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論界關于危險犯既遂中止問題的分歧在危險犯的實行階段中可以成立犯罪中止,對此在我國刑法理論中不會存在多大爭議。具體地說在行為人剛剛著手實行危險犯時,或者正在實施危險犯的實行行為的過程中只要自動停止危險犯的繼續實施就可以成立危險犯的未實行終了的中止;在行為人將危險犯的實行行為實施終了但法定的危險狀態尚未發生時,只要行為人自動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了法定危險狀態的發生,就可以成立危險犯的實行終了的中止。但對于在法定危險狀態發生后行為人自動采取一定措施解除危險狀態從而防止了實害結果發生的行為,能否認定為成立犯罪中止,學者間就出現了極大的分歧。對此,在理論上存在以下幾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應當成立危險犯的既遂,不能成立犯罪中止,即否定說。其理由是:(1)犯罪中止是與犯罪既遂形態、未遂形態和預備形態互相區別而又互相獨立存在的形態,已經停止下來的各種不同的結局彼此之間是一種相互獨立相互排斥的關系,不能同時并存。危險犯以法定的危險狀態作為既遂標志,危險狀態一旦出現行為便已構成既遂,不可能再成立中止。對上述雖然不成立中止但可以作為悔罪的態度和表現在量刑時予以考慮。行為人在投放毒品以后危險狀態出現了,但是行為人及時阻止了危險結果的出現,沒有造成危害社會的結果,因是犯罪既遂以后的行動,不屬于中止犯,但可以作為悔罪的情節考慮。(2)不符合犯罪中止的時間特征。犯罪中止形態可以存在的時間范圍是:從犯罪預備行為發生開始到形成犯罪既遂形態以前這段時間內,且犯罪又處于運動中而尚未停止在預備形態或者未遂形態。有的學者認為:??其次,主張危險犯的犯罪中止可以發生在犯罪既遂之后,使犯罪停止形態論所闡明的犯罪中止的統一概念和特征受到了破壞。最后,在實踐中,對具有自動防止實害結果發生情節的危險犯,也完全可以從寬處罰,因而不會影響罪刑相適應原則的貫徹。”[1]360還有學者批判到:首先應摒棄危險犯中止說。這種觀點從根本上講有悖于刑法評價的性質,刑法對某種事實的評價是固定的;不能因為后續發生的事實改變了先行存在的事實,刑法對先行事實的原本評價也就要發生相應的變化。具體就危險犯既遂后,行為人自動解除危險狀態從而有效地防止了實害結果發生的行為而言,既然行為人的行為造成了法定的危險狀態,從刑法評價的角度看,就已構成了犯罪既遂;其后行為人雖然通過采取一定措施解除了危險狀態,但危險狀態曾經存在這一事實并不會因為行為人采取了解除措施而歸于無,危險犯的既遂狀態已經成立這一刑法評價,也不會因為危險狀態的消失而受到任何影響。”[2]第二種觀點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不能認為是對危險犯的中止,只能作為實害犯的中止處理。其理由是:它將符合相應實害犯的三大條件:從時間上來看該中止犯發生在實害犯既遂之前;從自動性上看該解除危險狀態的行為是行為人自動性實施的;從有效性上看它有效防止了危害結果的發生。阻止了犯罪結果的出現,其顯然是指防止實害結果的出現,但實害結果并非危險犯的構成要件要素,防止了這樣的結果對危險犯成立何種形態不會發生任何影響。按照這種觀點前文的案件中,行為人在投毒以后危險狀態就已經出現,那么就成立了犯罪既遂。后來行為人自動有效的防止了實害結果的出現從而避免了嚴重后果的出現,但這種嚴重后果發生與否與投放危險物品罪的危險犯沒有任何關系,而只會影響到該罪的實害犯的成立,在這種情況下只能屬于實害犯的犯罪中止。那么這種犯罪中止就決非發生在既遂之后而是發生在既遂之前,也就是說不是危險犯既遂之前而是實害犯既遂之前。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對于危險犯既遂是否成立中止分歧是很大的,甚至南轅北轍。筆-者以為上面的理論都是站不住腳的,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從我國刑法對中止的規定看,危險犯在既遂之后是可以成立中止的,并且是危險犯的既遂而不是實害犯的既遂,下面筆-者專門就此展開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