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認為，當前檢察機關在運用刑事拘留措施中存在著如下問題：

1.“執行”操作的不完整性

對刑事拘留的執行是一個完整的過程，它由作出拘留決定開始至撤銷拘留或轉捕為終結，經歷拘留證開具、宣布、送押、關押等執行環節。按理，這些環節都必須有公安機關人員參與才能執行。然而，檢察機關辦理自偵案件中對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的執行，實際操作大多是由人民檢察院作出拘留決定，到當地公安機關開具拘留證，然后由檢察人員將拘留證向犯罪嫌疑人宣布并待其簽字后送押到看守所，最終由公安機關所屬看守所執行具體關押。依據案情發展，人民檢察院再依法決定變更強制措施或撤銷拘留并立即釋放。在整個拘留的過程中，公安人員基本不到場，所謂執行，也只是開具拘留證和看守所的關押。可見，公安機關對刑事拘留執行是不完整的，很多場合都是走過場，流于形式，看似合法實際掩蓋了執行操作上的“真實”。

2.法定責任的不明確性

檢察機關將拘留決定書送交公安機關開具拘留證時，公安機關一般不對拘留決定書的實質內容進行審查，如犯罪事實是否存在;是否為被拘留人所為;是否應以拘留等，其“執行”任務僅僅是出具拘留證并依法看押，這種“執行”的不全面必然招致刑事拘留法定責任的不明確。從理論上講，出具拘留證的單位應該對“刑事拘留”措施的后果負責，但“由公安機關執行”的規定過于概括，事實上不易明確執法責任。檢察機關自行偵查的案件，運用刑事拘留措施，應由檢察機關負責，這種責任既應包括拘留的決定，也應包括出具拘留證(拘留決定的法律程序體現)和對拘留措施的最后處置。規定由公安機關對法律監督機關的檢察部門辦理案件執行拘留，并對拘留措施后果負責是不合適的。

3.實際運用不易操作

當前的現狀是公安機關的警力不足。公安機關擔負著大多數刑事案件的偵破任務，殺人、放火、搶劫、強奸、爆炸、盜竊等大量案件需要偵破，大量治安案件需要處理。顯而易見，公安機關沒有足夠的警力執行檢察機關的刑事拘留，同時由于公安機關對于檢察機關自偵案件中涉及到的需要刑事拘留的犯罪嫌疑人的住所、容貌等情況不熟悉，且其內部也未設立專門執行部門，造成公安機關不愿承擔執行刑事拘留的任務。因此，在司法實踐中往往出現檢察機關決定拘留后，開具拘留證時找不到人或領取拘留證后公安局派不出人員執行拘留等尷尬境地。刑事拘留實際上是有別于逮捕等在緊急情況下適用的臨時性強制措施，是為逮捕做準備的。為了追求形式上公正而增加一道不易操作的司法程序，不符合訴訟效率的原則。

4.保密缺陷

檢察機關管轄的自偵案件主要是職務犯罪案件，此類案件的偵查要求較強的保密性，特別是一些瀆職罪案，被執行刑事挽留的相對人可能就是公安機關、人民法院隊伍中的一員，且刑事拘留措施的執行又往往在偵查初期，對此，案情的保密至關重要。檢察機關在決定拘留后，無故增加一道公安機關開具拘留證環節，容易形成保密上的漏洞。司法實踐中出現過涉嫌公安人員犯罪時，開拘留證難的情況，不是找不到人辦手續，就是千辛萬苦開了拘留證卻找不到執行拘留人員。

刑事拘留作為一種強制措施，是為更好地偵查案件服務的，完善檢察機關決定刑事拘留措施的執行程序有利于更好發揮刑事拘留措施的作用，筆者認為，可以由法律規定，對于檢察機關在自偵工作中決定刑事拘留的，由檢察機關自行辦理拘留手續，公安機關可以執行關押。理由是：

一、執行法定性

法律規定檢察機關對特定案件具有偵查權，而偵查權的內涵理所當然包括強制措施決定以及其具體執行。如果把刑事拘留決定與執行人為地加以分離，實際上就是對偵查權的限制，有違立法本意。

二、執行可行性

檢察機關自身有一支作風優良、技術過硬的司法警察隊伍，并且隨著司法改革的深入，這一隊伍的素質必然有所加強和提高。檢察機關自身完全有能力對犯罪嫌疑人執行刑事拘留。

三、執行規范性

刑事拘留是偵查活動中短期限制相對人人身自由的應急措施，時限性很強，因此，由檢察機關一家決定并執行，便于規范管理，有利于節省司法資源。而公安機關的雙重屬性(它既屬于行政機關，又具有司法機關的性質)決定了它對于檢察機關承辦的一些有影響有震動的大案件，特別是涉及一些位高權重人物的刑事拘留，必然會產生諸多不便及一些負面影響。所以，筆者認為檢察機關決定刑事拘留的案件由其自行辦理拘留手續，并交付公安機關執行關押，有利于反腐敗工作的開展，有利于加強檢察機關打擊職務犯罪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