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考察單位犯罪意思的問題意識

與德國、日本尚在為法人或者單位⑴是不是具有犯罪能力而爭論不休的情形不同，在中國，處罰法人即單位犯罪早已成為現實。《刑法》第30條規定，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法律規定為單位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并且在《刑法》第31條中規定，單位犯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對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判處刑罰，即對單位犯罪采用“兩罰制”。只是在單位犯罪的處理上，還存在諸多問題，其中之一，就是如何區分單位犯罪和單位中的自然人犯罪。

單位是由眾多的自然人組成的有機整體，它的思想或意思，是通過作為其構成要素的自然人以一定的方式結合形成的，它的行為也是通過作為其構成要素的自然人以業務活動的形式實施的。作為單位成員的自然人具有雙重身份：一方面，作為單位的構成要素，他的思想和行為是單位的現實組成部分，從屬并服從于單位的整體意思;另一方面，他又是具有自己獨立人格和思想的個體，他完全可以作為區別于單位并獨立于單位的社會關系主體，獨立處理自己的事務。單位成員的這種雙重身份決定了其在單位犯罪活動中，他的行為，既可能是單位犯罪的組成部分，也可能是他本人意思的體現。因此，在單位犯罪的認定中，首先必須考慮，作為單位業務活動而表現出來的單位成員的行為到底是自然人意思的體現還是單位意思的體現。⑵否則，便難以認定單位犯罪。不僅如此，在我國，和自然人犯罪相比，某些單位犯罪的場合，其入罪的標準比較高，一般為自然人犯罪數額的3到5倍;對其中的自然人的處罰也比較輕，如按照《刑法》第390條和第393條的規定，自然人犯行賄罪的場合，最高判處無期徒刑，但單位犯本罪的，對自然人最高則只能判處5年的有期徒刑。因此，刑事司法實踐中，單位犯罪已經成為刑事辯護的一個重要思路。⑶分清單位犯罪和單位中的自然人犯罪的界限，不僅具有重要理論意義，也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

在判斷單位業務活動中自然人的行為到底是單位行為還是自然人本人的行為時，最為關鍵的是看該行為所體現的是單位意思還是自然人本人的意思。在屬于前者的場合，可以說是單位犯罪的體現;相反地，在屬于后者的場合，可以說是自然人犯罪。

二、現有解決方法的不足

盡管在理論上“單位犯罪”就是單位自身的犯罪的說法已經約定俗成，但單位不是和自然人一樣的有血有肉、可以獨立思想和行動的人，它必須通過自然人形成其意思，并通過自然人的行動將該意思轉化為現實，因此，單位犯罪是通過其組成人員的自然人的所作所為體現出來的，這是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事實。只是，單位中的自然人的行為既可能是自己意思的體現，也可能是單位意思的體現，對此該如何區分呢?關于這一問題，在我國主要有以下兩種見解：

1.“單位名義”和“違法所得去向”并重說。這是司法實踐中的通常見解。1999年6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第3條規定：“盜用單位名義實施犯罪，違法所得由實施犯罪的個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關自然人犯罪的規定定罪處罰。”2001年1月21日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規定：“以單位名義實施犯罪，違法所得歸單位所有的，是單位犯罪。”前后兩個規定如出一轍，均明確表示，在區分單位犯罪與自然人犯罪的時候，關鍵看是不是“以單位名義實施犯罪”，并且“犯罪所得是不是歸單位所有”。

但是，上述標準存在以下三個方面的不足：

第一，對于沒有違法所得的單位犯罪不能適用。我國刑法當中所規定的單位犯罪，縱然有些犯罪存在違法所得，如《刑法》第3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當中規定的單位犯罪，均有違法所得，存在“違法所得的去向”問題，但是，在第6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當中，很多處罰單位的犯罪當中，就完全可能存在沒有犯罪所得的情形。如單位犯《刑法》第325條規定的非法向外國人贈送珍貴文物罪，就是適例;同時，單位犯《刑法》第332條所規定的妨害國境衛生檢疫罪⑷的場合，也多半與違法所得沒有什么關系。

第二，即便是就存在違法所得的單位犯罪而言，也不能把違法所得是否歸單位所有作為判斷其前面的行為是否構成單位犯罪的依據。事實上，單位中的自然人，出于某種個人目的或者動機，假單位之名而實施犯罪，事后將該違法所得慷慨地捐贈給單位的情形，不是不可能存在的。而且，正如盜竊罪犯將所盜財物送給第三人的場合也構成盜竊罪一樣，犯罪所得的去向只是財產犯罪既遂之后處理贓物的一種方式，其對前面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以及構成何種犯罪，不會有什么影響。特別是在單位實施受賄等行為之后違法所得去向不明的場合，絕對不能以違法所得去向不明為由而否定該受賄行為構成單位犯罪。

第三，違法所得歸單位所有，但在實施犯罪行為的時候，沒有以單位名義實施的場合也不少。此種場合，依照上述意見，就無法認定為單位犯罪，而這顯然是有問題的。實踐中，以單位名義實施單位犯罪是大多數單位犯罪的共同表現，但并不是所有單位犯罪的表現，很多單位犯罪是秘密進行的，如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的場合，即便是單位組織實施的，但絕對不會有單位明目張膽地將自己的名字公之于眾;還存在冒用其他單位名義實施犯罪、以虛假單位名義實施犯罪、以自然人名義實施犯罪等情形。特別是在一些單位犯罪中沒有相對人，這時候，單位就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表明該行為是某某單位的行為。⑸

2.“為了單位利益”和“單位集體決定或者負責人決定”并重說。1997年3月1日印發的《刑法(修改草案)》第31條第1款規定，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為本單位謀取非法利益，經過單位集體決定或者由負責人員決定實施的犯罪，是單位犯罪。據此，長期以來，一種非常流行的觀點認為，所謂單位犯罪是指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為本單位謀取非法利益，經單位集體決定或負責人決定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⑹這種理解對司法實踐也有很大的影響。審判實務當中，很多判例也是這樣認定的。如在“麻某某單位行賄案”中，法院認為，被告人麻某某身為車隊隊長，負責車隊的各項管理工作，繳納養路費是其的工作職責，麻某某為少繳養路費而向閆某某行賄，其主觀上是為單位謀取不正當利益，不是為其自然人謀利，體現的是單位的意思，應認定為單位行賄。⑺這里，被告人“車隊隊長”的身份和“為單位謀取不正當利益”的主觀意圖成為認定其行為構成單位行賄罪的關鍵。相反地，在“于某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中，法院認為，作為本單位采購部采購員的于某某盡管具有為單位謀取利益的動機，本人也未取得犯罪所得，但由于其為業務活動對方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事先未征得自己所在單位董事會或者法定代表人的同意，事后也沒有得到單位的認可，其行為是在單位不知悉事實真相的情況下所為的，于某某的行為不能夠代表單位的意思，所以，其行為是自然人行為，應認定為自然人犯罪。⑻本案中，于某某的行為盡管出于“為了單位利益”的動機，但由于不是“單位決策機關或者負責人決定”的，因此，沒有被認定為單位犯罪。

應當說，將“為了單位利益”和“單位集體決定或者負責人決定”并重，將其作為判斷單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的區分標準，是有其妥當的一面的。如前所述，作為單位組成人員的自然人都具有雙重身份，其既是單位的一分子又是獨立的自然人，單位領導也不例外。這種身份的雙重性，決定了單位中的自然人的行為，既有可能是單位意思的體現，也有可能是自然人本人意思的體現。這種情況下，以行為動機即是為了誰的利益為標準，判斷該行為到底是單位意思的體現還是單位成員的自然人意思的體現，符合一般人的觀念。同時，將單位領導的意思作為單位自身的意思，也是實踐中常見的做法。有調查顯示，單位意思經過股東會、董事會、經理辦公會形成的極少，大多是以單位中具有一定身份的自然人的意思為單位意思。⑼但是，上述見解也存在可商榷之處。

首先，“為了單位利益”能否作為區分自然人行為與單位行為的標準值得懷疑。因為，“為了單位利益”是一種行為動機，而動機作為行為人實施具體行為的原因，深藏于行為人的內心，比較隱蔽和抽象，難以準確認定，只能依據行為人的口供來判斷，因此，以動機作為判斷行為性質的標準，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也難以操作。如在某企業負責人新官上任之后，為了顯示自己的魄力和能力，沒有和其他人商量，擅自做主，從出納處拿出200萬元去行賄銀行，為單位獲取貸款，但不久之后就被舉報，200萬的公款有去無回的場合，很難說該企業負責人在實施該行為時到底是為了自己的利益還是為了單位的利益。同時，正如自然人為了第三人的利益而實施詐騙罪的仍然構成詐騙罪一樣，單位為了第三人的利益而實施集資詐騙犯罪的情形，也是完全可以存在的。因此，以“為了單位利益”為準來區分單位犯罪與自然人犯罪，是不合適的。

實際上，“為了單位利益”標準本身也不為立法所采納。根據有關資料的介紹，自1995年8月8日至1997年3月14日現行刑法被通過前后，歷次刑法修訂稿和修訂草案關于單位犯罪的總則規定先后大致有兩種寫法，開始寫為“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為本單位謀取利益，經單位的決策機構或者人員決定，實施犯罪的，是單位犯罪”，后來逐步改為“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為本單位謀取非法利益，經單位集體決定或者由負責人員決定實施的犯罪，是單位犯罪”。八屆人大五次會議審議時，有代表提出，上述單位犯罪的定義不夠全面，尚不能完全包括分則規定的所有單位犯罪，因此，立法機關在最后通過時，便推翻了原來的草案規定，而改為了現行刑法所規定的形式。現行刑法中有關單位犯罪的一個修改，就是刪掉了有關“為本單位謀取利益”的相關規定。之所以進行這種修改，就是因為“為單位謀取利益”的規定，對單位犯罪的概括不夠全面。⑽

其次，以“單位集體決定或者負責人決定”作為區分單位犯罪與自然人犯罪的標準的說法也值得進一步探討。因為，其既不符合現代社會中單位犯罪的實際情況，也沒有概括出我國刑法分則中所規定的單位犯罪的所有情況。具體如下：

第一，難以劃清單位領導個人的犯罪和單位自身犯罪之間的界限。的確，單位領導是代表單位發言、行動的人，將他們的意思和行為理解為單位自身的意思和行為是符合單位活動的實際情況的。但是，如果將他們實施的犯罪一概看作為單位犯罪的話，那么，所謂“單位領導將單位作為道具而實施的個人犯罪”的說法還可能存在嗎?

第二，有擴大或縮小單位刑事責任之虞。按照上述理解，單位的集體決定或單位領導的決定就是單位自身的意思，因此，只要是按照單位負責人或單位全體成員的決定而實施的違法行為，即便該行為完全背離單位自身的宗旨或業務范圍，或違反單位的有關防止違反行為政策，也仍將該行為轉嫁給單位自身，追究單位的刑事責任，這豈不是讓單位自身承擔連帶責任或者轉嫁責任，不當地擴大單位負刑事責任的范圍嗎?另一方面，在業務目標設置過高，以正常手段根本無法實現，只能采用有風險的手段的單位中，當單位的一般從業人員按照單位的既有目標、規則、程序展開業務活動，引起了嚴重結果時，只要沒有證據表明該犯罪行為和單位負責人或單位機關成員的具體決定有關，就不能構成單位犯罪，單位可以不承擔任何刑事責任，這顯然有不當縮小單位犯罪范圍的嫌疑。因為，這種場合，是單位自身的目標、程序導致的犯罪，是所謂單位犯罪的最經典體現，但按照上述理解，卻不能構成單位犯罪。

第三，無法適用于規模較大的現代企業。規模較大的現代企業通常擁有復雜的政策決定程序，業務責任分散，單位領導往往并不直接干預具體業務，而是授權給各個職能部門，由他們具體操作，由此帶來的問題是，即便自然人在單位業務活動過程中造成了危害，也常常會因為難以認定該危害和單位領導之間有什么關系而難以被作為單位犯罪。相反地，在一些中小企業中，單位領導的權限比較集中，常常參與單位的具體業務活動的策劃和實施，因此，在其中的自然人造成了危害的場合，由于該危害和單位領導之間的關系比較容易確定，所以，容易被認定為單位犯罪。這樣一來，規模大的企業即便犯罪也不容易被處罰，而規模小的企業則往往容易被罰。單位規模規定了單位是否罪犯的命運，直接違反了《刑法》第4條平等適用刑法的原則。在我國的現實生活中，被作為單位犯罪處理的往往都是些中小企業的行為，而極少有大型企業，這實際上我國現階段單位犯罪處理的真實寫照。

之所以出現以上現象，主要是由于在我國的單位犯罪研究中，雖說在形式上將單位看作與自然人相獨立的主體，但骨子里仍將單位作為自然人的附屬物，而沒有考慮其自身對單位中的自然人的決定有很大制約作用的緣故。換句話說，我們現行的單位犯罪論幾乎完全沒有考慮單位自身特征在單位犯罪的發生機制中的作用。實際上，單位犯罪的產生，并不完全是由于單位內的自然人的某個決定而引起的，極有可能是由于單位管理體制不完善或某種缺陷而導致的。這種情況，由于和單位領導人的決定之間沒有直接關系而難以認定為單位犯罪，只能被作為自然人的犯罪或者作為意外事件處理。但是，對于這種由于管理體制的不完善或組織結構上的缺陷而引起的危害結果，僅只追究自然人的刑事責任，不僅違背一般人的感情，而且，對于出事單位本身也不可能產生太大的觸動，單位在維持舊有體制的基礎上，說不定會在某個時刻，某個倒霉的單位從業人員的手上，重演原來發生過的悲劇。因此，將單位犯罪僅限于“單位集體決定或單位負責人決定實施的犯罪”，是無法處罰那些真正值得處罰的單位犯罪類型的。

最后，上述觀點不當地限定了單位犯罪的成立范圍。因為，按照上述觀點，構成單位犯罪，除了侵害行為必須是“單位集體決定或者負責人決定”的之外，還必須出于“為了單位利益”的動機。但是，就單位領導之外的一般從業人員而言，其在實施具體的侵害行為的時候，更多的恐怕只是因為服從“單位集體決定或者負責人決定”，而不一定具有“為了單位利益”的動機。如果說，依照“單位集體決定或者負責人決定”而實施行為的單位一般從業人員的行為，即便造成了嚴重后果，最后只是因為沒有“為了單位利益”的動機而不成立單位犯罪的話，無疑會不當限定單位犯罪的處罰范圍。實際上，就現實中發生的單位犯罪而言，處在不同位置上的人，應當有不同的認定標準。就單位領導層次的人而言，就他們的決定或者行為而言，通常來說，只有具有“為了單位利益”的動機就可，但就處于單位中下層的一般從業人員而言，則只要是遵循“單位集體決定或者負責人決定”實施行為就足夠了。而上述觀點恰好忽視了這一點。看來，在1997年修改刑法時，刪掉“為單位謀取利益”的規定是有其道理的。

三、考察單位主觀意思的具體路徑

區分單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的關鍵是，作為單位業務活動之一環的行為所體現的，到底是單位自身的意思還是作為單位組成人員的自然人的意思，而不可能是其他。因為在單位通過其組成人員的自然人的業務活動造成了一定的法益侵害結果的場合，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人們都會將其視為單位活動的結果。只是，犯罪是客觀侵害和主觀責任的組合，即便從現象上看，可以將某客觀侵害結果歸結為單位自身，但在該結果不能體現單位的主觀意思或者說不上是單位主觀意思的體現時，仍然不能斷定單位構成犯罪。從此意義上看，區分單位犯罪與自然人犯罪的界限，就是看該行為到底是否單位意思的體現。

眾所周知，無論是從單位(法人)制度的一般原理還是單位活動的實際情況來看，單位意思只能來源于作為單位組成人員的自然人的意思活動;其中，單位領導在單位意思的形成過程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單位意思的形成上，“單位集體決定或者負責人決定”說是有一定道理的。我國的實踐也是如此理解的。有調查顯示，實踐中大多將一定身份人的意思認定為單位意思。如單位法定代表人的意思必然認定為單位意思，公司總經理的意思也必然認定是單位意思，分管該項工作的副總經理或者負責人的意思也是單位意思，對公司行為具有決策權的人的意思也是單位意思。⑾只是，包括單位領導在內的單位組成人員的自然人，畢竟是和單位獨立的人格主體，其身份具有二重性，其所表達出來的主觀意思是否是單位自身意思的真實表現，尚有待判斷。而進行這種判斷的客觀基礎不外乎是表明單位組織體自身特征的各種客觀要素。因此，在判斷單位的主觀要件時，不僅要考慮單位領導或單位全體成員的集體決定所體現出來的意思，而且還得考慮單位自身的固有特征，包括單位的業務范圍、議事程序、監督機制、文化氛圍等自身特征，特別是單位的監督機制，在判斷單位組成人員的行為是否是體現單位自身意思方面起著極為重要的鑒別作用。具體而言，在判斷自然人的行為是否單位意思的體現時，應當注意以下幾點：

首先，就單位領導(包括單位代表機關的組成人員以及被授權的中層管理人員)而言，其主觀意思原則上可以看作為單位自身的意思;在依照單位領導的意思而行事，結果引起了法益侵害結果的場合，可以將該結果歸結于單位自身。但例外地，如果單位領導違反單位自身的目標、議事程序、監督機制、習慣等，擅自決策，導致單位在業務活動中，造成侵害法益結果的時候，由于該種決策不能說是單位自身的意思，因此，單位對此可以不承擔刑事責任，而僅只追究單位領導自身的個人責任。這種情況，可以看作為我們常說的“盜用單位名義實施犯罪”的情形。但在做這種判斷的時候，必須慎重。在單位內部，位高權重的領導者依據其權限做出犯罪的意思決定時，僅以單位內部存在防范、糾錯機制為由而輕易免除單位本身的責任，只追究單位領導的個人責任，這是過于簡單的做法。畢竟，在存在預防、監督制度的前提下，單位仍然能夠實施犯罪，說明在該種場合，起關鍵作用的是單位領導而不是制度。因此，在單位領導的意思和單位自身的意思不一致的場合，應當綜合權衡單位內部的權力分配和業務運作流程，綜合判斷產生本次犯罪的原因和抑制犯罪的機制，最終確定該行為是不是單位自身的意思體現，從而決定是不是要處罰單位。

所以，以單位來謀取個人利益是法律絕對不允許的。一旦查證到，法律會根據情節的嚴重性與犯罪性質來判斷對個人還是單位進行處罰。以上就是律霸網小編為您整理的單位犯罪的相關法律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