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行政復議制度最初是作為行政訴訟制度的配套制度而建立起來的，作為這一制度建立標志的《行政復議條例》與《行政訴訟法》在立法上基本上保持了一致，但是，由于立法上的限制，這一制度在實施中沒有能夠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新的《行政復議法》的頒布實施從立法上改變了這一狀況，它標志著我國的行政復議制度的成熟與完備，但也正是由于它在立法上擺脫了《行政訴訟法》的影響和束縛，因而，《行政復議法》與《行政訴訟法》在不少制度的設定方面相互不能銜接，存在著相互脫節的現象。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又在總結理論和實踐的基礎上發布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對行政訴訟法的適用和執行做了進一步的解釋和說明，從而使行政訴訟制度更趨完善，但也使行政復議制度與行政訴訟制度之間的脫節現象愈為明顯。這一問題不解決，會使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這兩項民主制度的優越性大打折扣，本文試對行政復議與行政訴訟在制度設定方面的脫節問題進行分析。一、行政復議范圍與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脫節行政復議范圍與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脫節首先體現在具體行政行為方面。總的說來，行政復議的范圍要較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寬泛得多。盡管《行政復議法》與《行政訴訟法》在受案范圍上都采用了列舉式加概括式的規定方式，但是，明確列入行政復議范圍而未列入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有：對行政機關作出的有關許可證、執照、資質證、資格證等證書變更、中止、撤銷的決定不服的;對行政機關作出的關于確認土地、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海域等自然資源的所有權或者使用權的決定不服的;認為行政機關變更或者廢止農業承包經營合同，侵犯其合法權益的;認為符合法定條件，申請行政機關審批、登記有關事項，行政機關沒有依法辦理的;申請行政機關履行保護受教育權的法定職責，行政機關沒有依法履行的;申請行政機關發放社會保障金或者最低生活保障費，行政機關沒有依法發放的。此外，為防止列舉規定的疏漏，《行政復議法》并增加了“認為行政機關的其他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概括規定。這樣，《行政復議法》實際上就將行政機關所有的外部具體行政行為納入到行政復議的范圍之中，而反觀《行政訴訟法》，除了上述列舉的內容未有規定外，其概括規定也僅限于“認為行政機關侵犯其他人身權、財產權的”情形，因此，《行政訴訟法》實際上只是將主要的具體行政行為納入到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之中;不僅如此，《行政復議法》將對相對人權利保護的范圍拓展到所有的權利領域，即只要相對人認為其合法權益受到具體行政行為的侵犯，都可以申請行政復議，而《行政訴訟法》則將權利保護的范圍局限在人身權和財產權方面。盡管《行政訴訟法》看到了這一規定的不足而在其第11條第款中做了補充規定，但是，這一規定也僅僅說明，相對人如越出人身權或財產權的范圍提起訴訟，必須要有法律、法規的明確規定。這樣，在行政復議與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上即發生了脫節，在理論上行政復議應當服從司法裁決，但是，我國又是成文法的國家，凡法律未予明確規定為受案范圍的，法院一般不予受理，這樣就使法院在受理《行政訴訟法》未予規定的行政復議案件時發生了困難。行政復議范圍與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脫節還體現在抽象行政行為方面。正如不少學者所言，《行政復議法》將部分抽象行政行為納入行政復議的范圍無疑是立法上的一個突破，但與之相對應的《行政訴訟法》則將抽象行政行為完全排斥在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之外，而行政訴訟排斥抽象行政行為的理由一是因為缺少憲法的明確授權，二是司法權對行政權的干預應當適度和有限。細細品味，兩項理由均值得推敲，實際上，翻開憲法可以發現，行政訴訟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審查同樣沒有具體的憲法規定，但它仍然依照憲法的基本原則及現代民主制度的基本理念建立起來了，因此，將抽象行政行為納入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并沒有實質性的法律障礙，禁區主要是在觀念上，是否將抽象行政行為納入行政訴訟的范圍，與其說是一個法律問題，不如說是一個觀念上的問題。《行政復議法》將抽象行政行為納入復議范圍，這就在立法上承認了抽象行政行為違法侵權的現實可能性，而僅僅為抽象行政行為的受害人提供行政上的救濟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復議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自己作為自己案件的審判官”，因而，它的公正性同樣應當接受司法的最終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