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員:

　　依據<<民事訴訟法>>和<<律師法>>的相關規定,成都金援律師事務所接受周禹村的委托,指派我擔任其與金堂縣興達事務所欠款糾紛一案的代理人。作為代理人,現發表下述代理意見,供法庭參考:

　　一、對與本案事實認定：①代理人認為原先提供的“業務經費開支明細表”(下稱“明細表”)應當作為本案的定案依據。其理由在于此“明細表”具有客觀性、唯一性、真實性。在庭審中被告方雖一再對此“明細表”的真實性表示懷疑,但卻不申請鑒定,也拒絕法庭作鑒定,且又不提出相反的有效證據予以確定(雖曾向法庭出示一份有備注欄但無文字的“明細表”的復印件,但無法提供原件,而該復印件完全可以通過技術處理手段使備注欄的文字消失)違背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問題的若干規定>>第27條第4項原始證據的證明力大于傳來證據的規定。故此,明細表的真實性不容質疑。

　　②該“明細表”直接說明了被告的法定代理人易守祥在原告(出納處)領款的事實以及領款的數額、用途、開支的具體操作辦法,即“此單留出納處作庫存現金抵帳,待用正式發票時由易守祥所長收回”(見附表備注欄)。所以,代理人認為原告提供的的“明細表”理當作為本案的定案依據。相反,被告方提供的1999年12月31日的報銷發票與本案并無關聯性,不能證明易守祥從原告處領出的現金已經退回原告處,其理由在于:⑴開票單位不符,庭審中被告陳述消費的場所為白馬泉賓館等地,并無在虹橋賓館消費之事實(在此為四次)為何所有票據上均蓋的是虹橋賓館的印章?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票管理辦法>>第25條之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轉借代開發票……”的規定,何處消費就應當在何處出具發票,故本案中被告方提供之票據與本案無關(何況白馬泉賓館是金堂縣知名的集餐館娛樂住宿宿一體的正規企業,又怎能沒有發票索取呢?)故不能證明此8100元已等到報銷。⑵所涉金額不吻合,市局價局來一次,卻產生兩次報銷,該批票據上未說明或注明產生費用的時間,而報銷的時間1999年12月底和次年初,也與此8100元無聯系,且具體的事由也是易守祥事后所填寫,⑶對于監察科的調查結論因其未說明199年12月31日所報費用與本案訴訟標的8100元現金的時間關聯性,忽視了前述開票單位,數額差異等重要情況。故其結論缺乏客觀性,代理人建議對其不予采納,

　　二,關于證人證言的采信：原審錯誤的采信了被上訴人方提供的幾個證人的證言,具體為①證人高明平,在金堂縣人民法院2001年3月23日的第一次審理中,作證證實當時上訴人交與其的材料為原件,而在2001年9月28日的審理中再次作證時卻證實上訴人交與其的為復印件,前后矛盾。②證人唐朝發的說法更無法成立,其所述“表”中四筆業務支出均無票據報銷,但已在趙鎮虹橋賓館“找”票報銷了,其說法法根本不符合客觀事實,因為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票管理辦法>>第25條之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轉借代開發票……”的規定,被上訴人根本就未在虹橋賓館消費,虹橋賓館為何會開票與被上訴人?為何敢開票與被上訴人?退一萬步說,如果真的曾在虹橋賓館“找”票平帳,為何被上訴人不向法庭提供(或申請法庭調取)虹橋賓館依法保管五年的發票存根聯或發票登記簿呢?③證人蔡蓉證實其接任出納之職后發出微機里有空白的“業務經費開支明細表”,但在其向法庭出示打印后的表格時,卻明顯的反映出與原件的大小,行間距均不相符,而證人又無法作出合理的解釋,故該證人的證言了不應當作為本案的定案依據,④原判對被上訴人所提供的證人與其特殊關系也未充分考慮,證人徐鳳明,蔡蓉即為被上訴人的工作人員,而其他位證人均系被上訴人的領導。

　　此外，從周禹村后續的訴訟事實來看,吻合了本案現金盤點8500元事實。從成都市地方稅務局糾正了對金堂縣地稅局對周禹村的錯案來看,印證了金堂縣地稅局因周禹村舉報該事務所小金庫問題而有意圖的作偽證的嫌疑。建議法庭對此事實作參考!!

　　三,對于本案的法律適用,代理人認為,本案的關系雖然不同于一般的借貸關系,但原告代墊費用是客觀事實,故其雙方事實上形成了原告為權益人,被告為欠款人的債權債務關系,且此關系的產生并不違反法律的硬性規定,屬于合法的借貸關系,所以本案適用<<民法通則>>第90條及其它相關規定。綜上所述,代理人認為原告的訴訟請求于法有據,合情合理,被告方的辨解都無事實和法律依據,故其代理人建議對原告的訴訟請求予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