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度智力障礙的刑事責任

智障人士屬于限制行為能力或無行為能力人。如果是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如果是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則不需要承擔刑事責任。

行為人的犯罪動機是否有現實基礎

犯罪動機是判斷行為人主觀方面是否具有故意或者過失最直接的依據，很多案件正是因為司法人員對行為人的作案動機產生疑惑而啟動精神病鑒定程序，有學者指出可以依據動機判斷精神障礙者的刑事責任能力，可見犯罪動機的重要性。動機是指行為人滿足某種需求的意愿和心理狀態。一般而言，只有出于現實動機作案的智力障礙者才有刑事責任能力。

智力障礙者的犯罪動機可分為4種情形：

(1)動機不明。正常人實施犯罪行為總是存在一定的動機，例如謀財、滿足性欲等。對智力障礙者來說，如果智力缺損嚴重到使行為人意識不到自己在做什么，或者不能意識到自己真正在做什么，即屬于無作案動機，或者稱為動機模糊、動機不明，多表現為行為人不能說明自己作案的原因，或者所說的原因十分奇特，與現實情況完全背離。

(2)病理性動機。此種情況在單純智力障礙者身上比較少見，但有些智力障礙者合并出現其他精神障礙，如智力障礙并發精神分裂癥、偏執型精神病等，就可能出現幻覺、妄想等知覺、思維障礙，雖然此類行為人存在明確的動機，但他們的動機是出于虛幻的需要，正常人無法理解，正因為此種動機無法被人理解，比較容易識別。

(3)現實動機。此種動機與精神正常者產生的動機區別不大，都是出于生理、社會、心理等需要，即便這種需求不是合理、合法的需求，也屬于現實動機，對智力障礙者來說，他們有可能不能采取正確、恰當的方式滿足自己的需求，或者難以控制自己的欲望從而實施犯罪行為。對基于現實動機作案的智力障礙行為人需要仔細甄別，與普通人的道德品質和法律意識低下區別開來，防止將嚴重智力障礙者視為普通人犯罪。有些智力障礙行為人由于思維能力差，推理判斷往往不符合邏輯，雖然他們的動機是現實的，但多多少少顯得荒謬可笑，對基于現實動機作案的智力障礙行為人的審查，不在于行為的動機方面，而在于行為的控制、行為方式上面，即行為人是否能支配自己的情緒、行為，是否能以正常方式滿足自己的欲望。例如，有的智力障礙行為人不能對強奸行為作出合法與非法的判斷，他們不能理解性欲的本質，不清楚法律、社會規范對性行為有何限制，因為不能通過正常、合法的方法解決性欲沖動而實施強奸行為，其中比較嚴重的智力障礙者甚至可能不加選擇的侵犯親人、鄰居等，而對于辨認能力正常的人而言，他們一般會對犯罪對象有所選擇。

(4)混合動機。即病理性動機和現實動機的混雜，其中某種動機可能占據主導地位，審查時要特別注意行為人作案是否具有深層次病理性的原因，而不能僅僅根據直接的、現實的原因認定其作案動機。有的智力障礙行為人歸案后所供犯罪動機看起來合乎情理，但深究下去可能發現該動機受到其他精神障礙的影響。

作案后的表現

作案后的表現是判明行為人對行為的辨認、控制能力一個重要的參考因素。對智力障礙行為人來說，犯罪前后智力障礙不會有明顯的變化，可以通過歸案后的變現確認其犯罪時的辨認、控制能力。

犯罪行為人犯罪后的表現主要體現在亮點：

(1)自我保護行為。自我保護是指犯罪人為逃避懲罰和追究責任，有意識的向司法人員回避、虛構事實，或者負隅頑抗、毀滅證據。對自我保護能力欠缺的智力障礙者來說，他們由于智力受損，往往采取的手段比較幼稚，很難取得他人信任，還可能暴露自己;有些嚴重的智力障礙者由于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完全不存在自我保護能力。自我保護行為反映了行為人對自己行為性質和后果的認識，較好地體現了行為人辨認、控制能力的強弱。但也要看到，具備自我保護意識和行為不能說明被告人一定沒有精神障礙，有自我保護意識和行為只是衡量行為人辨認、控制能力的重要依據之一，但還要結合其他依據綜合判斷。

(2)對犯罪的認識。對犯罪的認識也體現出行為人對犯罪后果的認識和對自己行為合法性的認識。精神障礙者對犯罪行為的認識有多種情況，如坦然承認、無動于衷、固執已見、屢教不改等。智力障礙者較為常見的情形是認罪伏法，他們對自己的行為后果可能缺乏深入的認識，對司法人員的訊問通常有問必答，有的輕度智力障礙者甚至會夸大自己的犯罪行為;較為嚴重的智力障礙者對自己的犯罪細節通常不能完整的回憶，有時對犯罪后果表現出冷漠、無動無衷等情緒。

社會適應能力

社會適應能力是對被鑒定人的職業工作、婚姻家庭、社會交往、個人生活能力、對外界的性趣等多個方面的綜合性評價。由于精神病鑒定對智力障礙者的智力水平評估通常是一次性測試，難免出現不準確的情況，社會適應能力的評估顯得尤為重要，且社會適應能力的評定具有客觀性，往往比智力測試更為可靠。特別是評定輕度精神發育遲滯和邊緣智力行為人的責任能力時，智力水平不能完全反映出他們對犯罪行為的認識程度，而社會適應能力是具有價值的評定標準。評估行為人的社會適應能力，需要考察行為人的成長歷程、學習經歷、工作能力、人際交往情況、興趣愛好等內容，其中大部分與案件沒有直接關聯，公安機關取證時往往不會全面進行調查，這需要審判人員根據案件材料全面掌握與被告人社會適應能力項目相關的證據，必要時可親自進行調查取證，以正確評估被告人的社會適應能力。

犯罪性質

有精神醫學學者指出，有智力障礙的人只是在一些高難度的問題上表現出與常人差異，但在基本的社會道德問題上他們應該有行為能力，所以他們應當對自己的行為后果負責。犯罪性質與智力障礙者刑事責任能力存在緊密關聯，可以用自然犯和法定犯的區分來予以說明。自然犯和法定犯的概念由意大利法學家加羅法洛最早提出。自然犯是指侵害法益的同時明顯違反倫理道德的犯罪，例如殺人、強奸、放火等傳統犯罪;法定犯則是與自然犯相對應的概念，主要是違反行政、經濟法規的犯罪。

雖然二者之間沒有絕對的界限，但在智力障礙者身上，該劃分仍然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一般而言，智力障礙者大多實施的是侵犯財產犯罪、暴力犯罪、性犯罪等自然犯，一方面是由于他們的勞動能力和生活環境差，加之道德水平低下，通過實施以上類型的犯罪可以滿足欲望;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參與社會活動有限，實施法定犯的能力和條件有所欠缺。當然，也有一些輕度智力障礙者由于認識能力上的缺陷，可能會以好玩、尋求刺激的心態實施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即便因此造成重大人員傷亡或者財產損失，更多還是因為他們對行政法規、經濟法規的不理解所致，此類犯罪更符合法定犯的定義。

對實施了不同性質犯罪的智力障礙者的刑事責任能力需要區分對待。通常認為，只要智力障礙行為人具備了基本的認識能力，就能判斷自己的行為是否違背社會道德，從而不會去實施殺人、放火、強奸等自然犯。例如，在司法鑒定中，對輕度智力障礙者實施撥打虛假恐怖信息報警電話，通常可以認定無責任能力或者限制責任能力，而對他們實施預謀殺人犯罪，一般認為具有完全責任能力。也就是說，這里障礙行為人的智力水平達到一定程度后，可以認為他們對基本的社會倫理道德有充分的認識，指示對更為復雜的社會規則認識程度可能不足。

行為人的一貫品質和前科行為

有些智力障礙者由于是非觀念薄弱，好逸惡勞，容易受到社會不良思想的影響，往往多次犯罪，甚至因犯罪受到懲罰，出獄后仍屢教不改，在判斷刑事責任能力時應當將首次犯案者和屢屢作案者加以區別。我國刑法規定對累犯要從重處罰，該規定不僅針對正常人，對智力障礙者也同樣適用。實踐中智力障礙者屢次犯案并不罕見，他們通過犯罪既滿足欲望，也鍛煉了膽識，積累了犯罪經驗，加上意志薄弱、道德情感低下，容易走上再犯道路。對此類犯智力障礙者而言，他們能認識到自己的行為違反社會規則，會造成嚴重危害后果。如果一犯再犯，說明其道德低下，存在容易放縱自己行為的主觀傾向。

審查智力障礙者的刑事責任能力是一個綜合性的工作，在一些案件中需要考慮的因素可能不止以上幾點，例如，有些案件中智力障礙行為人可能有器質性基礎(如大腦器質性損傷)，還可能有其他精神障礙(如智力障礙合并精神分裂癥等)等，審查案件時需要具體分析、全面考慮，確保準確認定行為人的刑事責任能力，做到不枉不縱。如果您對此還有疑問或者有進一步的法律需求，可以在線咨詢律霸網律師，我們將為您提供優質的法律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