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證據規則和種類有哪些

刑事案件證種類：

一、物證、書證

(1)物證是指以其物質屬性、外部特征、存在狀況等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一切物品和痕跡。

(2)書證是指以其記載的內容和反映的思想來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書面材料或其他物質材料。

特別關注：如果一個證據同時具備兩種證明方式，則既是書證又是物證，理論上稱為物證書證同體。例如，在犯罪現場收集到一封書信，內容與被害人死亡原因有關，如果用該書信的內容證明被害人的死亡原因，則屬于書證；同時，又需要判明該書信是否為被害人所寫，需要作筆跡鑒定，從痕跡的角度看，該書信又是物證。

二、證人證言

證人證言，是指證人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況向公安司法機關所作的陳述。證人證言一般以證人證言筆錄加以固定;經辦案人員同意由證人親筆書寫的書面證詞，也是證人證言。

刑訴法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不能作證人。”

特別關注：

1、單位不能作證人，因為單位本身沒有感覺和知覺，不能感知案件情況，也無法承擔作偽證的責任。

2、證人作證的兩個基本規則：一個是證人的不可替代性規則，另一個是證人作證優先規則，即證人的身份與本案當事人以外的其他訴訟參與人的身份發生矛盾時，應當優先作為證人。

3、證人與見證人不同。見證人的證明行為并不針對案件事實。

三、被害人陳述

被害人陳述，是指刑事被害人就其受害情況和其他與案件有關的情況向公安司法機關所作的陳述。自訴人和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人如果是被害人，他們的陳述也是被害人陳述。

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有關案件的情況向偵查、檢察和審判人員所作的陳述，通常也稱為“口供”。內容主要包括承認自己有罪的供述和說明自已無罪、罪輕的辯解。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應當是口頭陳述，以筆錄的形式加以固定。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請求或辦案人員的要求，也可以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親筆書寫供詞。嚴禁刑訊逼供或以欺騙、引誘等方法套取口供。

刑訴法第46條規定：“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充分確實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

特別關注：

共犯相互之間就共同犯罪的情況相互舉發與個人的罪責相關，屬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而單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他人犯罪事實的檢舉，或同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非共同犯罪事實的檢舉，屬于證人證言。

五、鑒定結論

鑒定結論，是指受公安司法機關指派或聘請的鑒定人，對案件中的專門性問題進行鑒定后所作出的書面結論。鑒定人有法定的回避理由，應當回避。

鑒定結論與醫療單位的診斷證明在產生的程序上有原則的區別。

刑事訴訟證據規則

一、審判機關取證原則

審判機關收集、調取證據的權利義務和一些具體的操作程序。前文已經提到，我國現行訴訟模式具有較強的職權主義特征，我國現行的庭審方式并非典型的對抗制，而是仍然存在較大程度的法官職權運用。在這里姑且不論法官積極運用職權收集證據、查明案情對于實現司法公正和效率這對矛盾統一體的利弊，至少現有立法已經明確了收集調取證據既是審判機關的權力，也是審判機關的義務。這與當事人中心訴訟模式下法官居中裁判、不負有收集證據義務的原則完全不同，也是學術界爭議頗多的規則之一。

二、最佳證據規則

按照法學理論界的通說，最佳證據規則適用于書證，是指原始文字材料的效力優于復制件，因而是“最佳證據”。隨著復制技術、計算機技術等現代科技的不斷發展，這一原則也發生了一些變通，在法律規定的一些例外情況下，復制件的效力等同于原件。最高法院《解釋》第53條規定：“收集、調取的書證應當是原件。只有在取得原件確有困難時，才可以是副本或復印件。收集、調取的物證應當是原物。只有在原物不便搬運、不易保存或者依法應當返還被害人時，才可以拍攝足以反映原物外形或內容的照片、錄像。……”這表明我國刑事訴訟法律所規定的最佳證據規則不僅適用于書證，而且適用于物證。

三、非法言詞證據排除原則

言詞證據是指以人的語言表述為存在和表現形式的證據。在法定的證據種類中，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以及鑒定結論都屬于言詞證據。當代各國刑事證據法普遍禁止將采取刑訊逼供、威脅、引誘、欺騙等方法非法獲取的口供作為證據使用，我國刑訴法第43條和《解釋》第61條明文禁止了以非法手段收集證據，并明確了非法取得的證言、被害人陳述和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

四、口供補強規則

限制口供的證明能力，不承認其對案件事實具有獨立完全的證明力，禁止以被告口供作為有罪判決的唯一依據，而要求提供其他證據予以“補強”，這就是刑事證據學上的“補強規則”。我國刑訴法第46條規定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輕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有罪和處以刑罰，就是對這一規則的明確規定。

五、證人作證規則

證人證言是證人就其所感知的事實向司法機關所作的陳述，是刑事訴訟中最常見的證據種類之一，證人證言是否客觀真實對于司法機關查明事實、了解案情有很大的影響，事實上在司法實踐中同一案件里同時存在內容部分矛盾甚至完全矛盾的證言也是屢見不鮮的，給司法機關查明案情、判斷事實帶來不少困惑，這既有客觀因素的影響，也不排除主觀因素的干擾。因此，對證人作證設立嚴格、具體的規定就十分必要。我國刑訴法第48條明確規定了證人的作證義務，此外，在刑訴法、最高法院《解釋》和六部委《規定》中，還分別就證人的權利保障、證人必須具備的條件、證人證言的收集方式、質證程序和采信要求等作出了較為具體的規定。

六、認證規則

對某一證據能否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進行審查判斷，即為認證。我國刑訴法第42條第二款規定，“以上證據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最高法院《解釋》第58條進一步明確，“證據必須經過當庭出示、辨認、質證等法庭調查程序查證屬實，否則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這就從立法上明確了庭前認證是一種非法認證，未經法庭程序查證屬實的證據，即使本身是客觀真實的，也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使用。

事拘留最多多少天?我國刑法對刑事拘留的期限做了明文規定，具體內容如下：

對于公安機關依法決定和執行的刑事拘留，拘留的期限是法律分別規定的公安機關提請人民檢察院批準逮捕的時間和人民檢察院審查批準逮捕的時間的總和。

公安機關對被拘留的人認為需要逮捕的，應當在拘留后的3日以內，提請人民檢察院審查批準。在特殊情況下，經縣級以上公安機關負責人批準，提請審查批準的時間可以延長1日至4日。對于流竄作案、多次作案、結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經縣級以上公安機關負責人批準，提請審查批準的時間可以延長至30日。

人民檢察院應當自接到公安機關提請批準逮捕書后的7日以內，作出批準逮捕或者不批準逮捕的決定。人民檢察院不批準逮捕的，公安機關應當在接到通知后立即釋放犯罪嫌疑人，并且將執行情況及時通知人民檢察院。對于需要繼續偵查，并且符合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條件的，依法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

人民檢察院對直接受理的案件中被拘留的人，認為需要逮捕的，應當在10日內作出決定。在特殊情況下，決定逮捕的時間可以延長1日至4日。對于不需要逮捕的，應當立即釋放。對于需要繼續偵查，并且符合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條件的，依法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

刑事證據規則的分類

1、是調整證據能力的規則，例如傳聞證據規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意見證據規則、最佳證據規則等;

2、是調整證明力的規則，例如關聯性規則、補強證據規則等。

(一)關聯性規則，是指只有與案件事實有關的材料，才能作為證據使用。我國有關司法解釋體現了關聯性規則，最高院《解釋》第136條第1款，《死刑案件證據規定》第32條第一款，第6條、第23條、第24條、第27條、第29條都對關聯性規則作了相應規定。

(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指非法法定程序，以非法方法獲取的證據，原則上不具有證據能力，不能為法庭采納。既包括非法言詞證據的排除，也包括非法實物證據的排除。2010年6月發布的《排除非法證據規定》對我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作了明確具體的規定。一方面，明確非法證據排除的范圍。另一方面，明確了非法取得的被告人審判前供述的排除程序。

(三)自白任意規則，又稱非任意自白排除規則，是指在刑事訴訟中，只有基于被追訴人自由意志而作出的自白(即承認有罪的供述)，才具有可采性;違背當事人意愿或違反法定程序而強制作出的供述不是自白，而是逼供，不具有可采性，必須予以排除。我國刑訴法第43條，最高院《解釋》第61條和最高檢《規則》第265條，以及《排除非法證據規定》都明確規定了排除非法取得的審判前供述及其具體程序。從法律規定來看，我國已經基本確立了自白任意規則。

(四)傳聞證據規則，也稱傳聞證據排除規則，即法律排除傳聞證據作為認定犯罪事實的根據的規則。主要包括兩種形式，一是書面傳聞證據，二是言詞傳聞證據。我國現行立法并沒有規定傳聞證據排除規則，只是部分地體現了該規則的精神。

(五)意見證據規則，是指證人只能陳述自己親身感受和經歷的事實，而不得陳述對該事實的意見或者結論。《死刑案件證據規定》對該規則有所體現。

(六)補強證據規則，是指用以增強另一證據證明力的證據。補強證據必須滿足以下條件：

(1)補強證據必須具有證據能力。

(2)補強證據本身必須具有擔保補強對象真實的能力。

(3)補強證據必須具有獨立的來源。

(七)最佳證據規則，又稱原始證據規則，是指以文字、符號、圖形等方式記載的內容來證明案情時，其原件才是最佳證據。最高院的解釋第53條第1、2款和《死刑案件證據規定》第8條的規定都體現了最佳證據規則的精神。

刑事證據規則的意義

1、是有利于保證證據的真實性、可靠性，查明案件事實；

2、是有利于保護人權，實現司法公正；

3、是有利于保障刑事訴訟高效、有序運作，從而提高訴訟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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