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免于刑事處罰的辯護詞范本是怎樣的？

免于刑事處罰的辯護詞范本如下：

律師事務所接受被告人Z女兒Z某的委托，指派本律師擔任Z故意傷害案的一審辯護人。

作為Z的辯護律師，也清楚如果案件已被公訴到法院，要想獲得無罪的判決是非常困難的，并且辯護人也在中國裁盼文書網案例中搜索了法院故意傷害罪的歷年判例，如果沒有賠償，則連判緩刑的可能性都沒有。為此辯護人再三向Z分析案件所面臨的實際情況，但是被告人Z堅稱自己無罪，不想違背良心認罪，如果身背故意傷害的罪名，他也無顏去見革命先烈的父母。本律師經過詳細閱卷、會見，通過對案件事實的了解，亦認為Z不構成犯罪。為此，本律師依據《律師法》之相關規定，為Z提供無罪辯護。

一.本案的幾個非正常現象，希望引起合議庭重視。

1.被害人王某當晚被120拉入市二院， 為何舍近求遠又轉入市第一人民醫院?

市二院在骨科治療較第一人民醫院更專業。如果王某有骨折現象，在市二院是最對癥，且二院離王某家更近，為何又轉院?據被告人Z所述，第一人民醫院骨科某護士的愛人與王某的愛人系單位同一個辦公室同事，那么王某的傷是否存在熟人好操作的嫌疑?這從王某在住院期間光拍X片、CT、核磁共振達10次之多，這種過度檢查是不正常的。

2.公安機關為什么不及早對Z進行精神病鑒定?

2016年6月30日Z已被確診為“重度精神疾病”，精神病鑒定與案發時間越近，越能夠客觀體現案發時行為人的精神狀況。為何公安機關直到2017年2月8日才委托鑒定機構受理，據案發時已超過8個月。

3. 為什么公安機關不調取當時在場拉架的男士的證言?為什么不調取Z外孫的證言?

公訴機關曾在2017年8月11日退回補充偵查，退回的主要一點就是讓公安機關補充偵查當時現場還有哪些目擊證人，調取相關的證人證言。根據視頻顯示，案發時有穿橫條紋上衣的男士就在現場，并且還勸拉Z，同時Z外孫也目擊全過程。為什么公安機關不去調取這兩個重要的證人?

4.為什么公安機關不提取對Z有利的證據-被王某撕扯爛的上衣做物證提交? (見下圖)

根據《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一百八十七條規定，公安機關對已經立案的刑事案件，應當及時進行偵查，全面、客觀地收集、調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無罪、罪輕或者罪重的證據材料。那么被王某撕扯爛的上衣是本案重要證據，可是公安機關并沒有收集。

5.為什么公安機關在Z已對王某傷情鑒定提出異議，并申請要求重新鑒定的情況下，公安機關沒有重新做鑒定?

申請重新鑒定是犯罪嫌疑人的權利，根據《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規定，即便公安機關決定不再重新做鑒定，也應在三日以內書面形式通知申請人，可卷宗中并無此通知。

綜合以上幾點，是否容易讓人有合理的懷疑：從一開始進醫院王某的傷就有可能被設計，包括之后輕傷的鑒定，Z的無精神病鑒定，證人的選擇等等。其目的就是為了高額的賠償，從一開始被害人主張的30萬就是一個很合理的解釋。

二、針對王某出言污辱Z革命烈士家庭，是可忍，孰不可忍。

國家和人民永遠尊崇、銘記英雄烈士為國家、人民做出的犧牲，《英雄烈士保護法草案》去年年底已提請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計，侮辱誹謗英雄烈士構成犯罪的將追究刑事責任。Z父母均參加革命，Z父親還是革命烈士，沒有Z父親這些革命烈士用生命換來的幸福生活，那里有王某悠閑溜狗的閑情雅致?王某一而再再而三的漫罵挑釁，甚至更惡毒的那句“你們全家都不如我這條狗”。是可忍，孰不可忍，一般人提起革命烈士尚且熱血沸騰，作為先烈后代的Z，更是將其父的光輝形象敬仰于心，作為榜樣，不容他人褻瀆。Z抬手揮向王某的兩巴掌，是對王某褻瀆父母英烈的教訓，是其維護父母聲譽的表現。孰是孰非，相信自有公論。王某對Z全家的傷害，給Z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創傷，Z案發后住了四十多天的精神病院，可想而知，Z所承受的精神傷害，遠遠大于王某肉體疼痛。不但如此，從案發到現在Z還在承受著隨時要身陷囹圄的心理折磨。

三.公訴機關認定Z犯故意傷害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公訴機關也曾在Z案件上堅守原則，退回補充偵查的幾個問題非常尖銳，可是公訴機關在偵查單位并沒有補充實質性證據材料下，最終仍選擇向法院提起公訴，這讓我們為之深深的感到遺憾。

(一)從現有證據看，公訴機關無法排除王某的手腕處骨折到底是第一次摔倒還是第二次摔倒造成的。

監控視頻18時13分17秒處，王某去攻擊Z時，抬腿過高失控重重仰面摔倒在地。13分31秒處，Z為保護外孫伸手阻擋王某靠近，推了王某一下，王某身體往后退一兩步后一屁股坐在地上(俗稱的一屁股墩)，兩次間隔短短的14秒，到底是哪一次摔倒造成被害人手腕部骨折?現有證據無法確認。另視頻顯示，第一次摔倒在地明顯比第二次摔坐在地要嚴重的多。因此第一次摔倒導致王某手腕骨折的可能性更大，從概率學來講也至少有50%的可能性。

(二)公訴機關在審查起訴時，對被害人的左尺骨莖突及左饒骨遠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也有疑問，并要求補充偵查。但公安機關并沒有補充新證據。

市公安局**分局的補充偵查報告書，僅根據“證據材料卷第22頁2016年6月7日被害人王某詢問筆錄，其左胳膊受傷是Z追過來朝其頭部打了一下，把其打倒在地時受傷的”就予以認定Z構成故意傷害罪，明顯是有問題的。辯護人認為，此證據不能排除合理懷疑，只有被害人王某的陳述，沒有其他任何證據予以印證，屬“孤證”。即便王某知道自己的輕傷是由于第一次摔倒造成的，其為了報復Z打她的兩巴掌，估計也不會說實話。

(三)退一步講，即便是Z一個推的動作，導致王某后退不穩坐地受傷，那Z的行為也僅僅是過失。

從Z本意來講，Z推開王某是防止王某傷害其外孫;從Z推的力度來看，并不屬于暴力，其本意只是想推開王某，從王某屁股坐地的姿勢來看，此摔倒傷害程度要遠比王某第一次摔倒要輕，另外據王某自述，其手腕處也不是Z直接打擊所致。可見Z主觀上是想保護外孫子不受傷害，并非追求王某輕傷結果的發生，不存在傷害的故意，過失致人輕傷不構成犯罪。

(四)公訴機關出示的證據存在的問題。

1.被害人陳述和證人證言的內容存在多外矛盾，并且兩者與監控視頻不符。(詳見質證意見)

2.輕傷鑒定意見不能作為本案定案依據;

其一、公安機關沒有同意Z重新鑒定的程序不合法;

其二、輕傷鑒定沒有明確王某的傷是新傷還是舊傷;

其三、鑒定依據并不充分，第一人民醫院入院和出院診斷中均是橈骨骨折，但鑒定書卻稱兩處骨折：左尺骨莖突及左橈骨遠端骨折。

3.關于Z案發時無精神病且具有完全刑事行為能力人的鑒定意見不能作為本案定案依據。

其一、卷宗內未附鑒定機構鑒定許可證，未附鑒定人鑒定執業許可證;

其二、鑒定依據明顯不足，鑒定機構對Z的輔助檢查，已充分反映Z存在精神病癥狀即：腦白質脫髓鞘，輕度腦萎縮;眼動測定：異常;90項癥狀清單：現存在極重度的敵對及偏執，中度的恐怖及精神病性癥狀，余癥狀重度表現，在有客觀參考依據即“輔助檢查”情況下，鑒定人認為Z意識清、儀態整、能為自己辯解等理由，認為Z案發時沒有精神病、具有完全刑為能力的依據明顯不足(詳見質證意見);

其三、辯護人提出要求鑒定人出庭，但鑒定人未出庭。

四.建議法庭審慎合議，給Z一個公正的審判。

Z工作期間獲得多次正面報道，Z一生善良、正直、富有正義感，退休后本可安享晚年，可是不幸的是卻遇到一個“強勢的鄰居”和一條小狗，攤上一身官司，Z精神存在嚴重問題，省精神病醫院住院病歷明確顯示Z被診斷為患有精神分裂，Z還曾被確診為“重度精神疾病”。而對于Z來講，現在等待一份公正的無罪判決就是其全部的精神支柱，一旦判決Z有罪，相信Z肯定不會背著這樣的罪名和恥辱，極大可能用生命去維護自己的清白，這是辯護人多次會見Z，從其執著的信念中獲得的信息，另外開庭時Z將一瓶降壓藥全部吃掉便是危險的信號，我們不希望烈士的后代會有這樣的遭遇。

辯護人認為本案事實并未查清，證據不足，按照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則，按照疑罪從無原則，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95條第(三)項 “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規定，懇請法庭能夠做出一份無罪判決”。

綜上所述，被控訴的被告人可能的確事出有因或者是沒有罪責卻被告上法庭的，所以請了律師也是為了能夠讓自己免去被刑事機關處罰的可能，而律師寫的辯護詞當中最重要也是占篇幅最多的就是辯護的意見和理由以供法官參考并作出決斷的。

免于追究刑事責任的情形有哪些？

免于行政拘留的人有哪些

不追究刑事責任與免于處罰有什么區別，內容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