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因國家從事某些國計民生不可或缺但又具有高度危險性的行業而給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賠償問題。

從理論上說，國家從事這些高度危險性的行業是為公共或公益上的必要，如果因為公益之目的而某些特定的個人遭受犧牲，則有悖于社會公正。因此，應當按照公共負擔平等的原則將行政危險造成的損害由個人承擔轉移給社會全體承擔，即應當由國家對因行政機關從事危險行業而造成的損害承擔行政賠償責任。也就是說，國家從事某些國計民生不可或缺但又具有高度危險性的行業時，無論有無過錯或者是否違法，只要有損害結果發生，就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現在，世界上不少國家都作出了類似的規定。如法國規定，因公共財產、公共職業、相鄰關系、拒絕執行法律判決和立法等產生的危險而造成的公民的合法權益遭受損失時，國家都要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又如英國1965年的核裝備法、煤氣法，1972年的有毒廢品安置法等也規定國家對該危險行業造成的損害承擔賠償責任。此外，美國有的州侵權法也作出了同樣的規定。但我國對之未作出規定，并且認為只有國家機關或者工作人員違法行使職權造成損害時，國家才對之造成的損害承擔責任，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二)因國有公共設施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而造成公民合法權益受損的賠償問題。

國有公共設施的設置或管理毫無疑義屬于國家行政管理的范疇，如果國家行政機關對其管理不當或有欠缺，那么國家對其所造成的損害承擔賠償責任也應是理所當然的。現在，許多國家都規定國家應對之承擔相應責任。如日本的國家賠償法第2條規定：“因道路、河川或者其他公共營造物之設置或者管理有瑕疵，致使他人受損害時，國家或公共團體負賠償之責。”但我國原《國家賠償法》立法者認為，橋梁、道路等公共設施因設置、管理欠缺而致人損害的，不屬于行政管理的范圍范疇，因而不能產生行政賠償。受害人若想要得到救濟，只能向負責管理的企業、事業單位請求民事賠償。筆者認為，在《國家賠償法》制定時，我國國有公共設施的經營管理體制尚處在改革過程中，國有公共設施的經營管理是否屬于行政管理范疇尚未定論，《國家賠償法》著眼于解決國家機關行使職權中的違法，沒有規定公共設施致人損害的國家賠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現代行政是國家行政機關依法對國家和公共事務的決策、組織、管理、協調的活動，是為整個社會提供管理和服務。也就是說，行政機關在代表國家行使國家權力的同時還對民眾提供大量的公共服務。在這里，國家對民眾提供包括公共設施在內的公共服務就是國家應盡的義務，如果因代表國家的行政機關提供的公共設施有缺陷或者管理不善而造成民眾的合法權益受損，那么國家就應理所當然地承擔賠償責任。例如，重慶綦江虹橋事件導致數十人無辜喪命，就是由于虹橋本身的缺陷造成的。如果該損失由國家來承擔賠償責任，將會取得較好的社會效果。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也將會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