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和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票據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

一、票據糾紛案件的受理和管轄

依照民事訴訟法第二十七條的規定，因票據糾紛提起的訴訟，由票據支付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一案當前，什么糾紛屬于票據糾紛，法院是否應當受理，這是需要首先解決的問題。《規定》第一條即明確規定了何為票據糾紛。

所謂票據糾紛，是指因行使票據權利或者票據法上的非票據權利而引起的糾紛。當事人因此類糾紛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凡符合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規定條件的，人民法院都應當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在前不久發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規定(試行)》中確定票據糾紛的案由時，以此為基點，確定了票據付款請求權糾紛、票據追索權糾紛、票據交付請求權糾紛、票據返還請求權糾紛、票據損害賠償糾紛、票據利益返還請求權糾紛、匯票回單簽發請求權糾紛七種案由。

依照票據法第四條的規定，票據權利是指持票人向票據債務人請求支付票據金額的權利，包括付款請求權和追索權。付款請求權是持票人享有的第一順序權利，付款請求權實現之日亦即追索權消滅之時；追索權是持票人享有的第二順序權利，惟有在付款請求被拒絕或者法定情形出現時才可以行使。因此，持票人不先行使付款請求權而先行使追索權遭拒絕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受理，除非有票據法第六十一條第二款和《規定》第三條所列情形之一。付款是付款人按照票據文義支付票據所載金額，以消滅票據關系的行為。匯票付款請求權糾紛的當事人一般是持票人與承兌人或者付款人，本票付款請求權糾紛的當事人一般是持票人與出票人，支票付款請求權糾紛的當事人一般是持票人與辦理支票存款業務的銀行。追索權糾紛的當事人一般是持票人與票據的出票人、背書人、承兌人、保證人等。票據法上的非票據權利，是指基于票據法的規定產生的但不是由票據行為直接產生的權利，是票據價款以外的債權關系，譬如票據交付請求權(票據法第五十五條)、票據返還請求權(票據法第十條、第十二條)、票據損害賠償請求權(票據法第一百零五條至第一百零七條)、票據利益返還請求權(票據法第十八條)和匯票回單簽發請求權(票據法第四十一條)。

票據法中的票據付款地就是民事訴訟法中的票據支付地。針對審判實踐中票據糾紛管轄爭議大多產生于對“票據支付地”的不同理解，《規定》一方面對“票據支付地”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基礎上分別對匯票、本票和支票的“支付地”作出了更為明確的解釋，對“代理付款人”作了明確的界定(《規定》第六條第二款)；另一方面對適用“票據支付地”確定管轄的情況作了限制性解釋，即因非票據權利糾紛提起的訴訟，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規定》的第七條)，排除了“票據支付地”人民法院對因非票據權利糾紛提起的訴訟的管轄權，以增強管轄的確定性，減少或者避免票據糾紛案件的管轄爭議。

二、票據的無因性

票據是無因證券。票據關系是基于票據行為而發生在當事人相互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亦即票據上的權利義務關系。票據關系以票據為載體，雖然以基礎關系為前提，但票據關系又與其賴以建立的基礎關系相分離，票據關系的成立、有效并不以授受票據的基礎關系的成立、有效為必要，票據關系的存在與否并不以基礎關系(原因關系、資金關系、預約關系)的不成立、被撤銷、無效為轉移。票據也因此具有靈活性、流通性、兌現性、安全性，從而可以起到加快商品流通、促進市場經濟發展的作用。譬如票據法第十三條、第二十六條、第四十四條、第五十四條等都體現了票據的無因性。

票據法第十條規定：“票據的簽發、取得和轉讓，應當遵循誠實信用的原則，具有真實的交易關系和債權債務關系。票據的取得，必須給付對價，即應當給付票據雙方當事人認可的相對應的代價。”票據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匯票的出票人必須與付款人具有真實的委托付款關系，并且具有支付匯票金額的可靠資金來源。不得簽發無對價的匯票用于騙取銀行或者其他票據當事人的資金。”票據法第七十四條、第八十三條、第八十八條等亦有類似的規定。交易關系、債權債務關系、委托付款關系等，都屬于基礎關系。因此，票據當事人即使違反了上述規定，簽發、取得和轉讓了沒有真實交易關系、債權債務關系、委托付款關系的票據，票據關系并不必然無效。只要票據本身符合票據法規定的要件，票據關系依然可以有效，票據債務人就應當按照票據記載的事項對票據債權人承擔票據責任。為了維護票據的無因性和票據行為的獨立性，為了避免票據債務人濫用票據法第十條、第二十一條等條款，《規定》第十四條對票據法第十條、第二十一條作了限制解釋，即對票據債務人的抗辯權作了嚴格的限制：在票據尚未轉讓的情況下，譬如票據上的收款人未向出票人履行約定的義務，出票人據此抗辯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票據債務人“對業經背書轉讓票據的持票人進行抗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值得注意的是，這里衡量是否“背書轉讓”的標志在于雙方當事人是否直接的前手后手。換言之，雖然票據是經過背書轉讓的票據，但票據糾紛發生在背書人與被背書人之間，即發生在有債權債務關系的直接的當事人之間，背書人以票據法第十條為依據，以與被背書人不具有真實的交易關系和債權債務關系、對方未給付對價為由抗辯的，人民法院也應予支持。

有學者認為，票據法第十條、第二十一條的規定無異于“完全否定了票據的無因性”，“這在法理上是不通的，在實踐中也是無法貫徹的。因為世界上任何國家的法院都無能力在審理匯票案件時同時審查出票人與付款人之間的資金信用關系。”筆者認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期，票據制度建立不久，銀行信譽以及一般企業信譽尚需提高、用票據手段騙取銀行或者其他票據當事人資金的案件層出不窮的情況下，法律除了追求票據的流通性、快捷性以外，不能不考慮從出票到最后付款整個票據運作過程的安全性。從法律實施的效果上看，現階段如此規定有利于保護誠實信用者，防止利用票據騙取資金。

無庸置疑，票據的無因性是票據的本質特征。但是，票據的無因性從來都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其相對的程度取決于一時、一地、一國的實際情況，取決于經濟發展的階段，取決于銀行的信譽狀況和其他票據當事人的信用程度。不從實際出發，盲目追求票據的絕對無因性，必然事與愿違。《規定》在堅持票據無因性的原則下，第二條(受理)、第八條(保全)、第九條(舉證責任)、第十條(舉證責任)、第十五條(抗辯)、第三十七條(受理)等體現了在直接當事人之間票據無因的相對性。

針對有的法院不區分具體情況，凡是遇到票據債務人起訴持票人的，就予以駁回的情況，《規定》第二條從受理的角度予以明確：票據雖然已經簽發但尚未轉讓的，票據債務人以基礎關系違法、雙方不具有真實的交易關系和債權債務關系、持票人應付對價而未付對價為由，要求持票人返還票據而提起的訴訟，人民法院應當依照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的規定予以受理。該法院依法受理之后，其他法院不得受理票據債權人就同一事實另行提起的行使付款請求權的票據訴訟。

三、舉證責任

票據訴訟屬于民事訴訟的一種，因此，其舉證責任原則上適用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的規定，即誰主張，誰舉證。同時，鑒于票據的時效性、流通性和票據欺詐違法行為的多樣性、票據詐騙犯罪行為的復雜性，考慮到舉證的難易、訴訟成本、訴訟效率和司法公正等因素，《規定》依照票據法第四條、第十條、第十二條、第二十一條的規定，區別了持票人的舉證責任與正常的單純提示義務，要求特定情況下的持票人證明票據的有效性和持票的合法性。(《規定》第十條)

票據是流通證券，流通是票據的基本特征。票據流通的快慢直接制約、影響著商品交易的效率和頻率，因此，票據法第十七條、第十八條對票據權利時效作出了特別的規定，《規定》第十四條也相應作出了舉證時效的規定，以提高訴訟效率、適應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要求。

值得說明的是，《規定》第十二條第二款規定“票據當事人在一審人民法院審理期間隱匿票據、故意有證不舉，應當承擔相應的訴訟后果”。本條款旨在建立票據訴訟舉證期限制度，其“相應的訴訟后果”是指票據當事人在一審人民法院審理期間隱匿或者故意不提供票據，在二審期間甚至再審期間提供的，人民法院可以不作為“新證據”加以認定。票據當事人在一審人民法院審理期間是否隱匿票據、故意有證不舉，由對方當事人舉證。

四、票據權利

票據權利是持票人向票據債務人請求支付票據金額的權利，包括付款請求權和追索權。二者行使的順序不同。針對實踐中有的持票人先行使追索權或者同時行使付款請求權和追索權的情況，《規定》第五條解釋：“付款請求權是持票人享有的第一順序權利，追索權是持票人享有的第二順序權利，即匯票到期被拒絕付款或者具有票據法第六十一條第二款所列情形的，持票人請求背書人、出票人以及匯票的其他債務人支付票據法第七十條第一款所列金額和費用的權利。”票據法第四條第二款規定：“持票人行使票據權利，應當按照法定程序在票據上簽章，并出示票據。”所謂“法定程序”，是指持票人向票據債務人(出票人、承兌人、背書人、保證人等)請求支付票據金額或者清償票據金額時，應當按照票據法第七條的規定在票據上簽章。所謂“持票人”，是指持有票據的人，即擁有票據的收款人(票據的基本當事人)或者從轉讓人手中取得票據的受讓人(非基本當事人)，并不僅僅限于“真正的票據權利人”。依照票據法第十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的規定，持票人并不等于票據權利人。換言之，持票人一般是票據權利人，但并不總是票據權利人。雖然法律條文上沒有使用“正當持票人”這樣的概念，但實際上也是在借鑒國外票據立法先例的基礎上作了區分的。從票據法第十三條把主觀上的惡意、重大過失與票據權利聯系起來的邏輯結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一點。

票據付款請求權與追索權雖然都是票據權利，但請求支付的數額不同：前者一般為票據所載金額(貼現的則要減去貼現日至票據到期日的貸款利息)，后者則還要加上在規定的時期以內的法定利息和有關費用。票據法第十七條區分不同票據分別規定了不同的權利消滅時效。其第一款第(一)、(二)項規定的持票人的權利，《規定》第十三條的意見是既包括付款請求權，又包括追索權。理由：一是該兩項規定的訴訟時效分別為2年、6個月，而其(三)、(四)項規定的訴訟時效分別為6個月、3個月，包括追索權更有利于保護持票人的權利；二是(三)、(四)項明確排除了付款請求權，而(一)、(二)項并未排除追索權。與此相應，《規定》第十八條將出票人排除在(三)、(四)項規定的“前手”之外。

《規定》第二十條把票據權利發生時效中斷的效力范圍只限于發生時效中斷事由的當事人，即時效的限制，體現了票據行為的獨立性。

《規定》第十四條所謂“以票據法第十條、第二十一條的規定為由”，是指沒有真實的交易關系和債權債務關系而簽發、取得和轉讓票據，沒有給付對價而取得票據，出票人與付款人沒有真實的委托付款關系，也不具有支付匯票金額的資金來源，簽發沒有對價的匯票用于騙取資金。本條旨在把票據債務人的抗辯權嚴格限定于與其有直接債權債務關系的當事人之間，以維護票據的無因性。換言之，當事人以上述情形為由抗辯，票據尚未轉讓的，予以支持，票據業經背書轉讓的，不予支持。

票據法賦予票據以無因性賦予票據行為以獨立性，旨在保護正當的、善意的持票人，而不在于保護非法持票人。《規定》第十五條以票據法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的規定為基本依據，明確列出了人民法院應予支持的抗辯事由。其中第(二)項所列舉的欺詐、偷盜或者脅迫等非法手段，只是重申了票據法第十二條列舉的情形，但是，現實生活中非法取得票據的手段遠不止于上述幾種，譬如審判實踐中曾經遇到的搶奪、搶劫、恐嚇、走私、販毒、暴力等也應包括在內。其中第(四)項與票據法第十二條第二款有關。票據法第十二條第二款規定：“持票人因重大過失取得不符合本法規定的票據的，也不得享有票據權利。”“不符合本法規定的票據”，無論是票據記載的事項、記載的方式不符合票據法的規定，還是票據權利因時效屆滿或者手續欠缺而消滅，或者票據已經獲得付款全體票據債務人的付款責任解除的票據，持票人或者因為票據自始無效，或者因為票據權利已經消滅，均不得享有票據權利。可是，持票人因重大過失取得符合本法規定的票據的，是否享有票據權利?票據法并未規定。惡意取得票據不得享有票據權利，重大過失取得票據當然也不應當取得票據權利，因為無論是惡意還是重大過失，都是民法上的過錯，都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因此，因重大過失取得票據構成票據債務人抗辯的法定事由。

《規定》第十六條第(一)項中的“法定格式”是指票據法第四條第一款、第五條、第七條至第九條和《規定》第四十條、第四十一條確定的格式。

票據法所規范的各種票據關系的核心是票據權利。在一定意義上說，票據法是保護債權人的法律，與民法相比，票據法對債權人保護得更徹底、更充分、更完善。這一點，集中表現在票據行為獨立、抗辯權的切斷和抗辯權的限制上。針對審判實踐中有些法院放任票據當事人對抗辯權的濫用，一方面，《規定》明確列出了對人抗辯的幾種情況(第十九條)和對物抗辯的幾種情況，另一方面，界定追索的對象(第二十三條)，限定票據權利時效中斷的影響范圍。

五、票據背書

所謂背書，是指持票人為了將票據權利轉讓給他人或者將票據權利授予他人行使，而在票據背面或者粘單上記載有關事項并簽章，然后將票據交付他人的票據行為。背書可以分為轉讓背書和非轉讓背書。前者是以轉讓票據權利為目的；后者不以轉讓票據權利為目的，而以將票據權利授予他人行使為目的。通常的背書為轉讓背書，比如為買賣、贈與、還債、貼現等目的將票據背書轉讓他人。由于票據行為具有無因性，轉讓背書的目的通常在票據上無需記載。

由于非轉讓背書有其特殊的目的，法律要求應在票據上明確記載“委托收款”字樣或者“質押”字樣，以與“轉讓背書”相區別。

(一)背書的款式

1.轉讓背書的款式

轉讓背書的款式包括四類記載事項。

(1)絕對應當記載的事項。這類事項包括“背書人簽章”、“被背書人名稱”兩項。前者反映背書人的身份；后者反映票據的去向。如果背書時欠缺這兩個事項之一的，都會導致背書行為無效。票據運作實務中，背書人經常不記載被背書人名稱就將票據交付他人的，持票人為了能夠如期行使票據權利，往往在被背書人欄內記載自己的姓名(名稱)。依據票據法的基本理論，“被背書人名稱”屬于背書人記載的事項，那么，由持票人補充記載該事項，法律效力如何?《規定》第四十九條規定：“背書人未記載被背書人名稱即將票據交付他人的，持票人在票據被背書人欄內記載自己的名稱與背書人記載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此解釋的用意在于促成背書行為的效力，確保票據流通的安全。同時，從法理上講“被背書人名稱”本應由背書人記載，如果欠缺，將導致背書行為無效。而背書人在沒有記載完整的情況下就交付了票據，這意味著背書人授權他人補充記載該事項，縱然沒有書面的或口頭的授權，但交付票據這一行為本身就隱含了授權的意思。被授權人所做的記載與授權人的記載產生相同的法律效力，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

(2)相對應當記載的事項。這類事項僅指“背書日期”。實踐中有這樣的情形：票據背書中不是欠缺背書日期，而是記載的背書日期早于出票日期或者是日歷中沒有的日期。對這種背書日期，可以視為背書人未記載，推定在到期日之前背書即可。如果背書人主張其在背書時欠缺民事行為能力，再根據具體的證據來確認。最起碼先從形式上確認這種背書為有效背書。

(3)可以記載的事項。這類事項主要指“不得轉讓”字樣。票據法第三十四條規定，背書人記載“不得轉讓”字樣，其后手再背書轉讓的，原背書人對后手的被背書人不承擔票據責任。背書人屬于票據債務人，應承擔擔保票據能夠得到承兌和付款的責任，如果背書人記載“不得轉讓”字樣，意味著他僅對其直接后手負責。其后手如果又將票據背書轉讓，該背書行為并不因為背書記載的“不得轉讓”而無效。但是，后來的持票人如果沒有得到承兌或付款，不得向記載了“不得轉讓”字樣的背書人行使追索權。對于其他背書人以及出票人仍然可以進行追索。《規定》第五十一條規定：背書人在票據上記載“不得轉讓”等字樣的，其后手再背書轉讓的，原背書人對后手的被背書人不承擔票據責任，但不影響出票人、承兌人以及原背書人之前手的票據責任。

關于票據上記載“不得轉讓”字樣的后果，實踐中常見的問題：

第一，背書人記載“不得轉讓”字樣后，后手又將票據進行貼現或質押，經貼現或質押而取得票據的持票人可否向原背書人主張票據權利?《規定》第五十四條規定：“背書人在票據上記載‘不得轉讓’字樣，其后手以此票據進行貼現、質押的，原背書人對后手的被背書人不承擔票據責任。”因為貼現本身就是轉讓，質押往往產生實際轉讓的后果。既然法律允許背書人記載“不得轉讓”，當后手又轉讓時，應作出對記載“不得轉讓”字樣的背書人有利的解釋，否則與法律規定的精神直接相悖。

第二，出票人在票據上記載“不得轉讓”字樣后，收款人又將票據背書轉讓的，應如何處理?根據票據行為的基本理論，出票行為屬于基本的票據行為，之所以基本，是因為法律規定出票行為在形式上有效的話，票據就有效；如果出票行為在形式上不符合法律的要求，縱然其他票據行為都符合要求也無濟于事。不僅如此，出票人在票據上所做的記載，對整個票據具有約束力，而附屬的票據行為所做的記載，通常僅約束相對人。比如票據法第二十七條第二款規定：“出票人在匯票上記載‘不得轉讓’字樣的，匯票不得轉讓。”這就是說，出票人記載不得轉讓之后，該票據就失去了流通性。如果收款人又將票據背書轉讓的，該背書行為不產生票據法上的效力。正如《規定》第四十八條規定，票據的出票人在票據上記載“不得轉讓”字樣，票據持有人背書轉讓的，背書行為無效。背書轉讓后的受讓人不得享有票據權利，票據的出票人、承兌人對受讓人不承擔票據責任。這與背書人記載“不得轉讓”字樣的法律效力就大不一樣，背書人如果記載“不得轉讓”后，還可以繼續轉讓，只是原背書人對其后手之后的被背書人不承擔票據責任，而出票人、承兌人以及其他背書人還應當承擔相應的票據責任。

第三，出票人在票據上記載“不得轉讓”字樣后，可否以該票據設定質押?根據擔保法的基本原理，票據質押屬于權利質押而非動產質押。按照權利質押制度的規定，可質押的權利必須是可轉讓的權利。既然票據法允許出票人記載“不得轉讓”字樣來阻卻票據的流通，那么，該票據自然就成為不可質押的票據，其上的質押背書因此不產生票據法上的效力。《規定》第五十三條明確規定“出票人在票據上記載‘不得轉讓’字樣，其后手以此票據進行貼現、質押的，通過貼現、質押取得票據的持票人主張票據權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4)不得記載的事項。這類事項包括“附條件”和“部分轉讓”。

2.非轉讓背書的款式

無論是“委托收款背書”還是“質押背書”，背書人都應當記載“被背書人名稱”并簽章；同樣也應記載“背書日期”，但如果欠缺日期，依法也可直接推定為票據到期日之前。

至于“不得轉讓”字樣，背書人無需記載，也能夠產生同樣的效果。因為“委托收款背書”和“質押背書”本身就是“非轉讓背書”，通過這樣的背書取得票據的持票人本不享有票據權利，自然不能再行背書轉讓。不僅如此，《規定》中還規定，通過“非轉讓背書”而取得票據的持票人也不能再做“委托收款背書”和“質押背書”，否則，原背書人對后手的被背書人不承擔票據責任。但是不影響出票人、承兌人以及其他背書人的票據責任。這一規定實際上旨在保護記載“非轉讓背書”的背書人。

在非轉讓背書的款式問題上，最重要的事項莫過于“委托收款”字樣和“質押”字樣了。做這類背書的人通常會在票據上明確記載這類字樣，使得后手以及票據上的其他當事人就票據的表面便知曉票據上的權利義務狀態。

但是實踐中，有些背書人僅與被背書人簽定了“委托收款合同”或者“質押合同”，合同中明確記載了票據號碼及其他票據內容，可是背書人在背書欄內未記載“委托收款”或“質押”字樣。這種背書從形式上看，與“轉讓背書”一樣，實務上有兩種可能：

其一，被背書人以票據權利人的姿態將票據背書轉讓給他人。由于票據行為具有無因性，票據法鼓勵票據的流通并注重保護善意持票人的票據權利。所以，當發生這種情形時，原背書人不得以直接當事人之間的“委托收款合同”或“質押合同”來對抗善意持票人。《規定》第五十五條規定，以匯票設定質押時，出質人未在票據或粘單上記載“質押”字樣而另行簽定質押合同、質押條款的，不構成票據質押。

其二，被背書人未轉讓票據。這時，雖然從票據的形式上看是轉讓背書，但票據關系和基礎關系同時存在兩個當事人之間，前手可以基于基礎關系對抗其直接后手。換句話說，被背書人不得僅以票面上顯示的背書行為向前手主張票據權利。

(二)背書的法律效力

1.轉讓背書的效力

一般說來，轉讓背書產生三方面的法律效力；權利移轉效力、權利擔保效力、權利證明效力。實踐中問題多發生在背書的連續性方面。關于連續的背書，票據法第三十一條第二款規定：是指在票據轉讓中，轉讓票據的背書人與受讓票據的被背書人在票據上的簽章依次前后銜接。《規定》第五十條規定：“連續背書的第一背書人應當是在票據上記載的收款人，最后的票據持有人應當是最后一次背書的被背書人。”

2.非轉讓背書的效力

無論是“委托收款背書”還是“質押背書”，都不產生轉讓票據權利的效力。“委托收款背書”給予被背書人的是代理權；“質押背書”給予被背書人的是質押權。背書如果連續，就能夠證明這些權利；背書如果不連續，首先不能證明背書人享有票據權利，當然也就證明不了被背書人通過“委托收款背書”享有的代理權或通過“質押背書”而享有的質押權。也就是說，當委托收款背書的被背書人持票行使代理他人請求付款的代理權或質押背書的被背書人持票行使票據權利以實現其質押權時，也得憑背書的連續性證明其這些權利。如果背書不連續，被背書人應舉出其他的證明，否則，將會遭到票據債務人的抗辯。

六、失票救濟

《規定》第二十四條至第三十九條實際上是為票據法第十五條第三款設定的“驅動程序”。一般來說，票據權利與票據本身具有不可分離性。票據權利的發生以票據的作成為必要，票據權利的取得以票據的占有為必要，票據權利的轉讓以交付為必要。然而，一旦票據喪失，失票人是否也同時喪失了票據權利?我國票據法既重申了民事訴訟法的公示催告救濟途徑，又增加了另行訴訟的補救辦法。因為票據法沒有具體規定何為訴因以及誰是原告誰是被告等問題，有學者稱之為“一種無法操作的程序”。

《香港匯票條例》第六十九條關于執票人遺失匯票以后可以要求發給副本的權利的規定(發票人拒絕發出該匯票副本則可能被強迫發出)、第七十條有關遺失匯票之訴訟的規定(法庭或者法官對當事人所提供的保證感到滿意，則可以命令毋須確立匯票遺失)為我們提供了有益的借鑒。有人不贊成公示催告制度，主張空白授權支票、轉賬的銀行匯票和銀行本票“不能采用公示催告”。這一主張既不符合民事訴訟法、票據法的規定，也不符合票據法原理。因此，《規定》(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七條)沒有采納。

鑒于除權判決生效以后，公示催告程序申請人有權依據判決向付款人請求付款(見《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二百三十三條)，人民法院在制作除權判決時應當盡可能在判決書中要求付款人付款的時間與票據的到期日一致。人民法院按照《規定》第三十條的規定受理公示催告申請、通知付款人以及代理付款人停止支付、發出公告以后，一旦利害關系人出現，人民法院應當注意對利害關系人提供的票據本身予以保全，以避免利害關系人在向人民法院申報的同時再行轉讓票據或者請求付款從而造成混亂。

《規定》第三十七條中的“非法持有票據人”是指采用欺詐、脅迫、搶奪、恐嚇等非法手段而取得票據的人。欺詐、脅迫、搶奪、恐嚇等行為如果構成犯罪，票據作為贓物當然應當物歸原主，如果構不成犯罪，也應當賦予當事人以救濟手段，允許當事人以請求返還票據為由提起民事訴訟。當事人因此類糾紛起訴的，人民法院應當作為“票據返還請求權糾紛”予以受理。

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五條規定：“支付人收到人民法院停止支付的通知，應當停止支付，至公示催告程序終結。公示催告期間，轉讓票據權利的行為無效。”據此，利害關系人的受讓行為如果發生在公示催告期間，其行為當然無效。

但這并不意味著利害關系人的利益必然得不到法律保護。利害關系人的利益能否得到保護，取決于他取得票據是否向轉讓人付出對價，已向轉讓人付出對價的，可以要求對方重新簽發票據或者以其他方式付款；尚未向轉讓人付出對價的，在對方拒絕重新簽發票據或者以其他方式付款時，可以以此作為抗辯的事由拒絕履行基本礎務。

至于利害關系人對票據喪失是否知情，并不是其是否受法律保護的事實依據。即使利害關系人對票據喪失不知情，法律也推定其知情，或者說在人民法院公告期間，他(她、它)應當知道。因為人民法院的公告具有公示的法律效力，根本不同于商業廣告。利害關系人的受讓行為(譬如通過背書轉讓、交付轉讓、質押轉讓、貼現轉讓等方式)如果發生在公示催告期間，受讓人取得票據是否善意，就不是人民法院審理公示催告申請人與利害關系人之間的糾紛依法需要考慮的因素。換言之，在公示催告程序期間，以公示催告的票據背書轉讓、交付轉讓、質押轉讓、貼現轉讓的方式取得票據的持票人主張票據權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在公示催告期間以外，利害關系人對票據喪失是否知情，受讓人取得票據是否善意，人民法院就應當予以關注、予以考慮。故《規定》明確了兩點：一是代理付款人在人民法院公示催告公告公布以前，按照規定程序善意付款的行為有效，承兌人或者付款人以已經公示催告為由拒付代理付款人已經墊付的款項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二是公示催告期間屆滿以后，人民法院作出除權判決以前取得票據并據此主張票據權利的，人民法院應當支持。

由此可見，取得票據的時間是在公告期內還是公告期外，足以決定票據轉讓行為的有效與否。

票據法第三十六條規定：“匯票被拒絕承兌、被拒絕付款或者超過付款提示期限的，不得背書轉讓；背書轉讓的，背書人應當承擔匯票責任。”據此，匯票超過付款提示期限背書轉讓的，背書人承擔的是與正常票據背書轉讓同樣的匯票責任，這種期后背書轉讓同樣具有權利轉移、權利證明、權利擔保的效力。故《規定》第二十八條明確規定：超過付款提示期限的票據喪失以后，失票人申請公示催告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這樣規定也與《日內瓦統一匯票本票法》第二十條匯票到期以后的背書與到期以前的背書有同等效力的規定是一致的。

七、法律責任

《規定》中的“法律責任”是該司法解釋最后一部分，有十一條。本部分的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兩方面：

(一)票據無效的法律責任

票據當事人制作票據即出票必須在票據上簽章。根據票據法和經國務院批準的《票據管理實施辦法》的規定，銀行匯票和本票的出票人為銀行，商業匯票的出票人為銀行以外的企業和其他組織，支票的出票人在銀行和信用社開立支票存款賬戶的企業、其他組織和個人。銀行匯票上出票人的簽章，為該銀行的匯票專用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權的代理人的簽名或者蓋章；銀行本票上的出票人簽章，為該銀行的本票專用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權的代理人的簽名或者蓋章。商業匯票上的出票人簽章，為該單位的財務專用章或者公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權的代理人的簽名或者蓋章。支票上的出票人簽章，出票人為單位的，為與該單位在銀行預留一致的財務專用章或者公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權的代理人的簽名或者蓋章：出票人為個人的，為與該個人在銀行預留簽章一致的簽名或者蓋章。當事人簽發支票時，所簽發的支票金額不得超過其付款時在付款人處實有的存款金額。如果簽發空頭支票給他人造成損失的，則應承擔賠償責任。

出票人的簽章必須真實。如果出票人在票據上的簽章不真實，譬如票據上的出票人不存在，這種票據未經背書轉讓的，票據債務人不承擔票據責任，實際上也沒有人承擔票據責任；已經背書轉讓的，票據無效不影響其他真實簽章的效力。

出票人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時，其出票行為為無效民事行為，所簽發的票據為無效票據。這種無效票據，收款人就不應當接受。因為收款人應當比較容易判斷出出票人是否具備票據行為能力。如果收款人接受這種票據后，并且未經背書轉讓給他人，票據債務人不承擔票據責任。如果背書轉讓的，根據票據法第六條的規定，票據無效不影響其他簽章的效力。

票據偽造是指假冒他人名義而實施的票據行為。從民法上看，偽造票據人的偽造行為是一種不法行為，行為主體當然應當對其行為承擔民事責任。票據法第一百零七條規定，違反本法規定的行為，給他人造成損失的，應當依法承擔民事責任。對于偽造票據的不法行為而受到損害的人，主要為該偽造票據的持有人，如果該持有人因偽造人的行為而遭受損失，偽造人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由于票據行為成立，以簽章為要件，只有在票據上簽章，才能依票據上的文義負票據上的責任。所以，被偽造人由于自己未在票據上簽章，故不負票據上的責任。此項抗辯事由可以對抗一切持票人。票據變造是指無票據記載事項變更權的人，以行使票據行為為目的，對票據上除簽章外的有關事項進行變更，使票據權利義務的內容發生改變的行為。票據變造的前提是該票據在變造前形式上為有效的票據，而且變造后的票據在形式上仍然有效。變造票據的人對其行為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除依法承擔刑事、行政責任外，如果給他人造成損失的，還應當依據票據法第一百零七條的規定，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遭受損失的人既包括在票據上簽章的人，也包括付款人。

票據當事人之間基于商品交換的需要，對于票據上部分應記載的事項，有時因簽發票據時還暫不能確定，只能等日后確定才能補填記載。所以，票據法允許出票人先行簽發票據，交由他人依事先的合議補填票據，以減少交易上的困難。這就是空白票據產生的原因。所謂空白票據是指出票人簽發票據時，未將票據上應記載的事項記載完全，留給持票人以后補填記載完全的票據。票據法對匯票、本票空白票據持否定態度。票據法第二十二條和第七十六條規定，票據上應記載事項而未記載的票據為無效票據，而票據法第八十六條和八十七條規定，支票上未記載數額和收款人的，可以補記。因此，無論是匯票、本票還是支票，凡應記載事項而未記載事項的，持票人對補充事項超出授權范圍的，出票人對補充后的票據應當承擔票據責任。如果因持票人的補充記載事項給他人造成損失的，出票人應當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二)付款人和代理付款人付款時的審查責任

按照《規定》第六十九條的規定，如果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未能識別出偽造、變造的票據或者身份證件而錯誤付款的，屬于票據法第五十七條規定的“重大過失”，給持票人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這是對票據法“重大過失”作出的非常嚴格的解釋。有人認為，由于一些人將現代高科技成果應用于造假行為，給付款人識別票據和身份證件的真偽帶來極大的困難，銀行工作人員不是專業的文字鑒定人員，在現有技術條件下，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只是按照規定的操作規程進行操作，仍未能識別真偽的，不應承擔責任。盡管這種觀點不無道理，但是卻對持票人顯失公平，而且不利于銀行改進技術裝備，加強責任感和金融風險防范意識。況且，我國公民的身份證將改變現有的形式，逐步被IC卡取代。屆時，IC卡將給銀行實施有效票據管理、提高付款銀行辨偽能力等帶來極大方便。因為只要通過非接觸式讀卡，就能夠一目了然地鑒別一個人的真實身份。據了解，公安部將建立身份證數據庫，全國聯網。從而可以大大避免因辨別不清身份證的真假而造成的付款風險。

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在付款時還應當審查被提示付款的票據是否尚處于公示催告期間、是否收到人民法院的止付通知。如果付款人在公示催告期間對公示催告的票據付款或收到人民法院止付通知后仍付款的，則應當承擔惡意付款的責任。

銀行等金融機構工作人員在票據業務中應當嚴格遵守票據法的規定，在對票據進行承兌、付款、貼現或者保證時，應當審查票據是否符合票據法的規定。如果對違反票據法的票據予以承兌、付款、貼現或者保證，給當事人造成損失，根據民法通則第四十三條關于“企業法人對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員的經營活動，承擔民事責任”的規定，由直接責任人員與其所在金融機構依法承擔連帶責任。因為工作人員的行為是其職務行為。這種責任既可能是票據責任，也可能是一般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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