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法與律師代理謀略

楊培國 山東豪才律師事務所律師

現有的資料證明，目前為止，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作為我國歷史上享有“世界古代第一兵書”、“兵學圣典”之稱的《孫子兵法》，已經不僅被應用于軍事領域、政治領域，而且還被廣泛地應用于企業管理領域、商業經營領域，甚至還被應用于體育競技領域、教育教學領域，乃至中醫診治領域等等。不過，根據筆者從事律師職業、律師訴訟代理十幾年的實踐和探索發現，充滿著利益的沖突矛盾、對抗爭競、攻防較量、談判斡旋、協商調解等表現方式為特征，以己方當事人獲取最終的勝訴、“打贏官司”、獲取權益，讓對方當事人敗訴、“輸掉官司”、承擔法律責任為目的的律師職業的訴訟代理，完全適用《孫子兵法》所包含的用兵作戰的克敵制勝謀略。
因為，不需要過多的聯想，我們就會發現，打官司與進行一場戰爭有許多的類似、相通之處。
其一、戰爭的雙方都需要人員、物資、武器、外交、情報、謀略等等諸多的主觀、客觀條件的準備和具備；同樣，打官司的雙方當事人也需要人員、物資、操縱對方的要害“武器”（證據）、外交、情報、謀略等等諸多的主觀、客觀條件的準備和具備。
其二、打官司與進行戰爭，各自都需要遵循各自不能違背的“游戲規則”。如，打官司的“游戲規則”，就是打官司的雙方都不能違背國家的法律法規、國家政策；戰爭的“游戲規則”，比如陣地戰、游擊戰等常規作戰的一般規律，如，“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戰之，敵則能分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等等。
其三、戰爭的結局，不外乎一方勝利，另一方失敗，或者雙方勝負未定，或者雙方和平談判結束戰爭；而打官司的結局，也同樣不外乎一方當事人勝訴，另一方當事人敗訴，或者雙方難分輸贏，或者雙方和解、達成調解協議。
其四、打官司和戰爭都需要在一定的地點、一定的環境下進行。盡管，戰爭的地點不確定，但相對某次具體的戰爭而言，卻是具體的，如，山地、平原，草原、湖海，森林、沼澤，隨戰爭發生的具體情況而決定；打官司卻基本在一個固定的地點進行，那就是法院、法庭，在特別情況下，為了通過對某些特殊或者典型案件的審理，擴大社會影響，取得良好的社會效益，或者出于便民訴訟的原則，法院會按照“巡回審理，就地辦案”的原則，把案件的審理地點選擇在案件發生地或者當事人所在地。
其五、戰爭是屬于“兵者，詭道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等需要波詭云譎、奇謀異劃謀略的客觀事物的運動形式；同樣，打官司不僅僅是雙方當事人客觀事實的較量、法律依據的對比、證據論證的對抗，而是一種需要權衡、分析、取舍、歸納、演繹、推理、虛虛實實、真真假假的高層次的綜合智力勞動，所以，律師的訴訟代理活動也是一種離不開智慧、權謀的謀略活動。
這樣，打官司與戰爭之間存在的許多類似、相通的現象，就決定了《孫子兵法》所揭示的用兵作戰的克敵制勝的謀略，就成為了律師代理訴訟、代理談判的謀略。
一、“廟算”，“知彼知己”的勝算代理謀略。
《孫子兵法》“始計篇”曰：“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而況于無算乎！”
戰爭是關系著國家安危存亡的大事，因此，孫武提出在戰爭前對戰爭的雙方從“五事”、“七計”的角度，進行對比衡量，以此達到“知彼知己”，實現己方的“百戰不殆”，可見，“廟算”對戰爭的重要性。
對律師來說，在代理訴訟、代理仲裁前，或者在代理談判前，也應該按照“廟算”的謀略原理，對雙方當事人、對手可能擁有的事實根據、可能掌握的證據、適用的法律依據，甚至各自的關系背景，乃至各自的經濟實力，各自的法律意識水平，進行對比衡量，甚至案件的承辦法官、仲裁員的法律水平、人品層次、法律思維的能力，做到心中有數，“知彼知己”，并有針對性地彌補己方的缺陷、不足，對對方當事人、對手可能采取的應對策略，預先設置破解方案，以及應急預案，“出”對方“所不趨”，“趨”對方“所不意”，以實現“能自保而全勝”的完美結果。
《孫子兵法》“九變篇”曰，“智者之慮，必雜于利害，雜于利而務可信也，雜于害而患可解也”，應該是對“廟算” 所作的補充闡釋，也是對律師實施代理工作之初進行“廟算”提出的具體要求，意思是律師對自己代理的訴訟事務、仲裁事務，或者談判事務，應當預先從勝訴、敗訴，有利、不利，成功、失敗的“利”、“害”兩個角度，進行預算、估量，力爭實現“合于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非利不動，非得不用”的“贏”的完美結果。
譬如，有關律師近日按照“廟算”、“知彼知己”的謀略為當事人成功謀劃過一件從現有的客觀事實、法律規定應該敗訴卻轉敗為勝的案件。
1996年10月份，某市林業局干部張A為便于照顧自己的父母，便從市郊農村的王B手中，以20000元的價格購買了一處民房，略加裝修之后，便由自己父母居住。近幾年，隨著房地產業的崛起，該民房所在的農村房屋、土地的價格猛長。于是，王B堅決要求與張A解除房屋買賣合同，收回自己的房屋。此時，張A也態度明確：堅決不同意解除合同。這樣，王B就到法院起訴了張A。這種情況下，張A便征詢律師的意見。
于是，張A向律師介紹了案件的客觀事實情況：張A是城鎮戶口，購買的是農民王B的農村房屋。1996年10月份，雙方簽定房屋買賣合同時，都沒有在場。代表張A簽定合同的是與王B同村的村民李C，當時，王B給李C寫了一張收到“購買房屋款20000元”的收條，沒有注明是收到的誰的購房款。至今，房屋沒有過戶。另外，王B已經丟失自己手中掌握的那份房屋買賣合同。現在，李C對王B毀約解除房屋買賣合同的事情非常憤慨。
面對案件的這些客觀情況，律師便從客觀事實、法律規定、證據的適用等幾個方面，從利、弊兩個角度為張A分析了下策、上策兩個策略。
其一，下策：按照現有的法律規定以及國家政策，作為城鎮戶口的居民，不能到農村購買農民的住房，不管是什么情況，這種買賣行為、買賣合同沒有法律效力。
針對張A、王B的房屋買賣合同，因為被國家法律法規、政策所禁止，所以，王B起訴張A解除房屋買賣合同的官司，不管張A如何答辯，如何辯解王B沒有誠信，如何違背合同約定，其結局一定是王B勝訴，可能，王B僅僅向張A支付20000元購房款十幾年的利息，但張A卻必須給王B騰出房屋，甚至還得支付給王B一定的房屋使用費。
這個結局，不管是從經濟的角度，還是精神的角度，對張A來說，都有很大的損害。
因此，如果張A采取這種方式答辯，盡管符合國家的法律法規政策，符合客觀事實，但是，從謀略的角度說，這確實是個下策。
其二，上策：鑒于王B的房屋買賣合同早已丟失，王B與李C簽定房屋買賣合同時沒有其他見證人，結合李C對王B解除房屋買賣合同的憤慨情緒，以及李C是王B的本村農民，王B寫的房款收到條沒有寫明寫給誰的事實，由張A做通李C的工作，在法院開庭時，讓李C咬定是自己購買的王B的房屋，而不是張A購買的王B的房屋，張A的父母之所以居住在王B原先的房屋，是從李C手中租賃居住的。這樣，因為王B確實拿不出1996年10月份的房屋買賣合同了，同時也沒有別的什么人證實李C是代表張A與王B簽定房屋買賣合同，另外，李C也堅稱自己的房屋買賣合同丟失，并且手中掌握著王B寫的收到20000元買房款的收到條，所以，法院會以王B起訴張A買賣房屋屬于訴訟主體錯誤，證據不足，王B應該起訴李C為由而駁回王B對張A的起訴。
從法律角度說，法院認定的案件事實，是按照當事人提供的證據證實的“法律事實”，而這個“法律事實”有時候與真正的客觀事實存在距離，同時，現有的法律規定、國家政策認可本村農民之間的房屋買賣行為，所以，按照這些相應的法律規定，張A進行了靈活的答辯，最終，法院果然以王BA“”張A贏得了官司，他的父母也一直居住在其實他自己購買的王B起訴張A證據不足，駁回了王B的起訴，“曲線救國”保全了自己的權益。
因此，從客觀事實的角度講，張A有些歪曲事實，但是，靈活利用法律規定，利用王B丟失《房屋買賣合同》的事實，進行答辯，實在是一個上策。
可見，《孫子兵法》的“廟算”、“知彼知己”的謀略，是律師代理工作、談判工作“百戰不殆”，取得圓滿結局的勝算代理謀略。
二、“以正合，以奇勝”的代理謀略。
《孫子兵法》“兵勢篇”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按照一般對兵法的解釋，“以正合”指的是在戰爭中面對面的陣地戰，是突出武力比拼、正面搏殺的正規作戰，而陣地戰之外的偷襲戰、側擊戰、包抄戰、迂回戰、分割戰等，則屬于“不按套路出牌”的奇襲戰，并以此獲得戰爭的勝利，屬于“以奇勝”的謀略。
簡而言之，把“以正合，以奇勝”的戰爭謀略，用于律師的代理工作，指的是律師在法庭、仲裁庭上與對方當事人面對面的針鋒相對、唇槍舌劍，乃至強詞奪理、互相攻訐，以及談判桌上的“寸土不讓”，據理力爭，屬于律師代理工作的正規、正常表現方式，屬于“以正合”的部分，而通過法庭外、談判桌外的斡旋，以及利用不同的權威部門，乃至權威人物、關系人物對對方當事人、對手的影響、滲透，并最終獲得己方當事人滿意的訴訟結局，或者談判結果，則是屬于“以奇勝”的謀略內容。可見，奇、正結合的謀略，是律師代理工作的必選謀略。
譬如，有這樣一個勞動爭議仲裁的案件：去年五一長假過后，某公司突然收到區勞動局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送達的公司員工趙立要求公司支付五一假期加班期間三倍工資的申訴書。
案情很簡單，五一假期期間，該公司遇到一時間性很強的出口任務，于是，公司嚴令任何人如果不是“生老病死”、 “婚喪嫁娶”的特殊情況，一律不得請假，一律在公司加班，于是，公司的員工不得不在五一假期期間加班工作。不過，假期過后，公司卻沒有按照我國《勞動法》以及相應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給這些在法定節假日加班的員工支付三倍的工資。顯然，等待公司的是勞動爭議仲裁敗訴的結果。
面對這種情況，有關律師向公司領導解釋了有關法律規定，以及公司面臨的敗訴的結局，但是，公司領導卻出于這個仲裁案件對公司全局利益的不利影響，卻要求律師務必千方百計“打贏這場官司”。這樣，面對著艱難的處境，律師身負重任，一方面積極搜集與案件有關的證據資料，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撰寫答辯材料在答辯時間內及時向仲裁庭遞交[從《孫子兵法》的角度講，這屬于“以正合”的部分]，一方面尋找“柳暗花明”的奇異途徑，試圖破解面對官司“必輸”的困局。
為徹底了解趙立勞動爭議仲裁的真實原因，有關律師找到趙立本人，通過推心置腹的交談，律師得知趙立是來自農村的大學生，好容易談了一個城市的女孩子，雙方感情很深，只是女孩子的父母不同意。后來，女孩子終于做通父母的工作，在五一期間見見他，他也興奮的答應了，沒想到在四月三十日晚上，公司突然通知他五一期間“加班”，一律不得請假，他自然失去了這個期盼已久的好機會，更難以接受的是女孩子生氣了，不聽他的任何解釋，與他斷然絕交。這樣，他郁悶心情無法發泄，便以公司沒有支付假日期間三倍工資為由，把公司告上了勞動仲裁庭，其本意并不在于1000多元的加班工資，而只是借此泄憤而已。
弄清了案件的“病癥”，律師就想到了順利解決官司的正確途徑。于是，律師征得趙立的同意，來到他女朋友的家，面對她女朋友的父母，以及他的女朋友，解釋了趙立在公司如何勤奮工作，人品任何優秀，以及五一期間趙立不能赴約的真實原因，并且說明了他對女朋友深刻的感情，以及面對女朋友分手而承受的巨大痛苦，以及他現在與公司打官司的原因，并且以后可能遭遇的工作的不利結局。這樣，他女朋友的父母因為公司律師對趙立無私的幫助而感動，他的女朋友更因為誤解趙立而悔恨。于是，他們三口人原諒了趙立五一期間不能赴約的行為，并約定周末由公司律師陪同趙立一同到他的女朋友家拜訪。
最終，趙立被女朋友的父母接納，他與女朋友和好如初。不言而喻，趙立在開庭之前到仲裁庭撤訴，并且向公司領導遞交了一份選擇與公司“打官司”的歉意書，取得了公司領導的諒解。
從公司的角度來說，因為律師采取了不是按照法律程序解決官司的措施，結果讓公司避免了一場敗訴的官司，避免了敗訴官司給公司的巨大不利影響，其實質在于律師實施的就是《孫子兵法》所揭示的“以正合，以奇勝”的克敵制勝的謀略。
面對法律規定和存在的客觀事實，官司一定要輸，不過，在法庭之外、仲裁庭之外，選擇靈活、恰當的方式，采取“對癥下藥”的措施，化解對方當事人、對手的起訴或者答辯，正是《孫子兵法》告訴律師用于代理工作的“以正合，以奇勝”的勝算謀略。
三、“避實而擊虛”，重點突破的代理謀略。
《孫子兵法》“虛實篇”曰：“夫兵形像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意思是說，用兵作戰的方式像水的運動規律一樣，水的流動是避開高處向低處奔流，用兵作戰的方式是避開敵人兵力堅實的地方，而去攻擊敵人兵力薄弱的地方。這里，孫子提出了用兵作戰的一個重要謀略，就是“避實擊虛”。“避實擊虛”之所以成為克敵制勝的謀略，就在于敵人的虛弱之處總是容易被進攻、被擊潰，這樣，“虛”破則“實”損，敵人最終就由“實”變“虛”，走向失敗。其實，在律師的代理工作中，“避實擊虛”向來都是律師常用的一個代理謀略。
在訴訟、仲裁中，作為“對陣”的雙方當事人，用做己方“武器”攻擊對方的不是“公說公有理”、 “婆說婆有理”，而是己方手中掌握的用以證明己方訴求、主張、“事實與理由”正確、合法的證據和法律依據，而且，也只有己方的證據充足、法律依據正確，己方的訴求、主張才能夠得到法院、仲裁部門的支持。這樣，作為相對方要想勝訴，或者打敗對方，除了準備好充分的證據，包括書證、物證、視聽資料、證人證言、鑒定結論等等，以及全面、準確、恰當、合適的法律依據，包括國家的法律、行政法規、部門法規、地方性法律法規、司法解釋，以及國家政策等等之外，更重要的工作，就是尋找對方證據的缺漏、缺少，以及適用法律法規的不正確、不適當，以證明對方的訴求、主張證據不足，或者沒有法律依據。這樣，在律師代理工作中，尋找、攻擊、論證對方證據缺漏、缺少，對方適用法律法規不正確、不適當，或者缺乏法律依據，就是在攻擊對方的“虛弱”之處。
譬如，某汽車運輸公司起訴司機宋某單方終止貨車營運承包合同的案件，要求宋某支付一年的承包費24萬元。面對宋某與運輸公司簽定的《承包合同》，面臨敗訴的宋某，向律師訴說苦衷：自己承包的車輛車況很差，經常維修，因此，一年之中沒有幾個月可以營運，勉強掙的錢全部用于了維修。于是，他多次向公司提出解除承包合同，但公司不答應，并且在合同到期之后，起訴他要求支付巨額承包費。
對案件來說，宋某與運輸公司簽定的《承包合同》，真實、合法，無法質疑，這是運輸公司在官司中“堅實”的部分，宋某難以正面攻破，這樣，如果僅僅從合同的形式上講，宋某就難以擺脫支付承包費的敗訴結局。
不過，律師按照宋某對車輛的描述，發現了運輸公司可能存在的“虛弱”可以擊破的地方，就是車輛的車況。于是，律師多次咨詢有關部門、專家，便基本推定宋某承包的車輛應該屬于已經報廢的車輛。這樣，律師斷然申請法院對宋某承包的車輛，在承包期內是否已經屬于應該被強制報廢進行鑒定。結果正如律師推測，運輸公司和宋某簽定《承包合同》時，車輛就應該報廢。于是，按照這份鑒定結論，法院認定在與運輸公司和宋某簽定《承包合同》屬于無效合同，宋某無須向運輸公司支付巨額承包費。
從律師的策略上說，律師不去正面攻擊宋某和運輸公司簽定《承包合同》是這個屬于運輸公司掌握的“堅實”的證據，而是選擇了攻擊車輛屬于報廢車輛，運輸公司沒法改變、也沒法得到法律支持的這個“虛弱”的地方，所以，運輸公司無力招架，宋某便贏得了官司的勝訴。
《 孫子兵法》“虛實篇”曰“進而不可御者，沖其虛也”，進一步說明了“避實而擊虛”這個克敵制勝的謀略在律師代理工作中的實用性、必要性。
四、“勝兵先勝而后求戰”，“不打無把握之仗”的代理謀略。
毛澤東主席曾經說過“不打無把握之仗這個原則，必須堅持”的用兵作戰原則，從《孫子兵法》“軍形篇”的話說，就是“勝兵先勝而后求戰”，因為只有“敗兵先戰而后求勝”。意思是說勝利的軍隊總是首先具備了戰勝敵人的條件，已經勝券在握、有把握戰勝敵人了，才出兵戰勝敵人，而失敗的軍隊卻是先同敵人作戰，而后在戰爭中僥幸取勝。
對訴訟來說，這個用兵作戰、避免失敗的軍事謀略，對避免發生不必要的敗訴案件，極為重要。
在現實中，一些個人、企業或者其他組織在己方的權益受到別人的侵犯或者發生紛爭時，這些個人或者企業、其他組織的負責人，在經過談判、調解等方式沒法了結糾紛時，往往出于意氣用事，在客觀事實沒有完全查清、證據材料沒有準備充足、法律依據沒有查找完備、外部條件沒有準備充分時，為了“滅敵人的威風，長自己的志氣”，就把對方告上法庭，或者，一些個人、企業或者其他組織，限于法律知識的缺陷，不了解己方擁有的證據資料是否完備，不知曉己方準備的法律資料是否充足、恰當，就貿然提起訴訟，結果在面對對方當事人有理有據、針鋒相對的辯駁時，面臨左支右絀的困難境地。這些情況下，打官司的結果往往敗訴多于僥幸的勝訴，正如“謀攻篇”所說“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百戰必殆”，以及“地形篇”所說“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的勝負難料、勝負參半的結局。因此，做為代理律師，應該必須向當事人闡釋“勝兵先勝而后求戰”這個用兵作戰謀略完全適用訴訟打官司的道理。
譬如，一些離婚案件的當事人，出于對配偶以及第三者的仇恨，僅僅以配偶與第三者的親密照片、曖昧信息等作為證據，以追究配偶與第三者的重婚責任，并索要精神損害賠償，卻往往得不到法院的支持。原因就在于證據不足，不足以證實配偶與第三者構成法律上規定的“雙方與夫妻關系共同生活”、“周圍的群眾也認為是夫妻關系”等構成要件。
現實中這樣的事例很多，無數個原告敗訴的案件，無不從反面說明了“勝兵先勝而后求戰”、“不打無把握之仗”這個謀略的正確性，而無數個原告勝訴的案件，更是從正面論證了“勝兵先勝而后求戰”、“不打無把握之仗”這個謀略的真理性，因此，“勝兵先勝而后求戰”、“不打無把握之仗”的克敵制勝的謀略是律師代理工作的一個重要的代理謀略。
五、“不戰而屈人之兵”，協調為上的代理謀略。
在孫武眼中，解決國家之間的爭端，有四種制勝的手段，分別是“伐謀”、“伐交”、“伐兵”、“攻城”，而“伐兵”、“攻城”則屬于“鈍兵挫銳、屈力殫貨”的下策，所以，《孫子兵法》在“謀攻篇”中提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的全勝謀略觀點。
對律師工作來說，“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謀略也應該成為的律師代理工作中“善之善者”的最高的代理謀略。
現在，在法律界，有幾乎相同的幾種表述在表達著相同的一個意思，這幾種表述，大概是“司法救濟是公民尋求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屏障”、“司法是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屏障”、“司法是保障人民自由權利、實現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屏障”，用通俗的話解釋，這幾種表述表達的同一個意思，就是說打官司是人們尋求社會的公平、正義，實現自己的合法權利、排除不法侵犯的最后一個途徑。顯然，人們之所以走上打官司、乃至仲裁的法律途徑解決自己面臨的糾紛，實現自己認為“合情合理合法”的權利主張，是在經過協商、談判、調解等“和平”的方式不能解決問題的情況下，別無選擇，“逼上梁山”，正如《孫子兵法》所說的“攻城之法，為不得已”。正如許多原告、申請人的民事起訴書、仲裁申請書所說的類似一段話：對方如何違背法律規定、如何違背合同約定侵犯己方的合法權益，但對方總是拒絕承擔責任，于是被避無奈通過法院、仲裁機關起訴、仲裁以實現己方的權利。由此可見，通過訴訟打官司的途徑解決糾紛，并不是當事人的首先選擇。因此，以代理人們打官司為主要業務之一的律師，在接受當事人的委托處理法律事務時，也不應該把打官司、仲裁當作解決當事人糾紛的首要選擇的途徑，而應該建議或堅持通過既可以節省時間、節省費用，還可以保守雙方當事人有關秘密，可以維持雙方當事人合作、和睦的友好關系，又不妨礙采取其他法律途徑解決糾紛的協商方式以及調解方式處理當事人面臨的糾紛。
譬如，某機械公司被兼并后，兼并后的公司也經營欠佳，于是，原先某機械公司的90多名職工3個多月的工資，以及一些病殘職工的醫療費、生活費被拖欠。這樣，他們找到律師要求通過勞動局的勞動仲裁庭或者法院追要。律師分析了這些困難職工的情況，認為如果通過勞動仲裁的途徑，律師的工作可能十分簡單，盡管這些職工的人數很多，但也只是一些程序性、資料性、復制性、同樣性的工作，不需要什么復雜的勞動。不過，對于這些“等米下鍋”的困難職工來說，他們盼望仲裁或者訴訟的途徑，卻是費時、費錢、費力的事情。于是，律師通過與這些職工的代表溝通，取得了可以與公司協商解決處理問題的意見。這樣，在律師的積極參與下，經過工會有關領導、勞動局有關領導的協調，公司方面承認了拖欠職工工資、醫療費、生活費的錯誤，同時，闡明了公司經濟狀況非常困難的現狀。于是，經過90多名職工的同意，公司給職工支付了部分拖欠的工資、醫療費、生活費等，其余的拖欠款項，則達成了分期支付的書面協議。這樣，在律師通過“伐謀”、“伐交”協調為上的運作下，調動工會有關領導、勞動局有關領導的力量，90多名職工與公司達成互相諒解，避免了仲裁、打官司這些法律程序，“不戰而屈人之兵”，讓公司履行了法定的義務，及時順利維護了廣大職工的合法權益。
其實，無數案例已經證明，《孫子兵法》提出的“不戰而屈人之兵”、“伐謀”、“伐交”的克敵制勝的全勝謀略，也是律師成功代理解決當事人法律糾紛的最佳謀略。
六、“無所不用間”的調查取證代理謀略。
以民事案件為例，我國的民事法律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即“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訴或者被告提出反訴，應當附有符合起訴條件的相應的證據材料”，并且，明確規定“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后果”，由此可見，證據在打官司中能夠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但是，無數的案例說明，對方當事人或者對手掌握的一些資料，也就是對己方當事人十分重要的證據，己方往往難以掌握。于是，己方就難以證明對手或者對方當事人侵犯己方權益的事實，因而難以打贏官司，或者打贏官司后難以執行對方當事人的財產。這種情況下，盡管當事人可以利用“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證據，或者人民法院認為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人民法院應當調查收集”的規定，申請人民法院幫助己方調查有關證據，但往往也是因為對方當事人，或者有關部門故意設置障礙而沒法獲取。
其實，在這種情況下，《孫子兵法》已經給予了我們獲取對方當事人有關資料的措施，就是“用間篇”告訴我們的利用“間諜”的方式，所以，作為律師，為順利解決錯綜復雜的法律事務糾紛，應該熟悉并熟練運用“用間篇”給予我們獲取對方當事人資料的謀略，調查、獲取證據，以最大的保護己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孫子兵法》“用間篇”曰“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為誑事于外，令吾聞知之而傳于敵間也；生間者，反報也。”不過，針對律師作為代理訴訟可以使用的“間諜”謀略，卻根本也不必要使用什么“死間”，而只要利用“因間”、“內間”、“反間”、“生間”，即利用對方當事人的“同鄉”做己方當事人的“間諜”、利用對方當事人內部的“官吏”做己方當事人的“間諜”、就是利用對方當事人的“間諜”成為己方當事人的“間諜”、就是己方當事人安排自己的工作人員去“偵察”、“調查”對方當事人的證據資料，然后把證據資料帶回來。
譬如，在己方無法獲取對方當事人真實帳戶、存款，即使打贏官司也可能難以順利執行到對方款項，己方的權利難以落實的情況下，采取一定的方式，利用“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的策略，利用對方當事人的財會人員掌握對方當事人的真實帳戶，帳戶上的存款，這樣就可以申請法院采取訴訟保全的法律措施，進行查封、凍結，以保證案件判決之后順利執行，最終實現維護己方當事人合法權益的目的。
不過，正如“用間篇”所說，“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的“微哉微哉”的微言大義，在此僅舉一例。但是，任何人不能否認，《孫子兵法》告訴人們的“用間”、“無所不用間”的謀略，確實是律師屢試不爽的調查取證代理謀略之一。
美國著名的軍事理論家約翰*柯林斯在《大戰略》一書的序言中說：“孫武是古代第一個形成戰略思想的偉大人物……。”筆者認為，孫武的偉大不僅在于他在古代第一個形成了戰略思想，而在于他的《孫子兵法》“審計重舉，明畫深圖”，是人類謀略智慧的寶庫，其中用于軍事戰爭、用兵作戰的無數的謀略智慧，完全可以成為律師職業的訴訟代理謀略。
不過，因為《孫子兵法》的內涵博大精深，謀略深遠，筆者才疏學淺，難以窺其全豹，所以，本文略為列舉《孫子兵法》的謀略用于律師代理謀略的幾個方面，實在是掛一漏萬，淺嘗輒止，而且，把《孫子兵法》的謀略運用于律師職業的代理工作，是個新的領域、新的課題，因此，還需要專家們不吝賜教，多多指導。

[注:作者系山東孫子兵法研究會常務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