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林權制度改革，正在黑龍江省伊春市有條不紊地進行著。

　　今年年初，經國務院批準，國家林業局批復了黑龍江省伊春市林權制度改革試點實施方案，這標志著社會普遍關注的國有林區林權制度改革試點工作正式啟動。

　　專家稱，這次改革最大的突破就是觸及了產權。把林地的經營權、林木的所有權和處置權都交給了職工，使職工利益和國有林區造林、營林的事業完全融為一體。

　　對此，中共中央黨校教育長李興山說，這是繼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土地改革、改革開放之初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中國的“第三次土改”。

　　實際上，我國國有林權制度改革經歷了土地改革時期的分林到戶階段、人民公社時期的山林集體經營階段和上世紀80年代初的林業“三定”階段。然而，這幾次改革只解決了山林管護權問題，并沒有真正觸及到產權。

　　那么，這次對于伊春的國有林權制度改革的核心是什么？和以往林業改革有什么不同？ 林業職工在這次改革中能獲得什么樣的實惠？

　　伊春敲響林改第一槌

　　今年34歲的黑龍江省伊春市烏馬河林業局職工蔣永彬，無意間成了名人，甚至成了一個標志。

　　2006年4月29日，蔣永彬在一次性繳清62901元后，將9.3公頃國有森林正式劃到了自己的名下。他的這次競買行為，被伊春林管局稱為“林改第一槌”。

　　而作為“第一槌”的主人，蔣永彬的名字將載入國有林權改革的史冊。9月4日傍晚，一身迷彩裝剛從自己林地回來的蔣永彬興致勃勃地坐在記者面前，屋子外面，是正在裝修的烏馬河林業局烏馬河經營所，在院子中央，一個據說象征著“林改第一槌”的雕塑不久將會佇立在這里。

　　“國有林地承包”50年不變

　　今年1月4日，伊春國有林權制度改革試點正式啟動，在不改變林地國有性質和用途的前提下，伊春市將對淺山區林農交錯、相對分散、零星分布的易于分戶承包經營的部分國有商品林，交由林業職工家庭承包經營，與簡單的承包不同的是，這次改革把林地的經營權、林木的所有權和處置權都交給了職工，50年不變。

　　《中國經濟周刊》獲悉，伊春國有林權制度改革試點模式確定為“國有林地承包經營”，伊春林業管理局作為發包方，與林業職工簽訂書面承包經營合同，明確雙方的權利和義務，并對林地使用權和林木所有權、承包收益分配及合同期滿后尚未采伐的林木處置等事宜在合同中予以明確約定；國有林地承包經營由試點林業局分別采取拍賣、招標、協議等方式進行。

　　“這回有奔頭了。”蔣永彬說，一直以來，每個月只有300元左右工資還時時被拖欠的他，只能靠打工、采蘑菇和摘松子等為生，“否則光靠工資怎么活到現在？”。

　　而現在的蔣永彬確信： “雖然我不會用什么公式算經濟賬，但是我知道，再過十年、二十年，幾十萬、上百萬的效益是有的。”

　　從伊春林管局得到的信息顯示，此番試點范圍涉及伊春林區的雙豐、鐵力、桃山、翠巒、烏馬河等5個具有代表性的林業局(每個林業局選定3個林場所)，試點面積8萬公頃，平均每戶承包經營面積原則上不超過10公頃。

　　97%的職工看好承包

　　目前伊春林改惠及的8000名職工中有97%的人表示出了相當的積極性。截止到8月31日，全市5個試點林業局共與2312戶職工簽定林地承包經營和林木流轉合同，流轉林地面積24987頃，總蓄積量150萬立方米。

　　但是目前仍然有3%的人動員了10次、20次仍然表示白送也不要。

　　“這些人當中有的是老弱病殘，沒有經營能力；有的是認識模糊還在觀望。”伊春市市長、林管局局長許兆君告訴《中國經濟周刊》，“政府為這部分職工每家都預留了10公頃林地，什么時候清醒什么時候賣給他。”

　　“改革，就是要盡力做到天衣無縫，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放在群眾身上。”許兆君說。#p#分頁標題#e#

　　“我國18億畝耕地解決了13億人口的吃飯問題，為什么43億畝林地沒有解決好現在的生態問題？”記者在采訪中經常能聽到業內人士這樣的提問。

　　“事實證明，國有國營的管理體制，使森林資源這一林區最重要的資產長期閑置，甚至不斷在貶值。” 許兆君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此次林改最大突破：觸及產權

　　“這次改革一個最大的突破，就是觸及了產權。”許兆君說，之前，因產權不明，導致政府部門、森工企業、林業職工等自行其事，森林資源保護責任難以落實，森林資源不斷遭到破壞，陷入了越窮越砍、越砍越窮的怪圈。

　　因為產權不明，導致投資主體單一，投資渠道狹窄，投資激勵弱化，國有林業發展投入嚴重不足；因產權不明，導致干與不干一個樣，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職工勞動積極性嚴重受挫，生產關系嚴重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因產權不明，導致林業職工創業動力不足，致富手段單一，與其他行業職工收入差距日益拉大……

　　許兆君認為，國有林區是計劃經濟的最后一個陣地，到目前為止，集體林權改革已經實現了突破，但是，國有林區還基本上保持著國有的產權及其所屬的經營方式。

　　實際上，繼2003年我國集體林權制度改革之后，2006年1月4日中央又做出重大決策，把黑龍江伊春市確定為全國唯一國有林區林權制度改革試點。一直被喻為“綠色銀行”的青山終于向國有林業工人敞開了大門。

　　許兆君告訴《中國經濟周刊》：“過去國有林區職工名義上是國家森林的主人，實際上卻是產權虛置。林業資源的好壞，林木資源培育的成功如何，大道理講與林業職工有關，現實來看又與他們無關。經過這次林地經過有償轉讓以后，變成林業職工的自有資產了，雖然林地是國有的，但林地的經營權、林木的所有權、處置權收益權都在他們自身體現了。”

　　“這個突破相當難。”許兆君說，“國家林業局受國務院的委托管理林業資源，就是院子里動一棵樹都要上報國家林業局。”但是名為管了起來，事實上卻做不到。“就是上邊來檢查，也會遇到層層的應付。靠向林子伸手謀求生存成為有些人的生存法則，甚至出現了為采樹上的松塔而將整片成年紅松林攔腰砍倒的悲劇，私采盜伐屢禁不止……”

　　“你見過主人一直在偷自家的東西嗎？這在世界上都無法說通，”許兆君向記者感嘆說，“要解決這種非正常現象，就必須讓林業職工不僅是理論上的主人，而是要成為真正的主人。”

　　林業管理體制已成為制約林業發展的“瓶頸性”桎梏，到了勢在必改，非改不行的地步。

　　“把林地的經營權、林木的所有權和處置權都交給了職工，從而把職工的利益、職工的積極性和國有林區造林、營林的事業完全融為一體。所以說，這次改革把歷次林業改革都沒有觸及、不敢觸及的產權問題作為了突破口，通過生產關系的調整，以達到促進林區生產力解放的目的。”

　　“要改革不要改良，否則改來改去就會不了了之。”這是伊春林改提出以后許兆君一直堅持的原則。

　　在此次改革試點方案中，對人工商品林的采伐內容進行了調整，其中人工商品林中的速生豐產林和短周期的工業原料林，其采伐年齡可以由經營者自己確定。

　　林權改革第一桶金給職工

　　毫無疑問， 國有林區林權制度改革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多方面的利益調整，政策性很強。在推進試點過程當中，能否妥善處理好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系，成為判斷這次林權制度改革試點成功與否的一個重要標志。

　　試點通過后，破解難題成為重中之重。

　　如何避免暴富與貧窮兩極分化

　　—試點第一年的承包原則：承包主體全部為普通林業職工，拒絕社會資金、各級領導干部不參與，不私留山林。

　　“美國西部曾經進行過大規模的林地私有化，結果，當地的許多人沒有錢購買自己的林子，最后不得不背井離鄉。”東北大學林業工程技術學院院長王立海告訴《中國經濟周刊》，“伊春林改如何保證困難職工有林子種，而不是暴富了少數人窮了更多人，應該是實踐中最首要解決的問題。”#p#分頁標題#e#

　　蔣永彬對《中國經濟周刊》說，他們參加的拍賣會，科級以上干部、企業以及外來的投資者一概沒有獲準參加。隨后的拍賣會據說也是如此。

　　實際上，伊春林業的歷史欠賬已經達到80億元左右，還有近20億是欠發的工資，不進行改革，何年何月能夠還上？

　　“目前8萬公頃試點林地，必須堅持做到承包主體全部為普通林業職工，外部投資者暫不進入，而且各級領導干部也不能參與，不能‘與民爭利’，更不能私留山林。”許兆君對《中國經濟周刊》說，“這個原則至少今年年底之前決不放開。”

　　如何保證職工“買得起林”—提供 “企業內部無息貸款”

　　與以往干部帶頭參與改革不同的是，這次改革，原則上把干部暫時擋在了門外，這一下子竟然讓普通職工的心里發了毛。

　　“干部不帶頭了，這政策還有準嗎？職工們開始了觀望。”烏馬河林業局副局長王金龍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職工們的顧慮是，好處干部怎么能不靠前？”

　　其實，一年以前的伊春就已經流傳著將要進行林改了。蔣永彬們甚至一年前就上山瞄準了各自想要的林子，隨后，經過干部們大量的細致工作，職工們紛紛打消了顧慮，購買山林的愿望逐漸強烈起來。

　　不過，畢竟職工們窮了許多年，一下子拿出幾萬元購買林地，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而8萬公頃試點林地，只是伊春國有林地的九牛一毛，“現在的情況不是無林可買，而是我們沒錢去買。”一些被拖欠了多年工資毫無積蓄的職工無奈地說。

　　蔣永彬告訴記者，他已經把自己家的、父母家的、岳母家的積蓄全部拿了出來。

　　對此，許兆君說，“林業職工的現實承受能力必須充分考慮。”

　　雙豐林業局在這次試點過程中為伊春林改摸索出了許多好的政策，其中，為了保證“貧困層”能夠承包到林地，他們實行了“企業內部無息貸款”，即對試點場所貧困職工劃分了2個檔次—“貧困戶”和“特困戶”，由工會組織負責評定向社會張榜公示。貧困戶先交30%的承包款，特困戶先交10%的承包款，其余欠款到有收益時再補齊。

　　至于承包款的指定方式，許兆君告訴記者，承包價格的確定要做到既參考市場價格又確保職工能夠接受，并且通過采取拖欠工資抵頂、抵押貸款、分期付款、林業局借款、股份合作經營等多種形式，確保所有有意愿的職工都能買得起，讓普通職工拿到“原始股”，讓普通職工通過林權改革率先脫貧致富。

　　“第一桶金一定要給普通職工。”許兆君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如何讓承包的林地、林木變活變現

　　—建立活立木流轉市場，使森林資源依法有償流轉。

　　有了自己的林子，職工們開始舍得投入了。

　　今春造林時，蔣永彬把自己的弟弟、妹夫、表哥等十幾位親屬動員起來幫他植樹，但人手不夠，就又雇了12個壯勞力，十幾天花了3000多元，栽了7000多棵落葉松。

　　雙豐林業局的劉愛民告訴記者，他去年在這塊疏林地里栽種了8萬棵五味子苗，今年要好好管理，爭取盡快見到效益。加上今年春季補種的3萬株云杉，以及他要陸續考察的紅松嫁接等各種項目，他需要大量后期投入。

　　“這樣的投入我們都很難承受。”劉愛民說。“林子不比莊稼，當年就會見到效益。十年、二十年以上的投入期職工怎么生活？”類似的疑問不絕于耳。

　　為了更好兼顧森林的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解決職工短期內的生活，伊春市在林權制度改革試點中進行了一項創新性嘗試，即建立活立木流轉市場—通過把林木、林地資產變成資本，由資本進入市場的環節，實行活立木市場流轉，使森林資源的依法有償流轉成為可能。

　　“如果孩子要上學、兒子要結婚，那可以拿出林地的一部分先進入流轉市場以解燃眉之急。”伊春市資源林政局局長李進祥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前人栽樹不再只有后人乘涼”。#p#分頁標題#e#

　　“具體而言，雖然林業職工開始為了買林子都投入了全部家底，但是，一段時間以后，個人林子可以拿到市場上進行‘活立木’流轉交易，這樣就可以解決林業職工窘迫的生存問題，讓職工通過出賣林木的所有權獲得短期收益，突破了過去只有把林木砍了才能實現價值的概念。”李進祥說。

　　“現在國家和省里的意見是暫時不對外放開這個市場，只是允許職工內部流轉。”許兆君說，“這樣的考慮是避免職工因急功近利出售剛剛到手的林地，最終形成沒有土地、沒有林地而失去生活依靠的三無人員，引起社會不穩定”。

　　“但是以后的發展方向是，隨著向社會流轉的實現，中型林戶、大林主等都會出現，那時的林地，增值的幅度就大的驚人了。”許兆君說。

　　另外，雖然伊春市暫時不允許林權的二次流轉和多次流轉，但他們引導職工發展家庭林場，股份制林場，組織“公司＋職工＋基地”的經營形式，支持職工以林地使用權、林地資源和勞動力參與合作經營，聯戶承包，連片承包。

　　雙豐林業局局長劉進學向《中國經濟周刊》介紹，該局已經有33個林班實行了聯戶承包，涉及265戶面積3977公頃，有效地降低了管理成本。

　　中期效益則可以體現在發展林下經濟上。現在一個職工承包10公頃左右林地，面積可達150畝，在承包過程中可以在林下種中草藥、山珍等，可以發展林下的特色養殖。以木耳為例，如果在林下擺放1萬袋木耳，它的收益就在8000到1萬元，林區職工擺1萬到2萬袋木耳不成問題，投入小，見效快，收益大。

　　中期效益讓人激動，遠期成果更讓人振奮。據伊春林管局初步綜合測算，按現行的木材市場價格，如果流轉8萬公頃現有林，30年后約可收益72億元；如果發展60萬公頃民有林，30年后約可收益540億元，并且國家和企業可節約育林投入10億元(現行營造林成本1650元/公頃)。

　　“這不但會有力緩解森林工業企業的危困局面，提高職工現實收入，為新林區建設提供物質保障和財力支撐，而且會讓伊春在全省范圍內率先邁入小康。”許兆君告訴記者。

????伊春為何入選“林權改革第一試點”

　　國家林業局副局長雷加富曾公開表示，伊春在東北、內蒙古重點國有林區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伊春開展林權制度改革試點，肩負著探索路子、積累經驗、建立和不斷完善相關政策的任務。

????林子上的城市

　　從歷史角度看，伊春市是一個典型的因林而建、因林而興、因林而名又因林而衰的林業資源型城市。

　　作為林業施業區面積達400萬公頃的重點國有林區，從1948年開發建設到1998年實施天保工程，伊春走的是一條單一的消耗資源的木材生產之路，靠“獨木”支撐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

　　許兆君向《中國經濟周刊》介紹，伊春自1948年大規模開發建設以來，共生產木材2.4億多立方米，累計上繳利稅、育林基金等59.2億元，相當于國家同期預算內投資的4.3倍，還有統配材差價300多億元。

　　一段時間以來，在國家以木材生產為主的林業發展方針的主導下，為國家多采木、采好木成為林業職工和整個林區的最高追求，伊春也成為支援全國建設的重要木材基地。

　　實際上，國有林業為國家的經濟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的同時，也付出了巨大犧牲。

　　“在新中國建設的初期，森林工業對國家的貢獻占到了國內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二。”東北大學林木工程技術學院院長王立海向《中國經濟周刊》介紹，“那時大部分都是不合理經營，很多林地被拔了大毛。”

　　伊春林管局的有關資料顯示，與大多數林區一樣，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伊春市可采森林資源消耗了98%。伊春便風光不再，相繼出現了資源危機和經濟危困(下簡稱“兩危”)。到上世紀90年代初，16個基層林業局基本上已無林可采，經濟結構嚴重失衡，發展速度明顯滯后。#p#分頁標題#e#

　　其中，伊春林區的活立木總蓄積和可采成過熟林蓄積，已分別由開發初期的4.48億立方米和3.2億立方米，下降到2.1億立方米和748.7萬立方米，分別下降53.1%和97.7%。森林工業企業自1989年起出現全行業虧損，目前負債總額已達60.8億元，資產負債率達83.5%。

　　從上個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伊春林區的職工工資就開始不能按月發放了，收入低，社會保障乏力，讓林業職工生活逐漸陷入一種相對貧困的狀態。

　　1998年，國家開始實施天然林保護工程，該工程是以調減天然林木材產量、加強生態公益林建設與保護、妥善安置和分流富余人員等為主要實施內容。 同時，在國家的政策支持下，森林資源和生態環境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林業和林區的經濟結構得到了初步調整，經濟形勢出現好轉，但國有林業的“兩危”困境未有實質性改變，國有林區仍然舉步維艱。

　　“那時，開支沒錢，要砍林子；洪澇災害，要砍林子；森林著火了，還要砍林子。越砍越窮，越窮越砍，惡性循環的結果讓伊春經濟走向了崩潰的邊緣。”伊春林管局的相關人士說。“換個角度說，即使把伊春的林子都砍光了，伊春也不會富起來。”

　　“獨木支撐”的林業經濟走進了死胡同。

　　林改曾歷經三次失敗

　　然而，沒有人愿意繼續窮下去。

　　“林業改革，歷屆領導都曾積極探索。”許兆君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早在1968年，針對林區農場耕地的擴張，伊春林管局就嘗試過解散經營農場，鼓勵自費造林。1979年，他們再次嘗試職工個人承包造林。但是，十年間先后兩次的個人造林計劃，都因為林管局無法給予造林職工勞動補償而最終夭折。

　　1983年，最早陷入困境的伊春桃山林業局上呼蘭經營所開始實施職工承包林地的管護和搞林下經營。當時，伊春市和黑龍江省都在該經營所召開現場會，推廣經驗。但后來，由于缺少改革依據，國家的補償又不到位，導致這一改革在施行兩年后無疾而終。

　　此后，伊春林區開始陷入了可采林木資源瀕臨枯竭、經濟危困的境地。從上個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林管局的年采伐量不得不由過去的240萬立方米，主動調低到136萬平方米。

　　全國造林模范、雙豐林業局退休干部孫海軍向《中國經濟周刊》介紹，林業職工此前三次自費所造林木，因為林業局承諾的“成林給錢，不成林不給錢”，所以其質量遠在同期國有林之上。

　　盡管由于自費林產權問題界定不清，林權證至今都沒有核發，但民有林的榜樣力量，直接導致了1996年以后伊春林區繼續開始探索林權改革。

　　1998年，國家天然林保護工程開始實施，但這一工程更多的是解決在崗職工的工資問題，而對造林和管護的投資卻明顯不足。為了解決這一矛盾，伊春林管局嘗試制定了“林地流轉”的相關政策，希望借此解決林區資金匱乏的問題。

　　但是，當時的爭議卻很激烈：一是國有林地流轉私有沒有法律的依據；二是政府擔心可能出現“一賣了之”的情況，造成國有資產的流失。

　　2003年，改革的先驅者桃山林業局開始允許個人承包國有林。

　　“到今年正式試點開始前，已有9461公頃林地‘由國有變成了民有’”。桃山林業局資源林政科科長高漢振對媒體說，“那時，既沒政策，上級也不支持，先行的試點走得百般艱難。”

　　改革轉折— 借鑒農村土地改革經驗，觸及產權

　　2003年來到伊春赴任不久，市長兼林管局局長的許兆君就深刻地體會到了林業職工的艱難：“這個林業職工占全市40%之多的城市，由于國有國營管理體制的束縛，林業職工作為大山的主人沒有土地，更沒有山林。”許兆君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隨著木材產量的大幅度調減，林業職工每年只能干二、三個月的活，而一個月的工資也只有二、三百元，還常常被拖欠，從而導致上訪、告狀事件時有發生。#p#分頁標題#e#

　　2003年6月，國家出臺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林業發展的決定》(中發(2003)9號文件)。文件規定：在明確權屬的基礎上，國家鼓勵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權的合理流轉，各種社會主體都可通過承包、租賃、轉讓、拍賣、協商、劃撥等形式參與流轉。這讓哲學博士出身的許兆君看到了希望。

　　計劃經濟的最后一個陣地、國有林區的發展可否參考借鑒農村改革的成功經驗?這個大膽的聯想，帶來了伊春命運的重大轉機。 2003年8月，伊春市向上級提出林權制度改革的申請，為此，許兆君曾率領有關部門先后到北京與相關部委進行溝通達40多次。

　　此后，伊春市不斷地給國家林業局上報爭取國有林權改革的試點方案。

　　“每次上報的方案，最終保留的只有二三條，其余的都被否決了”，一位參與申報項目的市領導說，“方案我們改了20多次，省里向國家林業局上報的方案也前后修改了4次”。

　　業內人士認為，伊春林改得不到支持的原因在于一些領導擔心手中對森林生殺予奪權力的旁落，而國家林業局局長賈治邦在認真聽取完許兆君的匯報后表示：“哪怕以后我沒有林子可以管了，我也要給國家留下一片森林。”

　　賈治邦多次強調，改革是國有林區發展必須邁過的門檻，不改革就沒有出路，不改革就沒有林區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伊春的改革要支持。

　　2006年1月4日，新年上班后的第一天，國務院第119次常務會議正式確定將伊春設為國有林權制度改革試點單位，并認為“伊春的試點是落實中央決策的一項重要舉措，是國有林區改革邁出的關鍵一步”。

　　自此，國有林業的天空真的被“捅”開了。

　　伊春試點為全國林權改革探索新路

　　在以往所有的改革當中，國有資產流失一直飽受社會各界詬病，林改當中如何避免和減少國有資產的流失成為了各界關注的一個焦點。

　　“不流失是不可能的，關鍵要看伊春采取什么樣的措施來減少這種流失。”王立海院長說。

　　承包的過程中，有兩個核心問題是要兼顧好的：試點林場所職工必須家家有其山，戶戶有其林，即兼顧國家和職工的利益。“而做到這一點，就要把握好兩個原則。”雙豐林業局局長劉進學告訴《中國經濟周刊》，“一個是不能單純為了收益一包了之，那樣只能讓職工沒了林子，最后淪為‘打工族’；另一個是不能單純為了戶數一分了之，那樣就成了沒有投資的承包，而沒有了投資就沒有了責任，林子也不可能經營好、管護好。”

　　基于這兩點考慮，當地林業局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把職工分為“富有層”、“中間層”和“貧困層”，分層實施，分步推進，能買得起林子的最先買，不讓他們分期付款，以保證資金收益；而貧困戶政策再優惠也買不起，就放在最后，不讓他們影響有錢戶的承包積極性。中間層則采取靈活的承包方式，“以資抵林、分期付款、預留林地”等。

　　為了用優惠的政策刺激“富有層”一次性交款承包林子，他們在伊春市規定一次性交款人工林優惠10%、天然林優惠30%的基礎上，將每公頃45元的承包費一次性交納的降到了35元，同時他們規定，林地承包費逐年交款和到收益期交款的政策只限于試點場所職工享受。這樣，既讓利了職工，又鼓勵了一次性交款。

　　劉進學告訴《中國經濟周刊》，那些有條件承包林子的“富有戶”，在試點初期抓住優惠政策，紛紛選好林子、包好林子，一次性交款的積極性很高，截止到記者發稿時為止，該局林改實收現金3035萬元，其中，一次性林木流轉費交款就占實收現金的91%。

　　“林改中體現的大思路、大政策、大利益，將惠及百姓。”許兆君說，“伊春的經濟轉型也必將為全國林業的發展探索出一條新路，對整個國有林區的改革都將有一種導向的作用，直接影響今后國家對國有林區的政策和管理。”

　　(配文)伊春市市長兼林管局局長許兆君：#p#分頁標題#e#

　　“林權要改革，不要改良”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宋雪蓮/伊春報道

　　這座被稱為“林子上的城市”的市長兼林管局局長許兆君，并非“專業人士”，他擁有的是一般人看來高深神秘的哲學博士頭銜。

　　但就是這個“外行人”，上任3個月之后就出人意料的要改掉老黃歷，“管了三個月森林，就想把林業的天捅漏。”當初一些老職工就是如此評判許兆君關于林權改革的想法。

　　對此，許兆君本人不溫不火：“森林里同樣蘊涵著樸素的哲學理念，管理好森林，就要透過森林看森林。”

　　當然他也承認：“我在給專業人士講林權改革的時候，經常會遇到不懂的林業知識。”許兆君日前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告訴記者，“那時我就會當場請教專家，然后接著再講。”

　　2005年9月25日，伊春被聯合國國際交流合作與協調委員會(CCC/UN)評為“城市森林生態保護和可持續發展范例”，并被授予“綠色伊春”稱號，而“林業外行”許兆君以其保護環境和森林的杰出貢獻，被授予人居環境貢獻獎中惟一的“森林使者”稱號。

　　一位伊春市政府部門的人士告訴記者，“森林使者”稱號除了給這個“林業外行”帶來意想不到的榮譽以外，更多的則是給他在游說林改過程中增加了有力的砝碼。

　　“如果城市犯了錯誤，那就是市長的錯誤”

　　“我也知道多砍樹能多賣錢，但是我不能這樣做！”，許兆君坦言，每一任領導來之前都不想砍林子。可是最后都不得不向林子伸了手，因為那是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

　　在2003年許兆君赴任伊春市長之初，伊春的森林資源就已經遭到嚴重的破壞。很多人預言許兆君也會向森林要效益要政績，畢竟，這是一個林業為主的城市，連城市的管理都是“政企合一”，市長，同時也是林管局的局長。

　　“在這種條件下如果你再超采，就是造無米之炊！”許兆君說。

　　2003年，伊春新一屆市委、市政府上任后，就率先實行了“嚴管林”和“停伐紅松”兩大舉措，同時對現存中齡紅松活立木實行每木建檔立卡管理。

　　許兆君認為，只有把資源保住了，把現有的生態保住了，伊春才有條件發展、才有可能發展。否則，一旦把林子砍光了，小興安嶺變成‘黑土高坡’了，伊春也就沒有希望了。

　　伊春林區在開發初期擁有天然紅松林120多萬公頃，到2003年銳減至不足5公頃。除豐林、涼水自然保護區及幾處紅松母樹林以外，已很難找到規模較大的天然紅松林。

　　“更嚴重的是，伊春的木材生產中天然紅松仍占到30%左右，每年要消耗紅松達30—40萬立方米，再這樣干上三五年，伊春的天然紅松就消耗殆盡了。”許兆君說。

　　據林業專家介紹，如果天然紅松林被持續采伐直至物種消失，靠自然力恢復成現實天然林狀態至少需要2500年，甚至更長時間。

　　但國家允許他們采伐天然紅松，也正常下達了生產指標。伊春財政本來就捉襟見肘，畢竟，一立方米紅松要賣到400元錢，停伐紅松，每年就少收入1個多億。

　　“不少人懷疑，以為我們的政策是假的，臺上講一套，臺下做一套；會上講一套，會后做一套，有的地方就還偷著砍。”許兆君說。

　　為了切實管好林子，從2003年下半年開始到目前，林管局召開了3個現場會，出臺了《伊春市關于森林資源林政管理及木材經銷中違紀違法問題責任追究的暫行規定》，撤了4個正的林業局局長，包括許兆君自己親手提拔的局長。處分了6個局長，撤了26個林場場長，追究了900余人的刑事責任，對超采、毀林、盜伐等森林資源案件給予了前所未有的打擊。

　　“三年了，再也沒有人敢動一棵紅松。”

　　大家終于明白，市委市政府動真格的了，超采、亂砍濫伐案件得到了有效遏止。“嚴管林”管出的綠色伊春。

　　退一步海闊天空，嚴管林以后，木材價格開始上漲。三年來，木林平均價格由每米390元漲到560元，每年因木材漲價而增收5000萬元以上，到今年年底可達1.8億元。#p#分頁標題#e#

　　“以前一年砍130萬立方米，加上偷砍的，要100多輛車拉。偷砍還不敢賣高價，300元一立方米有時會買到100元。現在嚴管以后每年只有20多車木材，價格開始逐年上漲，有的一立方米要賣到將近600元，去年僅木材價格上漲一塊財政就增收1.544億，今年可以達到1.8億。”許兆君向記者介紹，森林保住了，財政也沒有受到損失。

　　許兆君說，“如果城市犯了錯誤，那就是市長的錯誤。”

　　“為國家留青山，為自己留資產”

　　《中國經濟周刊》獲悉，20多年以來，伊春林區實際上出現了2—3萬公頃的私有林，涉及千余職工，那些林子，都是當年國家和林業部門無錢造林時由職工自費造的。 自費林造林的成功經驗，也進一步增強了伊春進行國有林權改革的決心。

　　許兆君認為，近些年國家為了造林育林，相繼投入了不小的資金，可是效果卻事倍功半。經常是砍一米木頭提25%的育林資金，這種管理和投入都是病態的—要多獲得育林資金，就要多砍林。

　　但是，職工自費造的那些林子卻保存的很完好。

　　“大家開始造林子，成林后由國家出資收回。后來林業局陸續收了一批，但因為再也沒有財力，2000年以后，沒有收回的自費林歸了個人。”

　　“為了保護這些林子，職工們寧可出去打工，除了間伐撫育，一棵都舍不得砍。因此，十幾年、二十幾年這些林子都被職工很好地呵護著。”現在，這些人成了被人羨慕的對象—因為那是一大筆資產。

　　實際上，伊春這次爭取國有林權改革的出發點是，給國家留青山 ， 給自己留資產。

　　“經常有人懷疑這樣的改革會導致亂砍爛伐，我認為這是保守派的借口，因為他們拿不出來實例。”談及某些人對改革的質疑，許兆君不自覺地提高了聲音，“只要我們不制定那種今天賣給個人明天就收回的精神病政策，就不應該有這種擔憂。”

　　“如果想徹底解決國有林區亂砍亂伐、改善職工生存狀態和解決林區發展瓶頸，就必須進行林權改革，而不能只作改良。” 許兆君態度堅定地說。

　　事實也證明了選擇產權改革是正確的：活立木市場的建立，使職工不僅不砍林子，反而在大量造林。在今年春季造林期十幾天中，5000公頃荒蕪了多年的林地被它們現在的主人重新種上了樹苗，造一棵活一棵，死一棵補一棵。還有500多公頃被退耕還林。

　　改革解決了造林問題，也解決了護林和防火問題，因為責、權、利在改革后實現了統一。

　　“國有林區下一步要引進戰略投資者”

　　這次改革還有一個關鍵點是，就是通過資本運營、資本流轉，有效地激活了民間資本，解決了森林培育投入乏力問題。過去國有林區森林培育的投入一直是靠國家的育林基金，隨著木材產量逐年下調，伊春林區的育林基金提取總量相應減少，國有更新造林數量大幅度減少，許多需要更新的林地未得到及時更新和改造，甚至有很多林間公路也因無資金投入而棄養。

　　“以前伊春作為一個貧困地區，職工存款達到170億，但是大多流向發達地區了，因為銀行不給當地沒有效益的企業貸款。而是投向了北京、上海、大連、深圳、珠海等地。”許兆君說。

　　而實行林權制度改革，一下子敞開了民間資本進入的閘口，職工群眾投資林業發展營造民有林的積極性非常高漲。“現在，這筆資金在回流，老百姓寧可取出存款和借錢也要投向只升不跌的‘綠色股票’。這是投資體制和方向的重大轉移。使國家投入不足部分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補充。同時，為下一步引進戰略投資者進入國有林區奠定了基礎。”

　　“現在，我們首要解決職工‘家家有其山，戶戶有其林’的問題，原始股都給職工讓職工得到最大的實惠，而不向干部、企業和外來投資者敞開。這是中央、省、市的一致意見。”許兆君說，“等老板來了，我們就有更高的價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