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原告在一個靠近省會城市的自然村出生長大。隨著城市的擴張，村集體土地被政府租賃征用，用于公益性建設。該村村委會制定了《村規民約》，決定按集體成員數分配地租和補償，但“已婚婦女”沒有收入分配權。關鍵是“已婚婦女”這個詞沒有明確的定義。2012年，原告與另一村男子結婚，并將其戶口遷出該村。一年后，他離婚，把戶口遷回了村里。從此，他在村里參加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因為被告村委會沒有給他分配集體收入，他起訴到法院。法院以侵害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益罪立案。一是侵害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益糾紛的性質。侵犯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益糾紛作為一個法律術語，最早出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六十三條。該條屬于《物權法》第二章所有權第二部分的集體所有權部分，在立法層面明確了侵害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益糾紛的性質，即財產糾紛中的所有權糾紛。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案件訴因規定》中明確列出了爭議原因，即“39條”?！傲?、所有權糾紛”中的“侵害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益糾紛”。此后，司法機關對這類糾紛進行了確認，為這類糾紛進入訴訟解決渠道打開了接口。從法律上看，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權益是以集體財產所有權為基礎的，集體財產所有權是我國憲法確立的兩種公有制形式之一。集體財產屬于集體成員。無論財產形態如何轉化，比如集體土地租賃的租金收入，都應該屬于集體成員，這是符合法律要求的，因此，侵犯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益的糾紛自然屬于集體成員的糾紛所有權。第二，侵害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益糾紛的成因、社會影響和訴訟現狀。城市化和工業化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以中心城市特別是省會城市為區域發展突破口，引領和帶動周邊地區整體發展，是我國城鄉二元結構沒有得到根本解決的原因之一。大城市吸納周邊資源的能力超強，人口凈流入大城市已成為必然。最后，所有資源的稀缺性都反映在高企的土地和住房價格上。在這個過程中，大城市周邊農村失地農民的土地補償博弈變得異常激烈。

集體經濟組織中不同主體的利益訴求差異很大。村委會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以下簡稱《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成立的農村基層自治組織。它在集體經濟組織的自治管理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其成員主要包括村長、村民小組組長、安委會、人口計生委、會計等，在黨支部書記的領導下工作。村委會是我國廣大農村的基層自治組織形式，在協助基層政府開展公共社會管理和災害社會救助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然而，村委會及其成員的利益訴求并不總是與村民的利益訴求相一致。比如，“已婚婦女”不參與集體收入分配，這大多寫入村規民約，但什么是“已婚婦女”“村委會與村民之間有很多糾紛，其背后是土地補償的博弈。

村委會管理能力普遍較弱，村民整體素質不高。面對巨大的利益博弈，村委會在如何協調村民的利益訴求與拆遷征地補償政策之間陷入兩難境地。此外，村委會在辦理補償事項過程中也存在偷工減料的機會，使得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益糾紛更加復雜，難以解決，而且往往容易讓村民知道小糾紛引發群體性事件。

2。糾紛的訴訟地位

基層法院在審理此類糾紛時往往膽小。他們大多從維護自身利益出發，配合當地拆遷補償政策，多次要求村民作為原告，村委會作為被告，通過調解解決案件。當雙方當事人無法調解時，基層法院往往不依據《物權法》和村委會組織法作出判決，甚至有的判決依據村規民約，導致上訴和再審申請數量居高不下。以河南省為例，2015年，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裁定，侵犯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益的再審案件有數十起，這在單一的三級民事案件中是罕見的。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如何界定？有什么證據可以證明原告是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證據如何充分？村集體戶籍能否證明是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依據《條例》第五條，“戶籍以戶籍為準。負責人同住的，為一戶，負責人為戶主。如果一個人生活在自給自足的家庭，他或她將是戶主。公共宿舍和機關、團體、學校、企事業單位等單位的戶籍，應當合并或者分別設置。戶主依照本條例的規定負責申請戶籍?！睆谋疚目梢钥闯觯瑧艏且浴熬幼　笔聦崬橐罁模芊裰苯幼C明一個人的身份？

居民身份證能否證明是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法》第一條、第三條規定的居民身份證明和經常居住地證明，也強調了“居住地”的事實，但是否居住在某個地方，能否等同于一個組織的成員？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證書能否證明是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根據2003年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的衛生部、財政部、農業部《關于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意見》，“農民自愿以家庭為單位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實施”新農合證書能否推斷出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資格？

集體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書能否證明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資格？

我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條規定：“家庭承包人是集體經濟組織”，那么，農民的家庭成員是否都可以認定為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呢？農民戶籍中的登記信息是主體嗎？這是否與上述不能直接證明人員身份的戶籍相矛盾？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國法律及相關規定對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認定沒有明確規定哪些證據可以認定，如何判斷證據是否充分，在訴訟實踐中，基本上取決于法官的“評價”“證據”。根據最高人民法院《規定》第一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