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我國刑事回避制度理念基礎之反思
中國刑事回避制度的理論淵源是西方傳統訴訟理念中的“自然公正”原則,即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并依此理念基礎設計了中國刑事回避制度。客觀地講,中國的刑事回避制度以“自然公正”作為其理念基礎是正確的,其具體制度設計在體系上也較完善,但為何在司法實踐中卻極少得到適用,又產生了那么多的社會問題呢?我想這正是我們大家應該深思之處。筆者認為,我國刑事回避制度產生的諸多問題,固然有制度設計本身的問題,但最大的問題應該是其在理念上過于重視西方“自然公正”原則對中國刑事回避制度的作用,而忽視了中國傳統文化和現實國情對中國法治建設的深刻影響。立法者以西方法治發達國家的標準來定位中國的法治建設,本身就犯了原則性錯誤,從而在具體制度設計上脫離中國國情和現實,以至現行刑事回避制度在中國缺乏適用的土壤。正如梁*平先生曾稱的那樣:“法律與社會脫節!法律與文化脫節!這就是當代中國法的基本性格,也是當代中國法的最大困境。”(注:梁*平著:《法辯—中國法的過去、現在與將來》,中國**大學出版社2002版,第165頁。)
中國是有著幾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這不可避免的對后世中國的方方面面都產生深刻的影響。為了本文行文方便,本文僅談一些對回避制度有影響的方面。
首先,“中國古代社會實行家庭本位,血緣關系是社會關系的紐帶”,(注:張*藩主編:《中國法制史》,中國**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9頁。)而且中國古代國家就由若干宗族組成的,而并非像西方國家那樣以所謂“按地區來劃分它的國民”(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頁。)的單純地域組織組成。這一傳統直接作用就是:在當代中國人們極其重視血緣關系,人情關系極其復雜,血緣、人情在人們心目中處于相當重要的地位,這就是為什么司法實踐中“人情重于法”現象層出不窮的最深層次的原因。但中國的這一民族傳統卻未引起立法者的重視,反觀中國現行刑事回避制度關于回避理由的規定,只把必須回避的對象僅限于當事人或近親屬,該規定的必須回避的親屬范圍太窄,忽視了中國的現實國情,這樣在適用中不出現問題反而不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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