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1999年，余某的父親在某大廈承包柜組開辦了“**家電商場”，余某一直在該家電商場上班。2001年上半年，余某以“**家電商場”急需周轉金為由向毛某借了4萬元款，雙方言明月息1分，余某向毛某出具了欠條。2002年11月，“**家電商場”的財產因余某父親與他人發生債務糾紛而被某法院全部查封抵債。2005年2月10日，毛某與余某將借款利息進行了結算，并由余某重新向毛某出具了欠條。欠條中注明月息1分，截至2005年2月10日止結欠利息13180元。2005年12月底，毛某以余某借款至今本息分文未還為由，并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二十四條“債權人就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主張權利的，應當以夫妻共同債務處理”的規定，將余某夫婦作為共同被告向法院提起了訴訟，要求余某夫婦共同償還4萬元借款本息。余某辯稱，“**家電商場”是我父親開的，當時借款是因“**家電商場”資金周轉不靈而替我父親借的。款借來后，我如數交給我父親用于商場生意周轉。對此，我丈夫管某不知情，我也未告訴過我丈夫。因此本案債務應由我和我父親償還，與我丈夫無關。余某丈夫管某辯稱，余某從未告訴過我借此款的來龍去脈，且款借來后，余某將它用作她父親開辦的“**家電商場”周轉金，未用于我們的家庭生活，因此，本案債務應是我妻余某的個人債務，與我及我的家庭無關。

本案在審理過程中，存在三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被告余某以個人名義向原告毛某出具欠條借得4萬元款，用于余某父親開辦的“**家電商場”生意周轉，整個過程余某的丈夫未參與，也不知情。雖然此借款行為發生在余某與管某的婚續期間，但由于余某未將借款用于兩被告的家庭生活，且余某的丈夫不知情，因此本案的債務應屬于余某的個人債務。

第二種意見認為，被告余某雖以個人名義向原告毛某出具欠條借款，且借款用于余某父親開辦的“**家電商場”生意周轉，未用于兩被告的家庭生活，但該借款行為發生在兩被告婚續期間，根據婚姻法及婚姻法解釋的規定，只要兩被告提供不了證據證明余某在向毛某借款時雙方言明了是個人借款，或兩被告約定夫妻財產為分別所有制，且毛某知道兩被告約定的事實，就應認定為兩被告的夫妻共同債務。現余某夫婦既未提供證據證明余某在向毛某借款時雙方約定了是余某個人借款的事實，也未提供證據證明兩被告的財產約定為分別所有制，且毛某知道兩被告約定的事實，因此本案的債務應是兩被告的夫妻共同債務。

第三種意見認為，婚姻法及婚姻法解釋是調整婚姻家庭關系的法律，其中關于夫妻共同債務的相關規定，是針對債務人離了婚后，債權人向債務人主張債務人婚續期間的債權時，要求債務人的原配偶承擔連帶償還責任的依據，而人民法院在債務人尚處婚續期間審理其民間借貸糾紛案件時不能適用此中規定。本案的余某與管某家庭和睦，婚姻正在繼續，毛某依據婚姻法及婚姻法解釋的規定將余某的丈夫管某作為共同被告起訴是錯誤的，應當判決駁回。本案的欠條是余某以個人名義向毛某出具的，毛某只能起訴余某，若毛某認為此借款確實是余某夫妻的共同債務，可待判決后執行余某的家庭共同財產。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本案的債務應是余某夫妻的共同債務，理由是：

第一，法院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時，可以適用婚姻法及婚姻法解釋的相關規定。婚姻法是調解婚姻家庭關系的法律，從其性質上看婚姻法既調整婚姻家庭方面的人身關系，又調整婚姻家庭方面的財產關系。婚姻中的財產關系，主要是夫妻共同財產、債權、債務因結婚而發生，因離婚而分割和分擔。雖然因婚姻產生的特定人身關系是婚姻法調整的重頭戲，但從屬于特定人身關系之間的財產關系也是婚姻法調整的主要方面。筆者以為，只要該財產關系發生在公民的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不管這一公民的婚姻關系存續與否，均可用婚姻法來調整。具體到公民婚續期間的債務，不管這一公民離婚與否，只要債權人向債務人主張權利，均可依據婚姻法中關于夫妻共同債務的規定來處理。那種認為在債務人婚續期間債權人主張債權不能適用婚姻法規定處理，債務人離婚之后債權人主張債權才可適用婚姻法規定處理的意見，勢必出現債務人婚續期間一方以個人名義對外所舉的同一筆債務，債務人處在婚續期間和離婚之后所適用的法律不相同的情況，這不符合婚姻法立法本意。按這種觀點，若債務人一直不離婚，那么，債務人夫或妻因家庭生活所需又以一方名義向外所舉的債務，永遠只能由出具債務憑證的夫或妻一方來償還，那么何來夫妻共同債務呢？沒有夫妻共同債務，因家庭共同生活所需而以夫或妻一方的名義向外舉的債，只能是夫或妻一方的個人債務，個人債務只能用個人財產來償還，那么法院在案件判決后，又有何依據去強制執行債務人夫妻的家庭共有財產呢？這樣，誰還敢允許婚姻中的夫或妻一方負債呢？顯然，這種觀點既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法理，更制約社會經濟的良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