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罪是指司法機關對被告人是否犯罪或罪行輕重難以確證的情況，是司法實踐難以避免的常見現象。“疑罪從無”原則是現代刑法“有利被告”思想的體現，是無罪推定原則的具體內容之一。本文擬就“疑罪從無”的理論依據，重要意義及我國的疑罪從無制度作一分析。

　　“疑罪”從有、從無之爭，集中表現了刑法人權保障機能與保護社會機能之價值沖突。“疑罪”從理論上講有兩種可能性，要么有罪，要么無罪，“疑罪從無”有背“有罪必罰”，有放縱犯罪之慮而“疑罪從有”卻有“刑及無辜”，濫用刑罰之憂。

　　“刑罰是兩刃之劍。使用不當會兩敗懼傷”。尊重人權、保障人權是當代法制的內在要求也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應有之義。“疑罪”擇其有，無疑是輕視人權，濫用刑罰權及社會本位的表現，與刑法的保障機能和現代刑事法制的根本精神相悖，“疑罪從無”則是其必然的結論。

　　刑法對社會的保護機能，即最大限度地控制犯罪，保護社會的利益，是通過對犯罪予以刑罰打擊為手段的，即通過對犯罪分子適用刑罰以達到一般預防與特殊預防之效果。當嫌疑人是否犯罪存疑的情況下，采取“疑罪從有”原則，如果嫌疑人確屬有罪，通過刑罰手段予以處罰，無疑在一定程度上可達到特殊預防與一般預防之目的，但由于其罪存疑，難免有“濫施刑罰”之陰影，對犯罪者適用刑罰之功效將大打折扣；反之，如果嫌疑人無罪，“疑罪從有”，結果則是刑及無辜、刑罰權濫用、人權受到摧殘，而同時使真正的罪犯逍遙法外，刑罰的適用則完全與刑法宗旨相背，刑罰之正義喪失貽盡，刑罰適用之功效等于負值，人民會因個人權利得不到應有保障而喪失對法律的歸屬之感，產生對司法人員的信任危機，進而影響依法治國的進程。可見“疑罪從有”不僅無法實現刑法的保障機能，也不能使刑法對社會的保護機能得以圓滿的實現，而且還構成了刑罰和犯罪對社會利益和公民人權的雙重威脅。

　　而“疑罪從無”在滿足刑法保障機能要求的同時并不意味著對社會保護機能的放棄。事實上，對有罪者因暫時不能確證而從無，只要將來能夠予以完全確證，刑罰對于他仍是不可避免的，同時由于犯罪嫌疑人已被納入刑事訴訟的程序之中，國家刑罰的威懾力，事實上已經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于他，刑法對社會的保護機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滿足，刑罰特殊預防與一般預防的功效在一定程度上已經予以發揮。因此，“疑罪從無”可使刑法的各種價值盡可能的得以滿足，并能避免國家刑罰權的恣意動用陷入尷尬，與刑法基本精神背道而馳的境地，因此“疑罪從無”的法律思想和司法原則被現代文明國家的刑事立法與司法普遍認可。

　　貫徹“疑罪從無”的原則，一方面可防止國家刑罰權的“惡”，確保國家刑罰權的動用在法制的規范中運轉，強化司法人員的人權意識；另一方面，可促進偵查機關及司法人員證明犯罪的能力和技術水平的提高與改進。“疑罪”的形成，是人類的認識能力和證明技術問題使然。因此，“疑罪”之減少的有效途徑，是國家偵查機關及司法人員證明犯罪的能力和證明犯罪的技術手段與水平的改善與提高，“疑罪從無”有助于推進整個國家刑事司法體制的文明和進步。

　　我國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確立了疑罪從無的原則，表現在三個方面。一、刑訴法第十二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這就為疑罪從無確立了前提；二、第一百四十條規定了補充偵查次數以二次為限，對于補充偵查的案件，人民檢察院仍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訴的決定。這就確立了審查起訴階段的疑罪從無；三、第一百六十二條規定了經法庭審理，對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人，應當作出無罪判決，這是疑罪從無的明確表達和最終確立。

　　雖然我國確立了“疑罪從無”的原則，但該原則的真正實現尚有難度。

　　首先，我國法官的中立地位并未真正確立，難以保障“疑罪從無”。司法人員尤其是偵查人員，出于特定的職業心態和思維習慣，容易產生疑罪從有的傾向。從文化角度，克服這一傾向有賴于對傳統的長期改造；從制度的角度，克服這一傾向，要通過偵、訴、審三方權力的相互制約來克服不良心理導致的權力濫用。我國在傳統上和現實上，都比較強調公、檢、法三家工作目標的一致性，三機關雖然職能不同，但互相配合，協同作戰，相互之間有較強的信賴感，這樣有利于提高效率，但是，如果偵、訴機關產生了不利于被告人的傾向，如疑罪從有，則不易得到法官的糾正。因而，突出法官的中立地位，使之成為偵、訴機關和被告人的居中裁判者，使刑事訴訟的結構由線性結構轉變為三角形結構，對于疑罪從無的實現至關重要。刑事訴訟法在庭審活動中引入了對抗制，并且淡化了法官在庭審前對公訴案件的審查程序，這些規定從立法上強化了法官的中立地位，但在實踐中其有效運作的實現還需要一個漸進的磨合過程。

　　其次，“疑罪從無”沒有舉證責任及沉默權兩項制度上的保障 。疑罪從無與舉證責任及沉默權具有整體關聯性。從舉證責任來看，如果被告人承擔證明自己無罪的責任，即在被告人不能證明自己無罪的情況下(此時可視為一種疑罪狀況)，則判定被告人有罪，這在一定意義上，只不過是疑罪從有的另一表達方式。因而刑訴法第四十三條明確規定了舉證責任在于司法機關，這與疑罪從無的規定保持了邏輯上的統一。但是，刑事訴訟法沒有賦予被告人沉默權，刑訴法第九十三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盡管被告人承擔“如實回答”訊問的義務并不必然說明他的回答對自己不利，他完全可以行使自己的辯護權，但是我們不能忘記，在訊問過程中，嫌疑人面對強大國家機關的偵查人員，總是處于相對弱小無助的地位，而且，出于職業心理，偵查人員在潛意識中對被告供述中能夠證明有罪的部分顯然興趣更大，這樣無形中使犯罪嫌疑人帶上了自證其罪的色彩。另外，嫌疑人無沉默權將使其在疑罪情況下的處境處于惡化。當偵查人員面臨疑罪時，如果除了口供確實無法找到其它證據，這時無沉默權的犯罪嫌疑人便成了唯一可能的突破口，在這種動機的驅使下，誘供、逼供的可能便會增大。當然，以上不良后果并非賦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權便能徹底解決，但至少使疑罪從無多了一層保障。

　　綜上分析，“疑罪從無”的司法原則不僅僅是解決刑事疑案的技術性手段和原則，它的確立在更為廣泛的范圍內產生更為深遠的影響：它折射出我們在法治建設進程中對法律價值的重新協調和平衡。在關注保護社會之外，對公民人權的保障和尊重、它是現代刑事司法文明與進步的重要標志之一，我國“疑罪從無”原則的真正確立還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

邢麗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