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執行信息公開如何進行推進?

將個人信息資料權納入隱私保護范疇，推動理念的專業化。

我國尚未形成隱私權的規范體系，既沒有在憲法中將其明確為基本權利，對于民事法律中的人格權立法問題也莫衷一是，公眾無法在尚未成型的規范中檢索請求權基礎，一旦隱私遭受侵害則難以尋求救濟。把個人信息資料權納入隱私權范疇;但我國并非判例法國家，因而公民個人信息資料權受到侵害時是否可能得到救濟，還取決于法官個人的解釋，具有“隨機性”。

二、設立司法信息管理的專門機構，實現機構的專業化。

根據現有法院架構，具體承擔這一義務的應是執行部門，但在職責分工上，執行部門專注于執行行為而非執行信息，既不利于執行信息的及時公開，也不利于司法信息公開的程序統一。因而，有必要借助信息化實踐，在法院內部設立專門的司法信息管理機構，負責包括執行信息在內的所有司法信息統一管理。

我國司法機關早已在提升業務管理的信息化程度方面展開探索，個別地區司法機關支持轄區內辦案業務及裝備建設的專項建設經費動輒高達數千萬元，不少地區案件的卷宗材料、庭審錄像、法律文書等都會在結案后整理成光盤的形式存檔，搜索案號即可在內部綜合管理信息平臺中調取案件的所有資料。可見，現在推行的司法信息公開無非是由接受司法機關內部監督轉向接受社會監督，在技術上不存在任何難度，工作重心在于對司法信息進行科學、合理的管理，健全司法信息制作、審核、發布機制，讓公眾有效、便捷地獲取信息，從而保障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的兌現。除了完善已有的三大公開平臺，將司法信息公開從各自為戰轉向集中公開，還需要通過專門的司法信息管理機構，建構“制作、審核、發布”的三級管理程序：

1、首先，案件信息“誰辦理誰制作”;

2、其次，由司法機關內部行政人員對信息“隨到隨審”，而不是“集中審核”，避免審核步驟延誤公開時限，并且審核的目的主要是查漏補缺，并非加以限制;

3、最后，設立專門崗位負責及時整合、發布信息，在新媒體平臺和傳統平臺同步公開。申請執行人提出申請將被執行人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人民法院依職權將被執行人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被執行人認為將其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錯誤向人民法院申請糾正等情形之下，應當由司法信息管理機構進行說理。并引入該當性判斷方法，保障方法的專業化。

(三)限定個人信用信息的采集范圍。

個人信用信息范圍的規定直接涉及個人隱私權的保護，因此，應當明確限定信用信息的采集范圍并嚴格依據法律規定的程序來進行實際的操作，避免有法不依的情形。對此，我國可以借鑒國外成功的經驗，嚴格限定征信信息的范圍，并以肯定性列舉的方式確認征信信息的范圍，再通過否定性的列舉方法嚴格限制或者禁止對于敏感信息和具有較高隱秘信息的采集。

(四)建立權利救濟保障體系。

個人征信過程中的權利救濟是當個人權利遭受不法侵害后，得以將個人權利恢復或者難以恢復后得到補償的一種救濟途徑。針對個人信用信息遭到非法泄露的問題，應當制定合理的補償、賠償制度。

政府信息公開是法律當中規定必須履行的一項義務，但是在現實生活當中執行的力度并不夠，需要一些措施來加以完善和推進，比如說應當進行非常專門的司法信息管理機構，按照誰辦理案件，誰進行案件信息制作的原則來進行，各個崗位也應當相互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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