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侵權責任法》中，損害的概念并未完全被賦予統一的含義。在一些情形下，損害被加以狹義地解釋，與妨礙、危險等概念仍有較大的區別。如《侵權責任法》第16條所說的“人身損害”概念，就是指生命、身體、健康等實際損害。但是在某些情況下，《侵權責任法》也采廣義的損害概念。例如，該法第8條規定：“二人以上共同實施侵權行為，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承擔連帶責任。”此處的“損害”，應認為既包括實際損害，也包括危險和妨礙。例如，數人在施工中未遵循有關操作規范，對鄰人的安全造成了極大的危險，鄰人有權要求其共同承擔消除危險的責任。由于我國《侵權責任法》采取多種責任形式，其在多個條款中使用的“責任”概念，其內容上也包括了排除妨礙、消除危險等責任形式，相應地，其中所說的“損害”也包括了妨礙和危險。

所謂妨礙，是指對他人行使權利的不合理的障礙。這種障礙可能實際造成損害，也可能沒有實際造成損害。例如，在通道上施工、設置障礙影響路人通行的，或在他人窗前堆放物品妨礙他人通風采光的，對這些行為，受害人難以證明其是否受到了實際損害，但是可以證明其受到了妨礙。此種情況下受害人只要能夠證明其權利行使受到障礙，就可以要求排除，即請求人民法院責令侵權人排除妨礙。所謂危險，就是指侵權人的行為有造成他人人身、財產權益現實損害的可能性。有學者認為，危險是行為人的行為對他人人身、財產權益造成了現實威脅。[9]筆者認為，威脅和危險均指造成這種現實損害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就是通常所說的損害之虞，它必須是即將來臨的或者真實的，而不是臆想的，也并非沒有任何實際根據的猜測和擔憂。[10]例如，消費者購買了特定品牌的汽車，但由于其安全氣囊存在缺陷，故消費者有權請求其進行修理或更換，這就是行使請求消除危險的權利。由于《侵權責任法》第45條確定了產品責任中可以采取多種責任形式，似乎產品責任中的損害就應當包含妨礙和危險。但筆者認為，在產品責任中，應當采狹義的損害概念，將損害與妨礙和危險區分開來，其中的主要理由有如下幾項。

第一，確定不同責任形態的構成要件不同。在侵權責任形態上，由于損害賠償與排除妨礙、消除危險屬不同的形態，客觀上要求依據不同的構成要件分別加以判斷。就排除妨礙而言，是指排除缺陷產品對他人人身或財產的妨礙。在一般情況下，排除妨礙都是指被告的物造成他人權利行使的妨礙。在產品責任中，產品屬于購買人所有，所以一般不會有自己的物對自己構成妨礙的問題。但實踐中也有個例存在，如買受人購買了成套的機械設備，其中部分設備有缺陷，導致其他設備的妨礙，此時買受人也可以主張排除妨礙。就消除危險而言，是指消除缺陷產品可能給他人的人身或財產造成損害的危險。例如，產品在投入流通以后發現存在缺陷，生產者、銷售者應當采取警示、召回等補救措施，如果沒有采取這些措施，而可能危及他人財產或人身，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生產者或銷售者承擔消除危險的責任。排除妨礙和消除危險要適用《侵權責任法》第45條的規定。就賠償損失而言，要求以實際損失的發生為前提。《侵權責任法》第43條規定：“因產品存在缺陷造成損害的，被侵權人可以向產品的生產者請求賠償，也可以向產品的銷售者請求賠償。”此處所說的“損害”，即指狹義上的損害，與排除妨礙、消除危險有所不同。若采廣義的損害概念，不僅可能導致舉證上的困難，也可能會加重請求權人的舉證負擔。

第二，適用的法律依據不同。在產品責任中，雖然《侵權責任法》第41條規定擴大了損害的概念，但是這種擴張只是在合同法和侵權法等法律體系內的調整，并未根本改變產品責任的救濟范圍與救濟方式。因產品存在缺陷造成損害的，生產者要承擔侵權責任。但是，在具體適用不同的責任形式時，應當援引的法律條文也是不同的。就排除妨礙、消除危險來說，其應當適用《侵權責任法》第45條，而就損害賠償來說，其應當適用《侵權責任法》第43條。而依據不同條款獲得救濟的前提，應當是將損害與其他救濟方式相區別，而不是相互混淆。

第三，有利于正確適用警示、召回措施。《侵權責任法》第45條規定，“因產品缺陷危及他人人身、財產安全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生產者、銷售者承擔排除妨礙、消除危險等侵權責任”，這與該法第46條關于缺陷產品召回義務的規定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根據第46條的規定，“產品投入流通后發現存在缺陷的，生產者、銷售者應當及時采取警示、召回等補救措施。未及時采取補救措施或者補救措施不力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這是我國現行法律第一次對各類產品的警示、召回義務作出規定。但承擔警示、召回義務的前提是產品投入流通后“發現”存在缺陷，而所謂“發現”就是了解到缺陷的存在，因此其存在危險，這種危險有可能造成財產和人身的損害，但這種損害尚未現實發生，因此仍有預防和采取補救措施的可能，而這種補救措施就是警示和召回等行為。如果缺陷已經實際造成了他人的損害，此時已不再是警示與召回的問題而是實際承擔責任的問題。在生產者和銷售者未履行警示、召回義務的情況下，即使沒有造成被侵權人的實際損害，被侵權人也可以請求生產者、銷售者承擔排除妨礙、消除危險等侵權責任。當然，在一般情況下，如果生產者和銷售者已經履行了警示、召回義務，就沒有必要再要求其承擔排除妨礙、消除危險等侵權責任。由此可見，是否發生實際損害，是警示、召回義務轉化為損害賠償責任的分界點。

《侵權責任法》第46條規定“未及時采取補救措施或者補救措施不力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從該條規定來看，其并沒有明確限定生產者和銷售者應當承擔何種侵權責任。筆者認為，此處所說的損害，主要是一種狹義的損害。這就是說，如果生產者、銷售者違反了警示、召回義務，造成他人損害，受害人有權請求賠償損失。這里所說的損失包括財產損失和精神損害。違反警示、召回義務時，受害人既可以請求生產者承擔責任，也可以請求銷售者承擔責任，也可以他們為共同被告請求其承擔連帶責任。需要指出的是，受害人在遭受損害的情況下，其只能基于《侵權責任法》第45條的規定請求召回義務人承擔侵權責任，而不能要求法院強制生產者、銷售者承擔召回責任。一方面，如前所述，警示、召回等義務不是法律責任，而是法定義務，所以法院不能強制其從事警示或召回;另一方面，警示、召回等不是法律責任形式，所以法院不能采取此種方式。因而受害人在遭受損害以后，可以采取侵權責任的各種方式要求義務人承擔責任，但不能通過召回制度來獲得救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