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強制程序具有如下法律特征：

(一)法定性

行政強制程序的法定性是指行政強制程序是由法律明確規定的一種具有強制性的法律程序。這一特征的基本內容是：(1)法定性中的“法”應當是指包括了法律、法規和規章在內的所有規范性文件。這里需說明的問題之一是，位于法律之上的憲法是否可以規定行政強制程序，在我國不無疑惑。從法理上看，憲法可以為行政強制程序規定基本程序，如美國憲法中的“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英國不成文憲法中的“自然公正原則”都是行政程序的核心內容，成為行政主體行使行政強制權所應當遵循的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則。但是我國目前的主要問題是，其一，憲法沒有成為行政主體行使行政權的直接依據，憲法規范無法通過行政程序加以落實;

其二，現行憲法基本上是一部憲法實體法，沒有英美國家憲法中“正當法律程序”的原則性規定，更不用說為行政主體提供基本的行政程序規范。從法治國家的基本要求看，這是一個應當解決的法律問題。另一個問題是，位于規章以下的規范性文件所規定的程序是否可以成為行政強制程序?我認為既然規章以下的規范性文件不屬于法的范疇，從邏輯上不難推斷，這些程序不屬于行政強制法定程序。但是，規章以下的其他規范性文件所規定的行政強制程序，只要與法律、法規和規章不相抵觸的，可以看成是行政強制的法定程序。(2)法定性意味著行政強制主體必須嚴格遵守行政強制程序，其行政強制執行的方法、步驟、時限和順序必須受到法定行政強制程序的約束，任何違反行政強制程序的行為都應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對此，我國現行的行政復議法和行政訴訟法都明確規定違反法定程序是撤銷具體行政行為的理由之一

(二)分散性

行政強制執行程序的分散性是指行政強制程序的各種具體規定分散于不同法律、法規和規章之中，分別規范不同的行政強制行為。這一特征的基本內容是：(1)行政強制主體的多樣性和執行對象的復雜性決定了行政強制程序必須適應這一客觀情況。從實際情況看，行政強制主體有公安、工商、稅務、城建等幾十個行政主體，此外，還有法律、法規授權的行政主體。行政強制對象有人身、財產和行為等。如果我們的行政強制立法不考慮這一特點，就不可能為行政主體提供實可行的行政強制程序。(2)雖然行政強制程序具有分散性的特征，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制定統一的行政強制基本法，為行政主體制定一個基本的行政強制程序。在這一方面德國、奧地利、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已經有了成功的立法實踐。

我國目前正在制定的“行政強制法”也是旨在為規范行政主體實施行政強制提供一個基本程序。在我國行政強制法生效后，現行法律、法規和規章中有關行政強制程序的規定只要不與該法相抵觸，它們仍然是有效的。因此，即使我們制定了統一的行政強制法，規定了行政強制的基本程序，仍不抹去行政強制程序所具有的分散性特征。

行政強制程序是行政程序中的一種具體行政程序，對于法治國家來說，行政強制程序具有重要的法律意義。我們知道，行政主體的行政強制權來自于行政實體法。由于現代行政管理事務的復雜性、多變性等原因，導致了行政實體法所授出的行政強制權基本上都是行政自由裁量權。然而，行政實體法對于如何確保行政主體正當地行使具有行政自由裁量性質的行政強制權方面基本上是無所作為。如何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權成為20世紀法治社會的一個中心議題。從行政法的發展史看，作為肩負推行法治重任的法院首先成了人們的希望所在。正如英國上訴法院院長丹寧勛爵所說：“二十世紀的法院面臨的重大問題一直是：在權力日益增長的年代，法律如何對付濫用權力或誤用權力的局面。”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不少國家的司法審查權便將自由裁量權也納入司法審查的范圍，以期修正行政自由裁量權的不良運作。

然而，通過行政訴訟中的司法審查權對行政自由裁量權進行法律控制，事實上并沒有徹底解決實際問題。這種事后法律控制雖然可以對濫用自由裁量權進行一定的補救，但它難以對濫用自由裁量權進行預防性的控制。于是，人們開始在行政自由裁量權行使之初和過程中尋找法律控制的基點。人們發現，在控制自由裁量權方面，實體法律一旦授予行政主體自由裁量權之后，其本身是無法控制自由裁量權不被濫用。因為，行政主體行使自由裁量權時，只要具備實體法律的依據，它就會被認為有了合法行政的前提和基礎。所以，通過健全規范行政自由裁量權的法律程序，在行政自由裁量權行使始初和過程中控制其行為結果趨于合理性，可能是一種比較有效的法律控制方法。于是，作為控制自由裁量權的新手段──法律程序機制開始為人們所關注。

法律程序是規定法律主體行使權利(權力)，承擔義務時所應當遵循的方法、步驟和時限等所構成的一個連續過程。法律程序究竟有什么何功能?有學者將其歸納為“(1)對于恣意的限制。(2)理性選擇的保證。(3)‘作繭自縛’的效應。(4)反思性整合

不管法律程序的功能如何被分解和闡述，法律程序這一基本功能卻是公認的，那就是法律程序可以驅使法律主體正當地行使權利(權力)，合理地承擔義務。我們知道，英美國家具有重法律程序的傳統，普通法中自然公正原則(NaturalJustice)和美國的正當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ow)理論，成了普通法院對行政機關提出行政權合法性的程序法律要求的依據。隨著法院日積月累的判例，有關行政自由裁量權行使的法律要求在內容上逐步構成一個較完整的體系，并日漸為社會所接受。這些行政程序的內容主要有：

1、事先說明理由。它要求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行為時，如果是針對具體的個人或者特定事項時，應當告知其行政決定的理由，此便聽取他為自已辯護的意見;如果行政決定是針對不特定的人或者事項時，行政機關應當說明這一決定的依據、政策導向，以便行政機關的決定更具可行性。

2、事中聽取意見。它要求行政機關在作出有涉他人合法權益的決定前，與其合法權益有關的公民、法人有權表達意見，提供證據和行政機關聽取意見，接受證據的一種法律制度。聽證被稱之為行政程序的核心。沒有事中聽取意見，事先告知也就沒有意義。

3、事后告知權利。它要求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決定后，應當告知受該到決定不利影響的人在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種機關提出不服審查的請求，以引發對行政自由裁量權的事后監督程序。

上述行政程序的內容也滲透到了行政強制程序，從而使行政強制程序成為監控行政主體行政強制權的基本規范。從各國和地區現有的行政強制法和行政程序法的規定看，上述行政程序的基本內容都已得到了較好的落實。因此，我國在行政強制立法中，立法者首先應當對行政程序的功能有一個充分的認識，否則不可能制定出符合法治原則和民主精神的行政強制法，即使能夠搞出一個行政強制法，也可能成為強化行政主體行政強制權的法。在一定意義上我們不妨將行政強制法解讀為“行政強制基本程序法”可能更加符合行政強制立法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