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合憲性審視

一、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基本規定及適用現狀

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73條、《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以下稱《刑訴規則》)以及《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以下稱《刑事規定》)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作了較為詳盡的規定。根據上述規定，目前偵查機關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內容特點可以概括如下：定位于監視居住的特殊執行方式;適用條件的限定性;適用須經上級機關批準;被執行監視居住人基本權利的保障性;具有折抵刑期的法律效果等。

從目前能夠搜集到的運行結果來看，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在適用中存在以下不足：一是適用率明顯較低。由于全面數據采集困難，僅能從部分地區的部分數據進行管窺分析。據統計，2013年1~3月，全國檢察機關在職務犯罪偵查中，共對101名犯罪嫌疑人采取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措施。以地區為例，2013年全年桂林市人民檢察院采取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強制措施4件4人。而2013年上半年，淮安市實行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案件為3件3人。二是司法成本過高。由于特殊的適用場所和程序，決定了一旦適用強制措施，就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及精力。據不完全統計，適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成本，每案10~20萬元左右。以桂林市人民檢察院2013年承辦的2件受賄案件為例，適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后，包括被監視居住對象在內，平均每天開銷需花費3000余元，1個月開支約9萬元。三是辦案風險畸高，安全責任重大。相對于看守所等專門羈押場所，指定居所在安全設施布控和安全措施保障方面都較為薄弱。一旦被監視居住人心里壓力過大，導致情緒波動，極易造成安全事故的發生。辦案人員素質的參差不齊，加上看管任務的繁重，也為辦案安全埋下隱患。如某市檢察院就辦理了一起檢察院法警在指定居所向嫌疑人通風報信的案件。

雖然指定居所監視居住費時、費力、費錢，但是從司法實踐來看，偵查機關具有采用它的極大動力，尤其是將其作為特殊環境下完成偵察任務的“秘方”“良方”。究其根源，在強制偵查過程中，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具有其他措施所不具有的優勢：“訊問的便利”“規避偵查羈押期限的限制”以及“對達不到逮捕條件的犯罪嫌疑人進行暫時控制”。但是在部分學者看來，“既然監視居住存在那么多問題，成本高昂，適用率不高，又容易變相羈押犯罪嫌疑人從而侵犯人權”，“不如將監視居住制度予以廢除”。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是否應當予以廢除，若否，則其存在的正當性又為何?如何通過法律解釋等技術性手段以及制度完善解決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適用中的風險與不足，是為解決該問題的關鍵。

二、問題的分析：國家治理現代化視角下的合憲性檢視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究其根本，就是“推進國家治理法治化”。而合憲性原則是法治化的基本內核。所以，在國家治理現代化背景下，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是否符合合憲性原則是其獲得正當性的根據。基于社會契約理論和權利克制理念，國家可以對公民的基本權利進行一定的限制。“但基本權利有一個固有的領域，這個領域純粹是個人自我決定的空間，因而排斥國家的任何干預。”“對基本權利的限制只有在保留了基本權利主體實現自由權的足夠可能性的時候，才不構成對基本權利本質內容的侵犯。”因此，確定基本權利及其干預的邊界十分必要。從理論上來講，必須通過“基本權利的構成—基本權利的限制—基本權利限制的違憲阻卻事由”三個層次的審查，才是對基本權利的合憲性干預。一般來說，“刑事訴訟法上的強制措施均為對基本權利之侵犯。”作為強制措施之一的指定居所監視居住要想獲得正當性的憲法地位，就必須經過該“三段式”的考察。根據法律及其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是短期失去人身自由且隱私權、結社權、通信權等受到嚴重限制的刑事強制措施。人身自由、隱私權等作為人之為人的權利，其屬于典型的基本權利范疇一般不存異議。指定居所監視居住規定是否具備憲法上的阻卻事由成為其在法理上獲得正當性的關鍵。學理上認為，“如果國家的一項限制基本權利的行為，能夠通過法律保留原則、憲法規定的限制理由、比例原則、本質內容保障等的審查”，則可以判定其是對基本權利的合憲性干預。以此為基礎，筆者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立法進行合憲性檢視。

一是《刑事訴訟法》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進行了規定，是通過法律對犯罪嫌疑人基本權利進行的限制，因而符合法律保留原則。修改后的《刑訴法》將監視居住定位于減少羈押的替代性措施，并且規定了不同于取保候審的適用條件。{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更是將適用對象限定于在辦案機關所在地沒有固定住處，或者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等罪行嚴重的犯罪，這符合比例原則的基本精神。

二是指定居所監視居住規定的明確性不足。依學理，法律明確性原則是指“法律對公民基本權利的限制必須內容明確，能夠為公民的行為提供確定性的指引”{11}。但是，《刑事訴訟法》《刑訴規則》等規范性法律文件關于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適用條件、執行地點、被監視居住人的權利限制程度、通知犯罪嫌疑人家屬、程序規定以及檢察監督等規定存在著相當大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具體如下：根據《刑事訴訟法》第72和73條的規定，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必須符合逮捕條件，但是該逮捕條件如何認定和把握立法未予明確。《刑訴規則》第45條第二款對“特別重大賄賂犯罪”進行了解釋，但是除第(一)項犯罪數額條件較為具體外，其余仍是概括性規定，實踐中不易把握。根據《刑事訴訟法》75條的規定，被監視居住的人應當嚴格遵守法定義務。但是法定義務外，法律是否應當保障被監視居住人在生活場所中正常生活的權利，如：“滿足基本的生活條件”具體包括哪些條件等，立法均未予明確。《刑訴法》第73條確立了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通知家屬為主，不通知為例外”的原則。但是因為條文規定的概括性，結合司法實踐中遇到的問題，尚需明確以下事項：通知的對象為誰，“家屬”的范圍如何界定，可否只通知犯罪嫌疑人的單位等;通知的內容包括哪些;“無法通知”具體包括哪些情形;通知的機關為誰，通知方式是否受有限制，通知時限是采“發出主義”還是“送達主義”等等。根據《刑訴法》第73條第三款、第33條的規定，被監視居住人享有委托辯護權，出于懲治腐敗和刑事偵查的需要，《刑事訴訟法》37條又規定，辯護律師同犯罪嫌疑人會見、通信等要經過偵查機關的許可。但是關于許可的條件、期限、安排會見的時間以及監視居住期間是否始終不許可會見等，法律和司法解釋均未作出規定。什么是指定的居所，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到底可以在哪些地方執行，這是關系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執行的核心問題，法律和司法解釋均未作出規定。現有立法關于申報程序、轉捕程序、執行程序以及檢察監督的規定也存在大量爭議。例如為規避刑訴法規定，部分偵查機關在初查后，通過“立案下沉”的方式，將案件指定下一級管轄，然后再由其批準適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措施。囿于辦案安全的考慮，檢察機關偵監部門、監所檢察部門也很難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進行及時有效的監督。

三是指定居所監視居住規定的本質內容保障不足。

依據學理解釋，本質保障內容是指“基本權利不可限制的內容”。如果立法對該基本權利內容進行了限制或者對這些權利內容未明確保障措施使之存在被侵害可能，就應被認為侵入了基本權利的核心，該種做法就不能構成阻卻違憲事由。如被監視居住人的人格尊嚴，由此衍生出的隱私權、安全權、正常生活休息的權利、辯護權、通信權、獲得釋放的權利、申訴權、控告權等等以及被監視居住人家屬的知情權、代為委托辯護權、申訴權、控告權、申請變更、解除強制措施權利等等均屬于該基本權利內容。但是由于上文所分析的因相關規定的缺失或者矛盾，致使干預內容缺乏可預測性，加之違反程序性規定制裁、懲戒措施的缺位，導致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適用過程中非法取證可能性陡增，被監視居住人的基本權利被嚴重壓縮甚至侵犯。例如，在司法實踐中，為了避免安全事故，執行機關往往采取貼身看護的方式，若干人一組，分成若干組，按照倒班的形式輪流看護。被執行人的生活起居一應全在執行機關的監視之下，“就連睡覺也有人監控，不能關燈。”{4}犯罪嫌疑人無任何的私人空間，隱私權等就更無從談起。

四是部分學者認為“新刑事訴訟法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規定在實質上超出了憲法關于人身自由的限制理由”

依據學理解釋，如果憲法對基本權利的限制作出規定，該理由則構成違憲阻卻事由，否則，構成違憲。《憲法》37條規定：“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并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上述學者以“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形式上是限制人身自由的逮捕替代措施，實質上則屬于剝奪人身自由的變相‘逮捕’措施”為立論，得出由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中的偵查部門享有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決定權，實質上違背了憲法規定。筆者對此持保留意見。一方面，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不是逮捕，二者的區別可謂涇渭分明，不能等同。另一方面，《憲法》明確規定逮捕措施的檢察機關、法院保留原則。對于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憲法未予明確限制。因此，不能認定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規定在實質上超出了憲法關于人身自由的限制理由。

綜合上述分析，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作為國家權力對公民基本權利的干預處分，一方面遵循了法律保留原則和比例原則，但另一方面，在法律的明確性原則和本質內容保障等方面存在明顯不足。根據理論學說，該限制行為的違憲性事由未被完全阻卻，不能稱其為對基本權利的完全合憲性干預。

由于上述違憲性事由未被阻卻，導致司法實踐中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適用風險增大。一是可能導致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泛化和濫用。一方面從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決定來看，均由偵查機關的上一級機關批準，雖然可以實現內部上下級之間的監督、制約，但是“交由與偵查利益具有直接關系的偵查機關一體行使決定權和執行權，權力是否會被濫用，不能不令人懷疑”。尤其是在偵查機關“兩化”建設水平尚不能滿足辦案需要，對于口供依賴程度較高的情況下，為規避拘留、逮捕等正當完備程序，偵查機關更青睞于采取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從實踐的情況看，為了辦案方便尋找臨時場所一直是某些偵查機關脫離制約、濫用偵查權的主要手段”，如“重慶打黑運動中的臨時辦案點”等。另一方面指定居所難以受到監督和控制，很容易淪落為“黑監所”。為了避免逮捕羈押期間偵查權的濫用，防止刑訊逼供、暴力取證等違法行為的出現，《刑事訴訟法》修改后，明確規定了拘留、逮捕強制措施決定后，針對犯罪嫌疑人的后續偵查措施一律在看守所內進行。目的就是通過監所部門的介入，實現權力之間的監督、制約。但是監視居住決定權、執行權的混同，則可能與上述立法意旨相違背，極易造成非法取證。“從以往的經驗來看，在沒有外在限制和約束下展開的訊問似乎更易發生問題。”二是不利于被監視居住人權利的有效保障。從指定居所的監視居住的規定來看，雖然貌似比逮捕強度低，但是由于規定的明確性和本質內容保障不足，被監視居住人實則喪失人身自由，加之期間長達六個月，“給被追訴人帶來的人權風險可能遠超過逮捕”。由于“此種監視居住突破了羈押法的基本程序法理，難以避免對公民合法權利的不當侵犯，因此不宜作制度確認”。正如上文所分析的，指定居所監視居住規定的本質內容保障不足，被監視居住人的人格尊嚴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各項權利極有可能被剝奪或者擠壓。如以有礙偵查為名即使到偵查終結也不允許會見辯護律師;以法律無明文規定為由不告知家屬監視居住的理由和地點等。三是可能導致司法腐敗。正如孟德斯鳩所說：“一切有權力的人都愛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變的經驗。防止權力濫用的辦法，就是用權力約束權力，權力不受約束必然產生腐敗。”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從決定到具體實施，都是由偵查機關完成，即使是執行，偵查機關一般也要參與其中。“制度的隨意性過大，這就為權力的尋租留下了空間。尋租空間越大，越可能產生嚴重的腐敗現象。”

具體分析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違憲性事由未被完全阻卻的緣由，有立法者考慮不周導致立法空白，從而形成立法漏洞;也有立法技術不夠成熟引發的生效法律文本與立法初衷背離;還有因法律語言的模糊導致的法律明確性不足等。故此，要想使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獲得正當性地位，就必須通過運用法律解釋等方法對“模糊”的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制度進行規范性解讀，必須通過提高立法技術、找出立法漏洞以完善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制度，從而補強其明確性不足、本質內容保障不足之弊端，阻卻違憲事由。

以上就是小編為您整理的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合憲性審視相關內容，監視居住的期限是六個月，如果監視居住的期限屆滿的，被監視居住的當事人及其家屬可以申請變更或者解除強制措施。要是你還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不妨向我們律霸網的律師進行咨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