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26日凌晨，浙江省溫洲市鹿城區的秦女士發現丈夫黃先生昏迷后，撥他的頭、眼睛都沒有反應。秦女士便叫醒隔壁老鄉。老鄉發現黃先生還有呼吸、能打鼾，于是趕緊撥打“120”呼救。“120”線路是通的，但只聽到錄制鈴音。秦女士他們每過一兩分鐘打一次，但就是無人接聽。半小時后，病人的情況越來越糟，心急如焚的老鄉撥打“110”電話求助。“110”中心工作人員隨即撥打“120”，也一直是長音，無人接聽。此后“110”接線員不斷撥“120”，13分鐘后，電話終于接通。“110”接警記錄顯示，距首次撥打“120”已過40分鐘。當“120”急救車趕到現場時，病人已經死亡。

「分歧」

本案中，界定120急救中心的法律地位是追究其法律責任的前提。由于我國還沒有針對120急救中心的權利義務、法律地位等問題制定一部專門的急救法律法規，法學界對“120”的定位較模糊，爭論不一。有些學者把120急救中心界定為‘準行政部門'，如有過失應承擔瀆職等行政責任，造成嚴重后果的要承擔刑事責任；另一種觀點認為它與公眾之間是普通合同關系，其地位就是普通民事主體，如構成民事違法，應承擔違約或侵權責任。

「評析」

民事法律關系的主體，是指參加民事法律關系,享有民事權利并承擔民事義務的人。包括公民、法人和其它組織，國家或其代表機關、組織在某些活動中也可以成為民事法律關系主體。筆者認為，120急救中心救助患者是一種準民事法律行為，它們之間存在民事法律關系，雙方既享有權利，又必須承擔一定的義務，因此，120急救中心應界定為民法中的民事主體。

首先，120急救中心具有醫療機構性質，是追求一定經濟效益的民事主體，而非行政主體或準行政主體。《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第二條明確規定：“本條例適用于從事疾病診斷、治療活動的醫院、衛生院、門診部、診所、衛生所（室）以及急救站等醫療機構。”由此可見，急救中心的法律地位是醫療機構的一種，而不是醫療機構以外的管理機構或行政主體。行政主體是以自己的名義行使國家管理職權，作出影響行政相對人權利義務的行政行為。這種行政行為是行政主體針對相對人依照行政法律規定作出的，具有單向性、職權性和管理性特征。120急救中心是依患方要求，向患者提供醫療急救服務，不可能依職權單方面進行，在現有醫療體制下，大部分120急救中心實質上也不會無故施以醫療救助，充當見義勇為者。當然，作為緊急醫療救助服務的唯一提供者，120急救中心同時具有類似公用部門的民事主體性質。公用企業、事業單位，諸如鐵路、航空運輸企業和供電、供水部門，是其相應行業領域的唯一經營商，壟斷色彩較強，限制甚至排除了其它主體的競爭。120急救中心因其醫療設施、技術、人才的相對集中，擁有其它民事主體所不能擁有的優勢地位，故患者基本上沒有選擇余地。雖如此，不管是120，還是供電、供水等公用企、事業單位，都具有我國民法中民事主體的法律特征。

其次，從合同理論角度看，120急救中心與患者之間是一種事實上的醫療服務合同關系。第一，120急救中心與患者是合同訂立當事人，雙方法律地位平等，權利義務相對等，既享有合同權利，又同時承擔合同義務，兩者之間不存在管理和被管理、命令和服從的行政法律關系。第二，從合同簽訂過程來看，緊急醫療救助是雙方要約承諾的結果。患方向120急救中心撥打電話求救，可視為一種訂立合同的意思表示，120急救中心記錄患方情況并表示即將發車，則是一種同意對方要約的意思表示，雙方形成合意，意思表示一致，合同成立并生效。第三，雙方應基于誠實信用原則，及時、全面地履行合同內容。120急救中心答應發車急救，患方已對其產生信賴，120急救中心就必須及時趕到現場，對患者進行逐步檢查、診斷，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維持患者生命，并將患者及時送往醫院。如果患者病情危重，不宜搬動，醫護人員就必須對患者進行現場急救。患方則應該按照對方要求，全力配合醫護人員的急救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