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相適應原則一直是我國刑法的基本原則之一。面對日益嚴重的貪腐問題，許多專家認為，我國刑法有關貪污賄賂犯罪的規定無法適應形勢發展的要求，亟待修改完善。

　　刑法修正案（九）規定：對犯貪污罪的，根據情節輕重，分別依照下列規定處罰：（一）貪污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較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二）貪污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三）貪污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數額特別巨大，并使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別重大損失的，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并處沒收財產。對多次貪污未經處理的，按照累計貪污數額處罰。

　　對上述規定，多數專家、學者持肯定態度。他們認為，我國懲處腐敗力度的加大，對建立一個公正廉潔的社會風氣有著積極的作用。

　　以概括數額加情節作為標準

　　如何讓貪污腐敗者真正無處藏身，引發了立法者和全社會的深思。中國刑法學研究會會長、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院長趙秉志對刑法修正案（九）不再規定具體數額，而是將貪污數額分為較大、巨大、特別巨大三檔，并結合其他情節定罪處罰，給予充分肯定。

　　“從春秋戰國時期以及秦代的萌芽初創，到唐宋的基本確立，再到明清的正式入律，計贓論罰在中國古代刑法中的核心內涵是統一的，即將貪污受賄的數額大小作為認定貪污受賄犯罪刑罰輕重的重要依據。”趙秉志認為，刑法修正案（九）在立法上把過去剛性的具體數額標準，改為現在的概括數額加上情節的二元化標準，是我國刑法在反腐敗方面的一項重大修改。

　　上海政法學院教授姚建龍認為，用1997年制定的現行刑法數額標準，來判定現在貪腐方面的犯罪，顯然是不合適的，也違背了罪刑相適應原則，造成了重刑輕判、輕刑重判的案例。

　　“修正案解決了實踐中量刑失衡問題，改用數額加情節的定罪標準，不再唯數額論，符合實際需要，更為科學合理，也更有利于懲治貪腐犯罪和維護司法公正。”趙秉志說，刑法修正案（九）施行后，全國將不再統一具體數額標準，而是有一定的浮動差異存在。根據貨幣購買力、不同省（區市）的經濟發展狀況和家庭收入之間的差異等，來規定不同的數額標準。

　　“具體數額還會進一步明確，這不是由立法解決的，而是由司法機關通過制定司法解釋來解決的，并且這個數額標準會與以前的數額規定有較大不同，司法解釋會制定一個合理范圍。”趙秉志說，這樣能客觀反映出貪污受賄行為的危害程度，更符合公眾對貪污受賄罪處罰的基本認識。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阮齊林解釋說，依據數額多少來確定定罪量刑標準，過去的刑法和修改后的刑法這種模式是基本一致的，只是現在不再規定具體數額，而是用一個彈性的概念。

　　阮齊林指出，過去司法實踐中對貪污犯罪存在“數額中心論”，對情節因素重視不足，甚至忽視對情節因素的考量，導致實踐中出現情理法沖突、寬嚴失度、罪刑失衡等不合理狀況。

　　趙秉志指出，今后在具體量刑時，將不再單純考慮數額因素，還要注意情節因素。之前是數額起主導作用，使得數額標準在貪污受賄犯罪定罪量刑標準中權重過高，相比之下情節因素處于附屬地位。現在刑法修正案（九）將三種情節，即其他較重情節、其他嚴重情節、其他特別嚴重情節與三檔概括數額結合起來，進行量刑。確立數額與情節并重的二元標準，將數額和情節都作為衡量貪污受賄罪對社會危害程度的基本依據。它們在貪污受賄犯罪的定罪量刑中都發揮重要作用，這種考慮更加全面、更加符合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

　　終身監禁將成反貪腐新利器#p#分頁標題#e#

　　現實中重特大貪污犯往往實際服刑期過短。刑法修正案（九）規定，犯貪污罪，數額特別巨大，并使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別重大損失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人民法院根據犯罪情節等情況可以同時決定在其死刑緩期執行二年期滿依法減為無期徒刑后，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

　　姚建龍認為，終身監禁強化了對貪污犯罪的處罰力度，是立法者對民眾呼聲的回應。

　　“這為未來廢除非暴力犯罪判處死刑作了立法鋪墊。”姚建龍認為，這樣既不會在非暴力犯罪被廢除死刑后對其有所放縱，也符合刑罰改革的方向，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從各國規定看，終身監禁僅適用于一些嚴重犯罪，并對終身監禁的適用對象作了限制，如未成年人、老年人不適用終身監禁。

　　趙秉志說，上述規定在執行中還需要時間來檢驗。如被判處終身監禁的犯罪分子變成了老年犯，但仍然需要在監獄中服刑，這個負擔要由國家來承擔。并且從人道主義角度看，對年齡過大的老年罪犯應予以特殊對待，這也是現代法治所倡導的人文關懷的基本要求。

　　壓縮對行賄罪不作處罰空間

　　近年來，葛蘭素史克行賄案等引起社會高度關注，讓人們看到了行賄犯罪的“主動性”以及腐蝕公權力的嚴重社會危害性。

　　“長期的司法實踐表明，在行賄與受賄這一對對合性犯罪中，行賄犯罪危害性不可低估。在不少情況下，受賄人與行賄人往往又是利益共同體，行賄往往是始作俑者。”趙秉志說。

　　修改后的刑法規定，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對偵破重大案件起關鍵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現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姚建龍認為，刑法修正案（九）有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對行賄犯罪免除處罰進行必要限制，而加大對行賄的打擊，使賄賂犯罪在源頭上有所減少。“之前我們的刑法一直被指對行賄罪的處罰力度不夠。過去是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的，可以從輕或者免除處罰，現在則增加了‘對偵破重大案件起關鍵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現的’限制，門檻更高了，壓縮了對行賄犯罪不作處罰的空間。”姚建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