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事訴訟法》涉及反貪偵查的修改涵蓋了辯護制度、偵查措施、強制措施等諸多方面。因對新《刑事訴訟法》有不同理解,在辦案實踐中出現反貪部門偵查人員對同一規定不同操作的情形。認識是實踐的先導,只有正確理解,才有正確執行的可能。筆者從反貪偵查角度出發,對新《刑事訴訟法》中有關條文的理解和實施中出現爭議的若干問題作以下思考。

一、如何理解、執行新法有關律師會見的規定

1、律師會見不需許可制度執行中存在的問題

《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自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托辯護人。第三十七條規定:律師憑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托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會見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應當及時安排會見,至遲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在偵查期間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應當經偵查機關許可。也就是說,在反貪偵查期間,一般的案件辯護律師只要憑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托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即可會見犯罪嫌疑人,不要求反貪部門許可。

《刑事訴訟規則》第四十六條規定:人民檢察院辦理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在有礙偵查的情形消失后,應當通知看守所或者執行監視居住的公安機關和辯護律師,辯護律師可以不經許可會見犯罪嫌疑人。第二百八十八條規定:在案件偵查過程中,犯罪嫌疑人委托辯護律師的,檢察人員可以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案件偵查終結移送審查起訴時,人民檢察院應當同時將案件移送情況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律師。第三百二十八條規定:偵查部門報請審查逮捕時,應當同時將報請情況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律師。上述是《刑事訴訟規則》規定的檢察機關的相關告知義務。

一般案件律師會見不需經許可的規定,依法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辯護權利,保證了辯護律師會見權的實施。但在辦案實踐中,這樣操作導致反貪部門無法第一時間獲取律師信息,不能及時履行《刑事訴訟規則》的相關告知義務,律師的知情權無法保障;同時,可能造成犯罪嫌疑人家屬、朋友等多人各自為其聘請辯護律師以及同案犯聘請同一律師的情形,不利于刑事訴訟活動的合法有序進行。另外,辦案實踐中,偵查人員通過律師可以及時掌握犯罪嫌疑人的身體狀況、心理變化、供述態度等情況,及時調整偵查策略、有效應對突發狀況。在部分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檢舉立功工作也離不開律師的參與。因此,從案件辦理角度來看,偵查人員及時掌握了解律師信息也是十分必要的。

筆者認為,應盡快出臺有關律師接受委托后的登記、備案規定。可與司法局進行協商,就律師接受委托后的登記、備案工作做具體規定。對反貪部門立案偵查的案件,規定律師在接受委托后,必須在一定時間內至檢察機關案件管理部門,就接受委托的具體事項及相關聯系方式進行登記、備案。案件管理部門在接受律師登記、備案后,及時將上述情況告知案件辦理部門。

2、如何正確把握律師會見需經許可的情形

《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七條規定: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在偵查期間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的,應當經偵查機關許可。《刑事訴訟規則》第四十五條規定:對于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羈押或者監視居住的,人民檢察院偵查部門應當在將犯罪嫌疑人送交看守所或者送交公安機關執行時書面通知看守所或者公安機關,在偵查期間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的,應當經人民檢察院許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屬于特別重大賄賂犯罪:(一)涉嫌賄賂犯罪數額在五十萬元以上,犯罪情節惡劣的;(二)有重大社會影響的;(三)涉及國家重大利益的。

辦案實踐中,對“特別重大賄賂犯罪”中“五十萬元以上”的理解,有兩種觀點:(1)“五十萬元以上”,是指舉報材料、犯罪嫌疑人供述、證人證言、相關書證、物證等反映、指證或者證實犯罪嫌疑人可能涉嫌犯罪的金額。(2)“五十萬元以上”,是指已有確鑿證據證實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金額。

筆者同意第一種觀點。筆者認為,立法者意識到賄賂犯罪偵查主要依賴偵查機關與犯罪嫌疑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以獲取犯罪嫌疑人有罪供述。立法對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的律師會見做特別規定,其初衷在于防止律師過早打破偵查機關與犯罪嫌疑人之間信息不對稱的局面,為偵查工作提供更多的時間以便深挖犯罪,防止犯罪嫌疑人利用律師會見等機會與他人訂立攻守同盟、進行串供。依第二種觀點,定罪、量刑的證據具備時方可做出限制律師會見的決定,事實上此時犯罪嫌疑人已無串供必要,限制律師會見已毫無意義,違背立法原意。相比而言,第一種觀點順應立法目的,更加符合反貪辦案的特點。

金山區檢察院2013年辦理的稅收管理員萬某涉嫌受賄案,立案前已獲取在押犯葉某某行賄萬某人民幣五十余萬元的供述,且有部分證人證言證實。另外據偵查人員了解,萬某受賄案間接造成國家稅收損失近千萬元。在對萬某采取刑事拘留強制措施后,我局根據案情向看守所制發《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應當經過許可通知書》,果斷作出律師會見需經許可的決定。

二、傳喚持續時間延長至二十四小時的條件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七條規定:傳喚、拘傳持續的時間不得超過十二小時;案情特別重大、復雜,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傳喚、拘傳持續的時間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刑事訴訟規則》第一百九十五條規定:傳喚持續的時間不得超過十二小時;案情特別重大、復雜,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傳喚持續的時間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兩次傳喚間隔的時間一般不得少于十二小時,不得以連續傳喚的方式變相拘禁犯罪嫌疑人。

辦案實踐中,如何準確把握傳喚持續時間延長至二十四小時的條件,關鍵是要正確理解《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規則》條文中有關“案情特別重大、復雜,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的規定,對此有兩種觀點:1、“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是指根據現有證據材料判斷,犯罪嫌疑人有被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可能性的,該觀點主張延長傳喚時間并不意味必須要拘留、逮捕犯罪嫌疑人。2、“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是指根據現有證據材料證實,犯罪嫌疑人有被采取拘留、逮捕強制措施的確定性的,該觀點主張延長傳喚時間后必然要拘留、逮捕犯罪嫌疑人。

筆者同意第一種觀點。筆者認為,《刑事訴訟法》中拘留、逮捕的規定針對的是公安機關由事到人的偵查模式,公安機關在案發當時即可判斷是否需對嫌疑分子采取拘留、逮捕措施。而反貪部門的偵查模式系由人到事,在接觸對象之前,偵查人員根據有限的初查材料,不能完全確認犯罪事實存在以及犯罪性質是否嚴重,根本無法完全確定采取何種強制措施。即便在立案傳喚之后,對象的供述情況、認罪態度、其它證據收集等因素都在隨時變化,這些變化的因素恰恰是對其采取何種強制措施的主要依據,偵查人員很難明確判定。因此,要求偵查人員在傳喚十二小時結束前明確作出采取何種強制措施的判斷實在困難,相比而言,第一種觀點更加符合反貪部門的偵查模式,具有更強的操作性。

三、犯罪嫌疑人被拘留后送至看守所的時間

《刑事訴訟法》第八十三條、《刑事訴訟規則》第一百三十一條規定:拘留后,應當立即將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羈押,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辦案實踐中,對上述規定的理解有兩種觀點:1、宣布對犯罪嫌疑人采取拘留強制措施后,偵查人員不得繼續審訊,應立即將其送至看守所。2、宣布對犯罪嫌疑人采取拘留強制措施后,可繼續審訊,只要保證二十四小時之內將其送至看守所即可。

筆者同意第一種觀點,第二種觀點中變相延長傳喚時間的做法系違法行為。筆者認為,“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的規定,系立法者意識到我國一些地區地域廣袤、交通不便,無法在宣布拘留后立即將犯罪嫌疑人送至看守所,考慮到上述地區的實際情況和困難,特作此規定。“二十四小時”系上述地區檢察機關押送犯罪嫌疑人至看守所的最長“在途時間”,不得用以審訊。對于不存在上述困難的地區,應在宣布拘留后立即將犯罪嫌疑人送至看守所羈押,實際辦案中切不可濫用此規定,變相延長傳喚時間。因此,在新法頒布實施之后辦理的案件,我局對需要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均在對其宣布拘留后立即送至看守所。

四、對偵查行為主體的規定應如何理解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六條規定:訊問犯罪嫌疑人必須由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的偵查人員負責進行。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偵查人員詢問證人,可以在現場進行,也可以到證人所在單位、住處或者證人提出的地點進行,在必要的時候,可以通知證人到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提供證言。第一百二十六條規定:偵查人員對于與犯罪有關的場所、物品、人身、尸體應當進行勘驗或者檢查。第一百三十四條規定:為了收集犯罪證據、查獲犯罪人,偵查人員可以對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隱藏罪犯或者犯罪證據的人的身體、物品、住處和其他有關的地方進行搜查。第一百四十條規定:對查封、扣押的財物、文件,應當會同在場見證人和被查封、扣押財物、文件持有人查點清楚,當場開列清單一式二份,由偵查人員、見證人和持有人簽名或者蓋章,一份交給持有人,另一份附卷備查。第一百四十一條規定:偵查人員認為需要扣押犯罪嫌疑人的郵件、電報的時候,經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批準,即可通知郵電機關將有關的郵件、電報檢交扣押。《刑事訴訟法》將訊問犯罪嫌疑人、詢問證人、勘驗、檢查、搜查、查封、扣押等偵查行為的主體均描述為偵查人員。而《刑事訴訟規則》中訊問犯罪嫌疑人、詢問證人、勘驗、檢查、搜查、查封、扣押等偵查行為的主體為“檢察人員”。另外,《刑事訴訟規則》第三十二條明確規定:本章(注:第三章回避)所稱檢察人員,包括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副檢察長、檢察委員會委員、檢察員和助理檢察員。

《刑事訴訟法》與《刑事訴訟規則》對檢察工作人員具有不同的表述,且《刑事訴訟規則》明確規定書記員不屬于“檢察人員”。實踐中,對如何適用新《刑事訴訟法》以及以往由書記員、助檢員(或檢察員)兩人參與訊問、詢問、搜查等偵查工作的模式是否需要調整存有爭議,對此有兩種觀點:1、適用新《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以往工作模式不需調整。2、適用《刑事訴訟規則》的規定,以往工作模式需調整。

筆者同意第一種觀點。筆者認為,《刑事訴訟規則》對“檢察人員”的規定既浪費司法資源又與檢察工作實際嚴重不符。首先,書記員是檢察工作人員中人數較多的群體,將書記員排除在“檢察人員”之外,本可由兩人完成的工作,必須改由三人完成,嚴重浪費司法資源。其次,筆者注意到,在部分地區的基層檢察院中,通過國家司法考試并獲得助理檢察員資格以上的檢察工作人員可謂鳳毛麟角,大多檢察工作人員都為書記員,書記員不屬于“檢察人員”,諸多檢察工作尤其是自偵案件的偵查工作將很難開展。筆者認為,《刑事訴訟法》與《刑事訴訟規則》之間是基本法律與司法解釋的關系,根據兩者的位階關系,司法解釋與法律沖突時,應適用法律的規定,況且,《刑事訴訟規則》第三十二條對“檢察人員”的解釋僅針對于回避的對象,不能擴大到全部的訴訟過程中,故此處應適用《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書記員作為參與案件偵辦的工作人員當然屬于“偵查人員”,因此以往工作模式依然可行。但是,筆者同時強調,實踐中如此操作的,應注意律師依《刑事訴訟規則》主張偵查行為違法。

新法頒布實施之后,金山區檢察院為避免律師提出非法證據主張,對有書記員參與的偵查工作,均另有兩名具備助理檢察員資格以上的檢察人員共同參與。筆者認為,應盡快出臺相關規定,針對偵查行為主體做進一步解釋,為節約司法資源,提高案件偵查效率,筆者建議明確《刑事訴訟規則》規定的只適用回避的要求,將書記員以及文職人員列入偵查行為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