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倡導擴大簡易程序適用的理由

(一)刑事案件逐年上升，司法人員數量相對不足，審判壓力大

近年來，公訴案件居高不下，而檢察人員和審判人員相對不足，在一定程序上造成審判效率較低，犯罪得不到及時懲處，國家刑罰權也得不到及時維護。對于當事人來講，訴訟不結束就意味著其權利義務處于不確定狀態，尤其是刑事訴訟的被告人，一般被采取強制措施，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更希望盡早得到罪與非罪的結論，如果訴訟過于拖延，被告人人身權利就可能受到侵害。而公眾對一些案件久拖不決的現象也很不滿意，面對犯罪率居高不下，刑事案件數量不斷增長而司法資源投入既定與有限的嚴峻形勢，“正當程序的簡易化”已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全球性的發展趨勢。

(二)法官素質有大幅提高，有能力公正高效地獨任審理宣告刑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案件

2004年4月，最高院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一次基層法院情況摸底調查，調查得到的數據顯示，隨著政治環境的穩定、職業培訓的長足發展及職業準入標準的提高，法官素質已經得到有了很大提高。北京市海淀區法院在2002年時全院人員平均年齡只有33歲，其院內有多名博士在審判一線從事司法工作，知識型法官的典型宋*水更是得到社會各界的高度評價。從刑事審判實務看，雖然每年都有大量疑難新案件出現引起廣泛關注，不可否認的是，盜竊、搶劫、交通肇事等多發案件仍占到了刑事案件的絕大多數。以法官現有素質，獨任審理可能判三年有期徒刑的盜竊案與可能判處五年有期徒刑的盜竊案并無本質區別。

(三)有利于節約成本，提高審判效率

意大利刑法學家**利亞曾指出：“訴訟本身應該在最可能短的時間內結束”，“懲罰犯罪的刑罰越是及時就越是公正和有益”。我國臺灣法學家蔡*明先生指出：“無論對于國家或被告之利益，迅速裁判之目的與其他訴訟目的相配合，不失為今日刑事司法最迫切之課題。”建立簡易程序制度的前提是刑事案件本身的差異性。如果所有刑事案件在復雜程度、重要性、社會危害性等方面均整齊劃一的話，簡易程序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可能性。如果不顧刑事案件的復雜多樣性而盲目地對每一案件都投入等量的司法資源，則會造成兩種后果：一是使簡單的案件毫無必要地經歷復雜的訴訟程序，造成訴訟資源的浪費;二是復雜的案件由于投入的司法資源相對不足而難以得到符合公平、正義要求的處理[1]。因此，按照比例原則和區別對待原則對不同案件應投入與其重要性、復雜程度相適應的司法資源，簡易程序的出現才順理成章。實行刑事案件繁簡、難易分流，有助于提高司法資源的使用效率。并且，使被追訴者早日從刑事程序中解脫出來，這將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保護被追訴者的人權。擴大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可以節約審判資源，降低司法成本，這一優勢是顯而易見的。按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簡易程序適用獨任審判，把原由合議庭審理的案件調整由法官一人獨任審理后，可以大大減少其他法官的工作量。

(四)有利于落實錯案追究等法官負責追究制度，強化責任

無需諱言，現有的合議庭做為一級重要的審判組織，其職能發揮難如人意。多數合議庭審理的案件是“陪而不審”，推脫責任，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難以得到保障。擴大使用簡易程序可以大大減少合議庭審理案件的數量，一方面使法官獨任審判除去了形成虛設的合議外衣，將錯案追究等法官責任制度落實到位，加強法官執業監管;另一方面，也可使合議庭真正做到“抓大放小”，騰出精力來應付疑難復雜案件，最大程度保證司法公正與效率的有機統一。

二、現行簡易程序審理中存在的問題

(一)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過窄。實踐表明，擴大簡易程序適用是提高訴訟效率的必然要求，應該進一步擴大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如宣告刑可能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案件，再如對于盲、聾啞人和未成年人犯罪也可以嘗試適用簡易程序，以快速結案，減輕對他們的心理傷害，促進他們悔過自新。另外，筆者認為對未成年犯罪案件也應當傾向于適用簡易程序，因簡易程序簡便、快捷，不僅縮短了未決前的羈押期間，而且能夠及時作出判決，減輕未成年被告人的心理壓力，有利于對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和盡快安置、恢復學業等。

(二)簡易程序缺乏有力的監督。首先，在審查起訴階段，辦案人員在詢問被害人及訊問被告人往往不告知其在訴訟階段所享受的權利和應盡的義務，使他們沒有能夠充分享有合法權利和及時履行法定義務。其次，在公訴機關適用簡易程序將案件移送法院起訴時，通常不就案情造成的危害結果，被告人有無從重、從輕法定或酌定的情節，發表意見和建議供審判人員參考，這不利于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也不利于審判機關公正執法。

(三)簡易程序沒有強化辯護律師的作用。與普通程序相比，適用簡易程序，被告人的訴訟權利更需要辯護律師的參與、指導和幫助。否則，被告人將處于十分不利的境地。世界上規定刑事審判程序的各國，都強化了辯護律師的作用，在被告人無力請律師時，法院還會強制為其指定一位辯護律師[2]。例如在英國，“被告人在治安法院出庭，需要有律師為其辯護，如果被告人由于經濟上的原因請不起律師，法院要為其提供免費的公派律師”。我國目前的情況表明，國民的法律意識、權利觀念還很淡薄，強制性為被告人指定辯護律師尤顯重要。刑事簡易程序的適用和運轉對辯護律師的依賴性大大增加，沒有辯護律師的參加指導和幫助，被告人在簡易審判程序中將處于十分不利的境地。但我國的指定辯護只適用于十分狹窄的范圍。一旦適用簡易程序案件的被告人因貧窮或其他無力聘請律師而通過自行辯護是很難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的。

(四)簡易程序的規定缺乏可操作性。刑事訴訟法對簡易程序的規定過于簡單，一些環節需要具體的制度來規范。有學者提出用“參與模式”的精神重新設計和改造簡易程序[3]。然而，這恐怕一時難以實現。筆者更傾向于在實踐中不斷制定切實可行的規章、制度，來充實簡易程序的內容，增強其可操作性。

三、與適用簡易程序擴大化相關的一些問題

(一)獨任審判與司法民主化的關系

有反對者認為擴大簡易程序的適用會傷及司法民主，與合議庭審判有所沖突。這里存在著一個認識上的誤區。首先，合議并非等同于民主，尤其在現行條件下，合議制度更多地被當作逃避責任的利器。其次，獨任法官的裁判自有二審法院、本院審判監督機構和監督機關負責。

(二)我國的職權主義與美國的訴辯交易、德國的處罰令的關系

所謂辯訴交易程序，是指在刑事訴訟中，為了己方利益，檢察官一方和被告方律師或者被告人一方可以協商達成協議，由被告人對檢察官所指控的犯罪或者較所指控犯罪為輕的犯罪，或者與所指控犯罪相關聯的犯罪，作出有罪答辯或者不辯護也不認罪答辯，而由檢察官向法官提議撤銷其他指控，或者建議法官給被告人一項特定的判決，或者同意在被告人請求一項特定判決時不予反對，或者同意一具體判決是對該案的恰當處理，法官不參與上述協商但可以接受協議，并按協議判決和處刑的簡易程序。辯訴交易與簡易程序最大的區別在于辯訴交易適用于復雜、疑難案件，即我們所說的非常規案件。對于這類案件，由于證據上的瑕疵，追溯具有一定的風險，從而為辯訴雙方的協議解決提供了一個合作的空間;再者，兩者所依存的訴訟模式也不相同。

《德國刑事訴訟法典》規定的處罰令程序也屬于簡易程序的范圍。是指在由刑事法官、陪審法庭審理的程序中，對于輕罪案件，依檢察官的書面申請，刑事法官、陪審法庭可以不經審判而以書面處罰令來確定對犯罪行為的法律處分的簡易程序。處罰令與簡易程序相比有以下不同：處罰令是書面審理程序，而我國的刑事簡易程序是開庭審判程序;處罰令比我國刑事簡易程序更重視被告人對程序的選擇權利;在程序啟動上，處罰令對我國刑事簡易程序更為嚴謹，在程序的變更上卻更為靈活;適用的案件可能判處刑罰的輕重不同。可以看出，處罰令程序是與普通程序徹底決裂的獨立程序，在被告人自愿選擇的前提下，它已簡化成書面程序。而我國簡易程序在查明案件事實真相理念及不輕信口供原則之下，并未與普通程序彼此分裂，它只是普通程序的簡化，與普通程序存在廣泛緊密的聯系，這種簡易程序的不獨立性也導致其立法規定的粗疏及實際操作的困難。

(三)簡易審與人權保障問題

有關法律規定，在簡易程序中，合議庭開庭之后可以不告知被告人享有申請回避、辯護、最后陳述等訴訟權利，這就明顯同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59條、第160條的規定相違背。又如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60條的規定，控辯雙方對案件事實、定罪量刑都可以展開辯論，但在簡易審中控辯雙方往往只能就量刑情況進行辯論。刑事訴訟法對被追訴人權利的保障非常薄弱。實踐中，由于犯罪嫌疑人不享有沉默權，偵查機關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律師無權在場，關押犯罪嫌疑人的機關與偵查機關合為一體，從而導致偵查人員對犯罪嫌疑人的訊問一直是暗箱操作。這些都弱化了被告人參與訴訟程序、影響裁判結果的機會與權利。

因此，筆者認為，簡易程序在適用時必須征得被告人的同意，被告人拒絕適用簡易程序的，法院就必須適用普通程序，從而強化我國簡易審判程序的人權保障機制。

四、擴大簡易程序適用范圍應注意的問題

在適用簡易程序時對前提條件提出了較高要求，一是檢察機關指控的罪名不重于被告人的行為在刑法上實際成立的罪名;二是檢察機關的起訴書中已包含了所有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實和情節。這兩個方面都對當事人的法律意識提出了較高要求。試想一個沒有律師幫助的從未受過法學教育且沒有律師幫助的被告人準確判斷出檢察機關的起訴書中是否已經包含了所有有利于自己的，能夠證明自己無罪、罪輕或應當減輕或免除處罰的事實和情節也是很困難的。

適用簡易程序后，不得忽視對訴訟當事人的訴訟權利的保護，尤其要注意對被告人訴訟權利的保護。如在開庭準備工作中，簡易程序對送達起訴書、通知開庭等在時間和方式上允許予以簡化，但簡化要適當，比如，向被告人送達起訴書時，必須給予必要的辯論準備時間等。在庭審程序中，程序簡化較大，但仍有一些程序不得簡化，比如，宣讀起訴書、告知有關訴訟權利、最后陳述等程序不得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