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本文運用經(jīng)濟分析等跨學科方法，從成本、收益、效率、機制、功能等角度對私力救濟和公力救濟進行系統(tǒng)、全面、深入的比較，解釋了為什么私力救濟，提出私力救濟行動內(nèi)含著一種經(jīng)濟邏輯。從私力救濟角度切入，結合一個民間收債案例，本文論及司法和法治的基本問題，展現(xiàn)了司法的弊端和改革的緊迫性，并指出一些可能的發(fā)展方向。關鍵詞：私力救濟公力救濟經(jīng)濟分析長久以來人們對法律和司法的重要性深信不疑，私力救濟被視為落后、不文明和應抑制的現(xiàn)象。法律的重要功能之一是抑制私力救濟，把沖突解決納入秩序化和程序化的途徑。①私力救濟易生流弊，“現(xiàn)代法律遂以禁止私力救濟為原則，私力救濟往往在民法上構成侵權行為，在刑事上成為犯罪行為。”②私力救濟的觀念被蕩滌到邊緣，但其實踐依然盛行。有必要追問：私力救濟對社會的作用究竟如何？為什么有人選擇私力救濟？本文試結合一個民間收債案例，③但放寬視野更一般性回答：為什么私力救濟？私力救濟為何存在？以及為什么公力救濟？一、方法與框架本文通過私力救濟和公力救濟的比較來回答提問。糾紛解決機制④多樣，但在此僅比較兩者，對公力救濟只考慮司法救濟，對私力救濟主要以陳*強收債個案為例。這樣比較難免有缺憾，但也有優(yōu)點：（1）私力救濟和公力救濟對比度大，便于說明問題，其他情形大抵可通過影響兩者因素的不同組合來解釋；（2）自韋-伯以來理想類型的分析進路運用廣泛，類型化比較技術上更便利，條理更清晰；（3）深刻重于廣泛，廣泛可能影響深度，為深度可適當犧牲比較的廣度；（4）深入的類型比較足以展示人們行為選擇的機理及制約因素，不必以窮盡和對比一切解紛機制為前提；（5）這種比較方法有助于從私力救濟切入公力救濟、司法和法治問題。本文立足于特定個體、具體事件、個別情形、不同場景的對比，而非面向一般結論的普遍主義視角。不同當事人置身于千差萬別的糾紛中，其行動必定是個性化的選擇。有人選擇公力救濟，有人選擇私力救濟，有人先訴諸私力后轉(zhuǎn)向公力救濟，有人先尋求公力后倒向私力救濟，還有人回避或不了了之。不論選擇私力救濟或公力救濟，當事人皆有自身邏輯。筆者無意證明兩者誰更優(yōu)越，這不重要，不同救濟手段各有利弊，關鍵在于何種方式更適合特定個體、以及他何以選擇。糾紛解決行動適合經(jīng)濟分析。經(jīng)濟學假定人是理性的，理性人追求自益，以收益最大成本最小為目標，個人行為（并因此集體行動）將對未來可預測的成本收益變化做出反應。理性人行動基于多種動機，追求物質(zhì)利益只是一方面，他還可以有感情、信仰、正義或榮譽感。成本-收益比較是經(jīng)濟分析的基本方法。經(jīng)濟學上行為人直接承擔的成本為私人成本，直接獲取的收益為私人收益。但個人行動還可能給他人帶來成本或收益，產(chǎn)生外部性問題。私人成本加外部成本為社會成本，私人收益加外部收益即社會收益。理性人基于私人成本與收益比較進行選擇。邊際私人成本等于邊際私人收益時，個人選擇最優(yōu)；邊際社會成本等于邊際社會收益時，達到帕*托最優(yōu)。公力救濟和私力救濟都可能涉及外部成本。外部性產(chǎn)生了激勵的需要，即促使個體行為的外部性內(nèi)部化，將社會成本和收益內(nèi)化為私人成本和收益，行為人對行為承擔完全責任，通過個體最優(yōu)選擇實現(xiàn)帕*托效率。外部性概念有助于解釋，國家為什么鼓勵調(diào)解，因為合意解決糾紛可節(jié)約交易成本和社會成本。科-斯1960年《社會成本問題》揭示外部性存在并非政府干預的適當基礎，交易成本高低成為制度選擇標準。在科-斯的世界里，明確界定的產(chǎn)權是唯一必要的激勵。若交易成本為零，任何外部成本和收益都可通過當事人談判內(nèi)部化。但現(xiàn)實中交易成本不可能為零，如談判需付出時間和精力，也可能失敗，對方可能違約。糾紛可分為無實質(zhì)爭議和有實質(zhì)爭議二種，前者接近于明確界定的產(chǎn)權，如當事人對權利歸屬無爭議、只是欠債不還。此時若交易成本較低，當事人可能通過談判確定權利歸屬并履行。若交易成本超過一定限度，當糾紛有實質(zhì)爭議、產(chǎn)權歸屬模糊、談判解決可能性較小時，便出現(xiàn)對公力救濟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