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刑法對中止犯是否給予處罰是以行為人有無“造成損害”為標準，從而對中止犯分別適用“減輕處罰”或者“免
除處罰”。然而，對于有無實際損害及損害的大小如何界定，目前尚未有比較統一的學理解釋或司法解釋，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刑事司法的統一性和權威性。筆者認為，中止犯處罰原則中的“損害”不是泛指任何危害后果，而是指可以測量的、物質性的、達到嚴重社會危害性程度的危害

結果。

犯罪中止是在司法實踐中經常碰到的一種犯罪形態。犯罪中止是指在直接故意犯罪過程中，行為人自動放棄其犯罪行為，或者自動有效地防止危害結果發生的犯罪形態。根據我國刑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的規定：“對于中止犯，沒有造成損害的，應當免除處罰；造成損害的，應當減輕處罰。”據此，對中止犯的處罰就是看行為人有無“造成損害”，確定適用“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因此，什么是“損害”，怎樣確定“損害”？這一問題不僅直接關系到中止犯本人的權益，同時也對刑事司法實踐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

■中止犯處罰原則中“損害”的質的標準爭論

所謂質的標準，指的是中止犯所造成的損害到底是僅指有形的、物質的損害還是無形的損害，或者是兩種形式的損害都包括在內。實踐中主要有三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只有行為人對犯罪對象造成具體的、有形的、可以測量的危害結果的時候，才能對行為人進行處罰，其他情況均應免除處罰。這種觀點稱之為“物質性損害說”。根據這種觀點，我國刑法對中止犯的處罰采取了“必減原則”，意味著處罰時應當盡量縮小范圍，只有對犯罪對象造成直接損害時給予處罰才是適宜的。

第二種觀點認為，只要行為人侵犯了犯罪客體，就應當給予處罰。犯罪客體是指我國刑法所保護的為犯罪行為所侵害的社會主義社會關系。如故意殺人罪是保護生命權，盜竊罪是保護財產所有權等等，而犯罪中止雖然沒有發生法定的危害結果，但是這些行為損害了我國刑法所保護的某個具體的社會關系，已經造成了這些犯罪客體受到侵害的事實。因此，行為人的行為也具有相當的危害性，應當予以處罰。這種觀點稱之為“侵害客體說”。

第三種觀點認為，我國刑法第二十四條的“損害”應當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危害結果：一是有形的物質損害。犯罪中止造成有形的、物質上的危害結果，對行為人進行處罰，目前理論界和司法界均無多大的爭議。二是無形的精神損害。我國刑法所規定的危害結果，不僅僅是指有形的、物質上的危害結果，也包括無形的、精神上的危害結果。比如，我國所規定的侮辱罪、誹謗罪等就是保護公民名譽、人格權利不受損害的罪名，是對公民精神層面上的一種保護。因此，造成他人精神上的損害，雖然不是有形的、物質上的，但也是我國刑法規定的危害結果。中止犯造成這樣的危害結果，只能適用減輕處罰的原則而不可以免除處罰。三是擾亂正常秩序。我國刑法所規定的危害結果，不僅僅是物質的、精神的損害，還包括各類有序的狀態，刑法第十三條犯罪概念中對犯罪規定了四個方面的內容，其中一個方面就是對生產、生活、教學、科研等方面秩序的破壞，因此，中止犯的行為導致這些狀態嚴重混亂時，也應當認定行為人造成了危害結果，對其只能適用減輕處罰的原則，而不能免除處罰。此種觀點稱為“危害結果說”。

在刑法理論界有代表性的觀點也有幾種：第一種觀點認為，“造成損害”應理解為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結果，但沒有造成行為人原本所追求的、行為性質所決定的犯罪結果；第二種觀點認為，所謂“沒有造成損害”，是指沒有造成任何危害結果；第三種觀點認為，所謂損害，是指中止犯所造成的除了既遂的法定結果之外的一切損害結果。這種損害結果，從性質上看，可分為有形的物質損害和無形的精神損害。這里的損害也包括無形的精神損害。如故意殺人案中行為人中止犯罪，同時造成有形的被害人的身體損害和無形的精神損害（如高度的心理恐懼）；又如強奸案件中的中止犯罪，同時造成了有形的被害人的身體損害和無形的被害人名譽的巨大損失等。

■中止犯處罰原則中的“損害”應指“物質性損害”

筆者認為，正確理解刑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中的損害，首先要把中止犯的損害與刑法理論上的“危害結果”區別開來。根據刑法理論的一般觀點，“危害結果”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危害結果，是指危害行為侵犯的一般客體所引起的損害，它存在于一切的犯罪之中。也就是說，任何犯罪都會對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造成損害，包括直接或間接所引起的損害、現實存在的損害與可能存在的損害、物質性的損害與非物質性的損害等。這種廣義的危害結果存在于各種刑事犯罪，無論是實質的犯罪，還是形式的犯罪；也不論是既遂犯，還是預備犯、未遂犯或中止犯。狹義的危害結果，是指危害行為對直接客體所造成的或可能造成的損害，它只存在于部分犯罪中。由于任何犯罪都可以對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犯罪客體）造成損害。任何犯罪行為已經實施就必定會造成廣義上的危害結果，中止犯也不例外。如果刑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的“損害”是指廣義上的危害結果或者指犯罪客體受到侵犯，那么在中止犯的處罰原則中，是否造成損害就沒有區分的必要性，也沒有區分的可能性。可見，刑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中的“損害”不可能是指廣義上的危害結果，也不可能是指犯罪客體受到了侵犯。因此，“侵害客體說”和“危害結果說”都不成立。

其次，中止犯處罰原則中的“損害”不包括無形的精神損害等非物質性損害。現行刑法之所以對中止犯是否造成損害的刑事責任區別對待，就是為了彌補１９７９年刑法對中止犯處罰原則的弊端。１９７９年刑法對中止犯處罰的規定過于抽象、原則，沒有明確規定適用“減輕處罰”或“免除處罰”的具體條件，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司法的隨意性，導致中止犯承擔刑事責任的不確定性。現行刑法以“是否造成損害”為標準來區別對待不同的中止犯，給司法實踐提供了一個客觀而明確的操作標準。

據此，筆者同意“物質性損害說”。物質損害，又稱有形損害，是指因侵害他人的財產、人身權益而給受害人造成的經濟上的損失。這種損害一般可用貨幣來估量，如財產的毀損、人身的傷害等。因此，中止犯處罰原則中的“損害”是指物質性的危害結果，而不包括非物質性的危害結果。

■中止犯處罰原則中“損害”的量的范圍

既然中止犯處罰原則中的“損害”僅指物質損害或者說是物質性的危害結果。那么，我們是否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是不是所有物質性的危害結果都屬于我國中止犯處罰原則中的“損害”所指的范疇呢？例如，行為人在以暴力手段實施搶劫犯罪中，對被害人拳腳相加后，基于悔悟自動中止了犯罪，被害人只是受了點皮外傷。那么，此情形中的物質損害是不是也屬于中止犯處罰原則中的“損害”所指的范疇呢？如果是，那么對中止犯就適用“減輕處罰”；如果不是，則適用“免除處罰”。

筆者主張后一種觀點，也就是說，中止處罰原則中的“損害”應從“量”的范圍來把握。這里的“損害”不是泛指任何物質性的危害結果，而是達到嚴重社會危害性程度的危害結果。根據我國刑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是否“造成損害”關系到對中止犯是適用“減輕處罰”還是“免除處罰”的問題。而刑罰的適用要具備正當性根據，因此，中止犯所造成的“損害”，也要達到一定的“量”，即應具有嚴重程度的社會危害性，否則會導致刑罰的濫用，有違刑罰的目的。中止犯處罰原則中的“損害”應達到嚴重社會危害性程度的危害結果，是刑法本身邏輯的要求，更是貫徹罪刑相適應的內在要求。如果中止犯處罰原則中的“損害”果真如某些學者所言，只要是物質性的危害結果，無需達到一定程度的社會危害性，則有可能違背罪刑相適應的原則。我們以故意殺人罪為例，行為人在著手實施殺人行為之后中止了犯罪，但造成了被害人輕微傷的結果。如果這里的輕微傷屬于中止犯處罰原則中所指的“損害”范圍，那么行為人就只能依據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關于故意殺人罪的處罰規定依法減輕處罰，即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判處刑罰。而根據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一款之規定，故意傷害罪造成輕傷的，也只能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的范圍內承擔刑事責任。二者相較，造成危害結果更重的，反而承擔的刑事責任更輕，這確實有違刑法本身的內在邏輯。

鑒于以上分析，中止犯處罰原則中的“損害”，宜僅指可以測量的、物質性的危害結果，如此理解，可以為刑事司法實踐提供明確的標準，這同時也是我國刑法內在邏輯的推斷和罪刑相適應原則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