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處罰法》的規定，相對集中行使行政處罰權應當遵守以下幾項基本規程：

(1)相對集中行使行政處罰權必須是在綜合管理領域，如城市管理、市場管理、運輸管理等領域，在這些領域行政管理權限交叉的現象較為突出，相對集中行使行政處罰權有利于減少沖突，提高行政執法的效率。

(2)相對集中行使處罰權不得違背專屬處罰的規定，即在處罰中不得超越法律明確規定的職權范圍，如治安處罰權只能由公安機關行使，海關處罰權只能由海關機關處罰，稅務處罰權只能由稅務機關行使等等。

(3)相對集中行使處罰權必須報經特定的機關審批。根據《處罰法》的規定，有權進行審批的機關只能是國務院或經國務院授權的省級政府。

但是，相對集中行使處罰權的制度雖然在《處罰法》中確立了，但只有一個條款較為簡，在實踐中有許多問題難以解決。一是國務院授權的問題，根據《處罰法》的規定，相對集中行使處罰權需要國務院或經國務院授權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決定，但是，在實踐中，如何具體進行處罰授權的問題就是一個難題，如果全國各地每一個地方的相對集中行使處罰權都需要經國務院的批準，那么，這個工作量將十分巨大，具體操作起來也較為困難，國務院也疲于應付。如果國務院“一攬子”授權給各地的省級政府批準，在實踐中是否會失控，出現混亂的局面，又難以把握。有人把前者稱之為“零售”的方式，把后者稱之為“批發”的方式。在目前到底應當采取何方式值得探討。筆者認為，應當把這兩方式結合起來，根據不同的情形確定不同的授權方式，根據我國目前的實際，應當確立以“批發”為主的授權方式。

二是相對集中行使處罰權的主體的地位問題。目前在實踐中，相對集中行使行政處罰的主體主要有以下兩種：一是由政府建立綜合執法機構，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一些城市建立的巡警大隊，在市內廣場和主要街道由巡警負責檢查，對治安、市政、衛生、工商等進行綜合管理并實施處罰。二是兩個以上的行政機關實行聯合檢查，根據具體的違法行為，分別以不同行政機關的名義進行處罰，以誰的名義處罰，誰就作為行政訴訟的被告。這種情況在實踐中多一些。我們認為，第一種情況，確立一個相對獨立的主體，其優點是便于管理，保證處罰的效率。其困難主要在于設立一個相對獨立的主體與行政機關職權法定、各司其職的原則不一致，在行政訴訟中其被告的主體資格不確定，如果將設立的綜合執法機構作為一個實體，又不利于行政機構的精簡。第二種情況的做法比較可行，與職權法定原則相符合，并且在行政訴訟中較易確定其適合的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