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子敬 ? 由于我國的刑事訴訟法的修訂在前，而規定單位犯罪的刑法修訂在后，致使1997年1月1日生效的新刑訴法，對單位犯罪的刑事訴訟程序規定出現了空白。律師如何適應新刑法的需要，為單位犯罪進行辯護，更是現行刑訴法和律師法的盲區。對此，筆者提出幾點粗淺的看法，以期拋磚引玉。 一、 律師為涉嫌犯罪的單位辯護的必要性與可能性 ? ?修訂后的刑法第二章第四節正式規定了單位犯罪，并且確立了“雙罰制”原則，即對單位判處罰金，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判處刑罰。由此為單位作為被告人或犯罪嫌疑提供了實體法上的依據。因而，單位犯罪作為刑訴法中的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有兩個層次一是構成犯罪的單位本身；二是單位犯罪中的自然人，即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作為單位犯罪中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并沒有區別。而單位一旦成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就會與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成為并列嫌疑人或共同被告人。在這種情況下，單位和自然人分別是訴訟地位平等、互不混淆、不可替代的獨立訴訟主體。根據《人民檢察院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規則（試行）》第276條的規定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令〉若干問題的解釋（試行）》第35條的規定，律師不得同時為兩個以上的同案嫌疑人或被告人擔任辯護人。因此，作為自然人的辯護律師不得同時再擔任單位的辯護人。而單位在作為被告人接受審判時，如果沒有得到充分行使辯護權的法律制度保障，則不符合憲法和刑訴法關于辯護制度的立法宗旨。特別是在單位作為一種組織形式，不具有辯護所具有的語言與文字的基本功能的情況下，委托律師辯護就顯得尤為重要。 二、 律師為嫌疑犯罪單位提供服務的階段與方式 ? ?律師為自然人提供刑事法律服務的階段有三個。即第一階段，根據刑訴法第96條的規定，在偵察極端第一次訊問后或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接受犯罪嫌疑人的聘請，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申請取保候審；第二個階段，根據刑訴法第33條的規定在審查起訴階段，接受犯罪嫌疑人的委托、擔任辯護人；第三個階段，在人民法院審判期間，擔任被告人的辯護人。而涉嫌犯罪的單位，因刑事訴訟法規定的拘留、逮捕等強制措施對其均無法適用。因此，律師也就失去了為涉嫌犯罪的單位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并申請取保候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律師只有在檢察機關審查起訴和審判機關的審判階段，才能分別以涉嫌犯罪的單位辯護人的身份，為涉嫌犯罪的單位提供法律服務。因此，本文沒有選用《淺談律師為犯罪的單位提供法律服務》的題目，而是直接選用了《淺談律師為涉嫌犯罪的單位進行辯護》的題目，其目的也正在于此。 三、 律師擔任涉嫌犯罪單位辯護人的委托與指定 ? ? 律師擔任辯護人的途徑不外乎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和人民法院的指定。而涉嫌犯罪的單位，作為一個社會組織不可能象自然人那樣可以直接辦理委托辯護律師的手續，在通常情況下，涉嫌犯罪的單位委托辯護人應以單位的名義，并加蓋該單位的公章作為委托辯護律師的依據。但在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中，法人或經濟組織委托代理人還往往要求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負責人簽發委托書作為委托代理的依據。如果涉嫌犯罪單位在委托辯護人時尚沒有公章，或者在加蓋公章之外需要委托人簽字時，應由誰（？）委托書，或者在決定是否聘請以及聘請哪個律師事務所的哪位律師作為辯護人時，由誰作出決策和選擇呢？對此，筆者認為，如果由原法定代表人或負責人出面委托律師并作為單位的代表人參加訴訟，固然熟悉情況，也符合該單位的組織章程。但問題是，該單位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負責人有的本身就是單位犯罪的決策或實施者，如果單位被指控為犯罪，他們個人也將面臨著被判處刑罰的境地。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首先要委托律師為自己提供法律服務或進行辯護，再讓其代表單位委托律師為單位辯護，容易造成委托人角色的混淆。特別是在單位委托辯護律師應當由單位支付費用，而個人委托律師應由個人支付費用、以及某一地區的各個律師都會在知名度及辦案能力方面存在差別的情況下，如果大拿為的法定代表人在委托某位律師為自己辯護，再委托另一位律師為單位辯護，容易產生損公肥私之嫌。況且，單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負責人在被指控有罪并被采取強制措施后，往往已被停職，失去決策權，再讓其出面委托律師也往往不現實。因此，出面委托律師并代表單位參加訴訟的人員應當由與單位犯罪沒有干系的新推選或新任命的法定代理人或負責人擔任，或者由單位臨時主持工作的副職領導人擔任。在此應當指出的是，現實生活中有許多的單位平時已聘請有律師擔任著常年法律顧問，有的還在報刊上登載公告或啟事：“今后有關法律事務均委托法律顧問律師全權處理。”作為單位的法律顧問，在顧問單位被指控涉嫌犯罪時，正是“危難之處顯身手”的時候，理應義不容辭地擔負起單位辯護律師的重任。但是，僅憑報刊上登載的公告或啟事就做為單位已經委托辯護人依據，是不會被公訴或審判機關接受的。這種公告或啟事只是宣告了某單位已經聘請了某律師事務所的某位律師擔任了常年法律顧問的這一基本事實，不能視為聘請單位在被控涉嫌犯罪時委托律師擔任辯護人的委托書，而應當本著“一事一委托”的原則，在審查起訴和審判等不同階段分別重新辦理委托辯護人的手續。 另外，在遇有兩個以上單位共同犯罪而其他單位已經委托有辯護人或者特別重大復雜的犯罪，而單位又沒有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也應當為其指定辯護人。 四、 律師擔任單位犯罪辯護人的分工與配合 既然我國刑法對單位犯罪采用的是兩罰制，肯定要有一個或幾個自然人被列為共同被告人。這種由單位和其內部自然人構成的共同被告人與刑法第二章第三節規定的因共同犯罪而構成的共同被告中，只要作為第一被告的單位構不成被指控的單位犯罪，則因此受牽連主管人員和其他責任人員當然也就不會因此而受到刑罰處罰（至于是否構成其他罪名則另當別論）。因此，作為單位的辯護人與自然人的辯護人的分工與配合就顯得格外的重要。首先，單位和自然人的辯護不能相互替代，單位的辯護人應著重就涉嫌單位是否構成涉嫌的罪名，以及罰金的數額問題進行辯護；而自然人的辯護人則要從不同的角度，在論證單位是否構成犯罪的同時，還要考慮其辯護的被告是否負有直接主管的責任，是否是識格的直接責任人以及責任的劃分是否科學合理等問題進行辯護。其次，既然單位和自然人同屬于一個單位，又是因同一個罪名被指控，他們就有共同利益，如果辯護人各唱各的調，比如，作為單位的辯護人認為單位構不成犯罪，而作為自然人的辯護人則以單位構成犯罪，只是對自己辯護的被告人是否符合直接責任人的條件提出辯護，則辯護人之間就可能會首先展開內部的辯護。或者相反，如果單位的代表人或者被指控的直接主管人員和責任人員在確鑿的證據面前卻拘不供認犯罪事實，律師是否可以作出拒絕辯護的決定呢？ 五、 律師為涉嫌犯罪的單位辯護的責任和辯護思路 刑訴法第35條對辯護人的責任做出了明確的規定。而律師在為單位辯護時，因刑法對單位處罰的單一性決定其辯護人的責任也與刑訴法第35條的規定有所不同。比如，刑法對單位處罰的唯一刑種就是罰金。而且沒有規定任何的處罰標準和幅度。辯護人如果再提出減輕處罰的辯護意見，對犯罪單位來說就毫無意義。因此，辯護人必須首先弄清為單位辯護在責任上的區別，并及時調整辯護思路和辯護模式。 1、 關于單位犯罪的事實認定和證據審查分析與自然人犯罪區別不大。不再贅述。 2、 單位犯罪定性和罪名應以刑法第30條規定的“法律規定為單位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為原則。拒筆者粗略統計，我過刑法分則明確規定單位犯罪的共有80多個條款，110多個罪名。除此之外，不得認定為單位犯罪并處以刑罰。 3、 在犯罪構成方面，單位犯罪除了犯罪主體特殊之外，其犯罪的主觀方面則主要以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的心理態度和主觀上的罪過，作為衡量單位是否構成犯罪的主觀要件；在客觀方面則主要應當以該單位直接責任人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及其造成的社會危害結果作為認定單位的犯罪事實是否存在的依據。 4、 關于單位犯罪的處罰，雖然刑法沒有具體規定處罰罰金的標準和幅度，但在司法實踐中，根據罪刑相適應的原則，審判機關不可能無依據地“跟著感覺走”地“估推”。辯護律師在確認涉嫌單位的事實、性質、情節以及危害程度等因素，適時地、適當地向審查起訴和審判機關提出免除或從輕判處罰金的辯護意見。 ? ? ? ? ? ? ? ?載于《河南律師》3/97 ?總第7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