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某酒后無證駕駛兩輪摩托車與受害人郭某駕駛的電動車相撞，造成兩車受損，兩人受輕傷的交通事故，經抽血檢驗，覃某血液中的乙醇含量為101mg/100ml，郭某的傷情構成十級傷殘。覃某涉嫌危險駕駛罪一案被提起公訴后，郭某提起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覃某被采取取保候審的強制措施。這是一起典型的醉酒駕駛致人身體損害的案件。在案件的處理過程中，由于附帶民事原告方賠償要求過高，被告方逃避責任、賠償意愿不高、調解不配合、開庭遲到等原因引發辦案人員的一系列討論。有人提出，被告方那么耍賴，是否可以考慮先將被告抓起來，這樣被告方家屬對民事賠償也會積極一點，開庭也不會出現被告人遲到的問題，這一提議遭到反駁，因為法院決定逮捕被告人需要符合一定的法律條件，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九條的規定，只有對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被告人才能實施逮捕，而危險駕駛罪的最高刑是拘役，不屬于應當予以逮捕的范圍，即便被告人開庭遲到，也不屬于違反取保候審規定情節嚴重、可以予以逮捕的情形。于是又有人提出危險駕駛罪量刑太輕了，撞傷了人不賠錢，法院還不能逮捕他，案件不好處理。針對以上討論，筆者認為有必要對酒駕及危險駕駛罪的相關問題做一些梳理，以糾正日常生活和司法實踐中出現的認識偏差。

酒駕是危險駕駛的一種情形，酒駕入罪一般人認為是2011年5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簡稱刑法修正案八〕施行之后的事情，因為危險駕駛罪是刑法修正案八所增設的罪名。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條規定，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后增加一條，作為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一：“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追逐競駛，情節惡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處拘役，并處罰金。有前款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該修正案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隨著該修正案的施行，危險駕駛罪就成為全國基層法院近幾年來審理的常見犯罪類型之一，其中“酒駕”又是小城市、城鎮和農村地區多發的危險駕駛類型，要準確地處理酒駕類犯罪，我們至少要回答以下幾個問題：酒駕是否一定構成犯罪?酒駕入罪后是否一定構成危險駕駛罪?酒駕是否只能處以最高為拘役的刑罰?

一、關于“酒駕”是否一定構成犯罪

酒駕分為一般的酒駕和“醉駕”，只有“醉駕”才會涉及到犯罪的問題，也就是說并不是所有的“酒駕”都會入刑。如何區分一般酒駕與醉駕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醉酒駕駛機動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辦理醉駕刑事案件的意見)第一條規定：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血液酒精含量達到80毫克/100毫升以上的，屬于醉酒駕駛機動車，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一第一款的規定，以危險駕駛罪定罪處罰。未達到醉酒駕駛機動車標準，也就是血液酒精含量低于80毫克/100毫升的，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關規定給予行政處罰。

那么，是否所有的“醉駕”都會入刑呢?有的學者認為只要行為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達到規定的標準而駕駛機動車上路行駛就應當一律入刑，而有的學者卻認為不能一概而論。筆者認為以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作為是否入罪的唯一標準的確是最直接最客觀最公平的，司法實踐一般也不會違背80毫克/100毫升這個清晰的界限去處理案件，但是凡事不能一概而論，定量分析雖然客觀但一定要建立在定性分析的基礎上，畢竟刑法第十三條規定危害社會的行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法律畢竟不是自然科學，也不可能窮盡現實生活中所有的可能性，在堅持“醉駕入刑”的基本原則下，極少數的“例外”總是有的，這也是充分考驗司法工作人員能動性的情形，否則參與法律執行工作只需要機器人就行了。

當然，法律也規定了司法工作人員自由裁量權的上限，辦理醉駕刑事案件的意見第二條規定了八種危險駕駛罪從重處罰的情形，包括造成交通事故且負主要責任或全部責任、有逃逸情節、血液酒精含量達到200毫克/100毫升、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上駕駛機動車、駕駛載客的營運車、逃避或阻礙檢查、曾因酒后駕車受過處罰、有超員超載超速或無駕駛資格、偽造變造機動車號牌等其他嚴重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為等其他應當從重處罰的情形，也就是說只要醉駕行為人具備上述八種情形當中的一種或多種情節，醉駕入刑就是確定的，基本沒有商量的余地。

二、關于“酒駕”入罪后是否一定構成危險駕駛罪

人們往往把“酒駕”、“醉駕”與危險駕駛放在一起討論，醉駕入刑討論的也往往是酒后駕車與危險駕駛罪的關系，但是如果酒后駕車出了事故，涉及的往往不是危險駕駛罪而是交通肇事罪，如果出了重大事故，還有可能涉及危害公共安全罪。在“酒駕”情形下出了事故，到底造成何罪，這與行為人造成事故的大小，造成人員傷亡的程度和傷亡人員的數量、財產損失的大小及承擔事故責任的大小、行為人有無其他主觀故意和其他犯罪情節有關。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的解釋)第二條的規定，造成一人以上重傷且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并有酒駕、毒駕等其他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為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處罰。從犯罪構成來說，不涉及人員死亡的酒駕情形下的交通肇事罪與危險駕駛罪相比，承擔的事故責任都是主要責任或全部責任，兩者的區別在于造成交通事故后果的大小，如果重傷一人以上且有其他違法行為或者造成不能賠償的經濟損失達到三十萬元以上就是交通肇事罪，如果是輕傷或以下就要繼續考察血液酒精含量或其他違法情節以決定是否構成危險駕駛罪，可見，在其他犯罪情節相同的情形下，重傷一人和不能賠償數額達到三十萬元是交通肇事罪與危險駕駛罪的分水嶺。

情節惡劣，傷亡后果慘重的酒駕型犯罪也經常被拿來與危害公共安全罪一起討論，特別是造成多人死亡、財產損失巨大的交通肇事類案件背后往往不乏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的呼聲。危險駕駛罪、交通肇事罪與危害公共安全罪在造成事故的后果上確實有一個遞進的關系，但是前兩罪與后罪最大的區別不是在造成事故的后果有多嚴重上，而是在行為人的主觀故意上，如果酒駕行為人是由于過失造成交通事故，不論事故的后果多么慘烈，被告人都只能構成交通肇事罪，而不構成危害公共安全罪。有的學者認為只要行為人喝了酒還開車上路，他就是故意的，因為他已經明知醉駕刑，他也明知自己喝了酒，那么他的犯罪意圖就是故意。筆者認為該學者混淆了喝酒的故意與對犯罪結果追求與放任的故意，混淆了對犯罪情節的判斷與對犯罪結果的認定，喝酒作為一個情節與最終造成交通事故的結果之間還有一段漫長的過程，如果行為人是故意的，他涉及的就不僅僅是刑法危害公共安全這一章的罪名，他有可能涉及故意傷害、故意殺人、故意毀壞財產等等一系列均能通過開車肇事的行為來實現的所有犯罪，所以不能簡單的由對一個犯罪情節的明知來推斷對犯罪結果的故意。

三、關于“酒駕”是否只能處以最高為拘役的刑罰

通過上面的討論，我們已經知道“酒駕”可以造成危險駕駛罪，也可以造成交通肇事罪，甚至可以造成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殺人罪，所以，對于“酒駕”的行為人最高只能處以拘役刑罰的認識是錯誤的，這種認識是在脫離對我國刑法總體把握的基礎上得出的誤解，有酒駕情節的過失犯罪，輕則判處拘役、重則判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惡劣，后果嚴重的交通肇事罪一般也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量刑，如果行為人主觀上不是過失而是故意，那定罪量刑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被判處刑罰的“酒駕”行為人除了人身自由要受到限制，造成交通事故的還要承擔附帶民事賠償責任。民事賠償的范圍包括被害人的醫療費、護理費、交通費等為治療和康復而支付的合理費用，以及因誤工減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殘疾的，還應當賠償殘疾生活輔助器具費等費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還應當賠償喪葬費等費用。如果“酒駕”沒有達到入刑的標準而又造成了人身損害，行為人不但要承擔上述內容的賠償，還有可能需要面對受害方提出的殘疾賠償金、后續治療費、死亡補償費、被扶養人生活費等更多的財產損失賠償要求。

所以“酒駕”危害巨大，酒駕行為改變的往往是兩個以上家庭的命運，酒駕行為也不是像一般人認為的那樣是在刑法修正案八施行之后才開始入刑的，酒駕入罪的事實自刑法頒布以來一直就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