緩刑考驗期滿三年內又故意犯罪是不是累犯

案情

2009年6月，張某因犯故意傷害罪、非法拘禁罪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兩年，緩刑三年。緩刑考驗期內張某表現良好，遵章守紀，無違法犯罪行為，2012年6月緩刑考驗期滿。2013年8月，張某伙同他人在公共場所尋釁滋事，并致一人輕傷，被以尋釁滋事罪起訴到法院，經審理，張某構成尋釁滋事罪，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

分歧

本案爭議的問題在于，張某的行為是否構成累犯，對此有兩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緩刑考驗期滿三年內又犯應當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之罪，構成累犯，應從重處罰;

第二種意見認為，緩刑考驗期內沒有再犯新罪，其原判有期徒刑實際上并沒有執行，緩刑考驗期滿后再犯罪，不構成累犯。

評析

筆者同意第一種意見。

持第二種意見的依據為1989年10月25日最高院研究室對此問題的一個答復，針對寧夏回族自治區高院《關于判處有期徒刑緩刑考驗期滿三年內又犯應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之罪是否構成累犯的請示報告》，最高院研究室給予的答復是“可不作累犯對待”，其解釋有二：一則緩刑是暫緩執行原判刑罰的制度，如果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內沒有再犯新罪，實際上并沒有執行原判刑罰;二則被判處有期徒刑緩刑的犯罪分子，一般犯罪情節較輕和有悔罪表現，因其不致再危害社會才適用緩刑。筆者認為該答復內容值得商榷。

第一，理論上存在矛盾。一方面，一般累犯的時間要件為“刑罰執行完畢或者赦免”以后五年內再犯，赦免包含了免除全部刑罰，同樣是原判刑罰無需執行，既然赦免后五年內再犯可以構成累犯，為何緩刑考驗期滿后五年內再犯就不構成累犯，這種理論上的矛盾該如何解釋?另一方面，緩刑是對原判刑罰附條件不執行，但并不等于“免予刑事處罰”，亦不代表沒有對犯罪分子處以刑罰，緩刑只是刑罰的一種執行方式，應包含在“刑罰執行完畢”的外延之內。所以上述答復的第一個理由值得進一步研究。

第二，對前罪是否適用緩刑的評價不應影響累犯的成立。對前罪判處緩刑是基于對犯罪分子前罪的一種評價和判斷，即犯罪情節較輕、有悔罪表現、沒有再犯罪的危險，這種評價，特別是“沒有再犯罪的危險”，當然地具有一定的主觀性。犯罪分子緩刑考驗期滿后再犯罪也正印證了主觀判斷可能存在的偏差。既然一般累犯要求前罪和后罪都是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法律沒有對適用緩刑作出排除性規定，那么，有期徒刑緩刑考驗期滿后三年內再犯應當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之罪，不作累犯對待，于法無據。所以，答復的第二個理由同樣值得探討。

第三，不符合累犯制度的立法目的。從累犯成立的要件中不難看出，設立累犯制度，從根本上說，是為了遏制已經犯罪且受到刑罰處罰的人在一定時間內再犯危害較為嚴重的犯罪。累犯，體現了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和社會危害性，因此，法律規定對累犯“應當從重處罰”。故意犯罪被判處有期徒刑緩刑，緩刑考驗期滿后再犯應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之罪，且系故意犯罪，表明一方面犯罪分子不思悔改，并沒有從前罪中吸取教訓，其人身危險性較大;另一方面其亦沒有真正理解和珍惜法律通過緩刑這一制度給予他的改過自新的機會。所以，對其不作累犯對待，于情不符。

第四，“可不作累犯對待”的表述含義模糊。該表述至少有兩種理解：一是不構成累犯;二是根據法律規定應構成累犯，但鑒于“答復”中所給的兩個理由，對犯罪人可不以累犯從重處罰。既然其沒有直接表述為“不構成累犯”，筆者更傾向于第二種理解，因為這種含糊的表述更像是在法律沒有明確例外規定的情況下作出的一種權宜的選擇。

人不應該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基于累犯的立法目的，法律已經對累犯的成立要件進行了限制和界定。緩刑考驗期滿五年內又故意犯罪，恐怕不僅僅是其是否符合“刑罰執行完畢”要件的問題，希望司法解釋能對此予以明確，以更好地維護法律的權威，更有力地打擊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