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設立了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修訂后的刑法進一步完善了該罪的刑事立法。但是，將之置于整個職務經濟犯罪體系加以審視，其犯罪主體還是存在一定的立法缺陷。例如：村委會負責人在本村基建招標中的索賄、受賄行為；足球裁判員的受賄行為；民辦學校校長招生時的受賄行為；民辦醫院人員暗收藥品回扣行為等。對上述非公務性行為除公司、企業工作人員外，因刑法中無相應條款規定，司法機關難以追究其刑事責任。司法實踐中，這種無罪可定的窘態，其根源還在于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犯罪主體方面的立法缺陷。

我國刑法以自然人為主體的受賄犯罪有兩種，即受賄罪和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在此以外的人員均不構成上述兩罪的主體。但社會上大量存在的受賄主體遠超過法律規定的兩種。在司法實踐中遇到這樣的案例：被告人劉某系村黨支部書記，在該村房屋開發工程中，其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收受施工單位的賄賂，計人民幣６．５萬元。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下稱《解釋》）規定，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協助人民政府從事七項行政管理工作，屬于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規定的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其中第七項是指協助人民政府從事其他行政管理工作，但本案村委會的行為不是《解釋》規定的協助人民政府從事行政管理工作的行為。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規定，村民委員會有義務協助人民政府開展工作，但并不是所有協助人民政府的行為都屬于《解釋》規定的從事公務的行為，只有在協助人民政府從事行政管理工作時，其工作才體現國家對社會的組織、管理職能。本案例中該村房屋開發、建設，這是村民自治范圍內的村集體事務，而非政府的行政管理行為。因此，村黨支部書記劉某的行為不符合受賄罪的構成要件。另外，劉某的行為也不構成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的主體不同于職務侵占罪的主體，僅限于公司、企業的工作人員，而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既非公司，又非企業，其成員在通常情況下也與公司、企業工作人員有別。盡管劉某的行為具有較大的社會危害性，但根據罪行法定原則，劉某的行為不構成犯罪。

筆者認為，同是職務經濟犯罪的職務侵占罪和挪用資金罪，在犯罪主體的確立上體現了較強的包容性，其犯罪主體都規定為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從而與主體為國家工作人員的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相互補充，同時涵蓋了所有的自然人主體，具有很強的操作性。那么，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作為與主體為國家工作人員的受賄罪相對稱，其主體也應擴大為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立法上若作此修改，文中前述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因此，筆者認為，應該對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的主體進行修改，擴展為公司、企業或其他單位人員”。

高*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