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私權作為一種法律意義上的權利，是由美國的兩位學者在一個多世紀前開創性提出的。本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移入“隱私權”并開始了對它的研究和保護，對中國民眾來講，這一“進口產品”隨著今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中對隱私權的正式確立而變得不再陌生和奢侈。隱私權有其特殊的背景和因素，它的研究將促使對隱私權的保護更加有力。一、隱私與隱私權隱私從“知羞恥”、“掩外陰”的普通心理，歷經權利時代的發展，在與異質文化融合的過程中，產生了多種不同的解釋。法國稱之為個人生活，日本稱之為私生活，也有稱其為秘密的，但更多地還是以“隱私”這一具有法律意義的字眼出現。（一）隱私的界定及相關理論隱私如何界定，尚無一個被公眾所承認的定義，“誰控制了定義，誰就控制了他人的生命”。[1]隱私權的發展也會因隱私的界定產生復雜的變化，由于本能和天性，人們對隱秘部位和個人資訊總是加以隱藏，這種不愿告人或不愿公開的社會公眾心理稱為人類隱私意識[2].隨著隱私權研究的深入，國內民法界對隱私的界定也形成了多種見解。盡管如此，還是有幾類比較典型的說法值得一提。首先是“信息說”，即不愿被竊取和披露的私人信息就是隱私。[3]持該觀點的學者認為“人體的隱秘部位是人體這一物質性人身要素的組成部分，不是隱私，人體隱秘部位的信息才是隱私；私人存款不是隱私，存款信息才是隱私”。[4]該定義勾勒出了隱私的某些特點，但略顯籠統，而且把信息和其物質載體截然分開的做法不可取。其次是“私生活秘密說”，即不受他人非法干擾的安寧的私生活或不受他人非法收集、刺探公開的保密的私人信息。[5]該定義稍顯具體，但未能揭示隱私的本質特征，作為一個定義，從這一點看，它是有缺陷的。另外，筆者認為隱私作為一種實在的存在對象，權利義務因素較小，更多地具有社會和心理的特征。除了以上兩種代表性的觀點以外，還有“私生活安寧說”、“不受干擾的權利”、“兩人之間或人與組織之間的零關系說”等等，不一而足。以上各種界定，不免失之籠統和淺顯，筆者比較贊同王*明先生對隱私的概括，“隱私乃是一種與公共利益、群體利益無關的，當事人不愿他人干涉的個人私事和當事人不愿他人侵入或他人不便侵入的個人領域”。[6]它比較準確地揭示了隱私的本質特征-與公共利益、群體利益無關。內在地講，在未與公共利益、群體利益發生聯系之前，隱私之“私”就表現為既無損于社會有無害于他人的相對獨立性。再者，相對于其他學說的粗略來講，把隱私具體化為“個人信息、私人活動、私人領域”，既做到局部與整體的統一，又體現了動態與靜態的結合，其優越性不僅在理論上明顯，而且對于實務也有很強的可操作性和指導性。另外，該定義具有很強的兼容性。雖然隱私是一個受民族、歷史、文化制約很強的概念，但是能否歸入隱私這一范疇，就看在特定的法律文化和歷史背景以及時空要素下當事人主觀上是否愿意。它們之間是否存在既定的默契。這點對東西方都是一致的，其兼容性可見一斑。（二）隱私到隱私權：道德向法律的轉化伴隨著法律的日臻完善，人們的權利得到越發細致的關懷，實現了隱私到隱私權這一質的飛躍。從隱私到隱私權，是對人們的權利由道德引導向法律規制過渡的結果。進入文明社會以來，人們開始自覺或不自覺地將一些屬于自己個人的東西隱藏起來避免他人了解，同時其他人群也會形成一種普遍的適從心理，尊重別人的決定，不去打聽、了解這些內容。在人們的觀念中，那些刺探別人秘密、私生活的人有違社會公德，應該受到公眾對這些人道德上的譴責，于是隱私權就具有了相當程度的道德性因素。“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當特定的道德越來越普遍地為公眾所接受、認同時，即日益趨向于“道德法律化”所要求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標準時，它就必然地、內在地要求從原有的道德領域中解脫出來，在具有強制力的法律中得到反映，隱私權就越來越受到法學家的重視，隱私的意義也就更為重要。隱私往往反映一個人較為特殊的愛好、心理和行為習慣，也成為此人區別于其他人的地方，為了保持這種特殊性、差異性，人們更樂意將其隱藏，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由于人類自然的、天生的好奇心理，仍有人不擇手段去了解這些特殊的愛好、心理和行為習慣。這些人違背權利人的意志，破壞了他們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當這種權利義務關系上升到法律高度時，其侵害、破壞行為就成為一種違法行為，必然要受到法律強制力的約束和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