規定，將交通事故分為道路交通事故與非道路交通事故，對于后者，不屬公安機關作出責任認定的范疇，可出具事故成因分析意見。《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后，公安機關對于道路以外的事故也要作出認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條的規定對交通事故認定書的性質予以澄清，雖然還要對當事人的責任進行認定，并在認定書中予以載明，但交通事故認定書的性質已明確為處理交通事故的證據。對于“處理”的理解，當然包括解決交通事故的各個階段。

首先，交通事故認定書是公安機關作為自己處理交通事故的證據，是公安機關對交通事故的責任人作出罰款、拘留、限制駕車人員的資格等行政處罰決定的依據，是公安機關對交通事故損害賠償進行調解的依據。

其次，是人民檢察院對于交通肇事者是否提起公訴的證據，更是人民法院定罪量刑和確定損害賠償的證據。

進一步，筆者認為，從證據類型上看，根據交通事故認定書所載明的內容，顯示其具有書證的特性，因由公安機關制作，故應為公文書證，具有較高的證明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