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現(xiàn)象有時是由于法官之間的理解差異造成的。審判是一個主觀的過程，不同的人對同一件事有不同的看法，很難強制一致，這種個人主觀判斷的差異會在司法實踐中得到體現(xiàn)。因此，不能說同一案件的不同判決必然是不公平的。但在一些由錯誤判斷引起的案例中也存在差異。也就是說，法律的適用是錯誤的。在這種情況下，按每天萬分之二承擔逾期交房的違約金并不算太高。租金損失也是一大損失。因此，不調整是可以的。但很難說是誤判。

案件：

起訴開發(fā)商樓上樓下遲延交房取得不同判決

起訴開發(fā)商樓上樓下遲延交房取得不同判決，按合同約定一次賠償，一按裁量權賠償，賠償比例相差4倍，省檢察院曾抗議“同一法院，類似案件，判決結果相悖，違背公平公開的基本原則”，省人民檢察院民管處檢察官告訴記者，自省人民檢察院率先開展“服務民生、促進和諧”活動以來，督辦了一批典型的生效民事判決。如林某紅（化名）不服法院二審判決案，省人民檢察院已依法提出抗訴。本案中，由于開發(fā)商延遲交房，不少業(yè)主起訴要求支付違約金，但二審法院對這些業(yè)主作出了不同的終審判決。法院認為，開發(fā)商與林先生約定的違約金過高，并酌情減少賠償；但法院支持林先生樓的一位業(yè)主同一違約協(xié)議，兩人賠償比例相差4倍以上。2007年5月23日，林某在某樓盤一樓買了5家商鋪，總價1100多萬元。同日，林某與開發(fā)商簽訂了《商品房買賣合同》及補充協(xié)議。合同中約定開發(fā)商逾期交房的違約責任為：“自合同約定的交房期限屆滿次日起至實際交房日止，出賣人按日向買受人支付已付房價款總額0.02%的違約金。”，逾期房產證的違約金約定為每天萬分之一。林某說，簽訂合同后，他按合同一次性支付了1100多萬元。

2008年8月交房時，延誤了200多天。開發(fā)商表示，公司有困難，不能支付這么多違約金，但物業(yè)管理費可以用來沖抵違約金。林先生告訴記者，當時大部分業(yè)主都同意這個方案，但他和其他幾位業(yè)主還是決定通過訴訟解決。

金額少的，按合同約定賠償，金額多的，減少賠償。

法院受理了林某等業(yè)主的訴訟，一審法院迅速作出判決，開發(fā)商應向業(yè)主支付合同約定的違約金。開發(fā)商不服提起上訴，認為合同中與業(yè)主約定的違約金明顯偏高。林紅帶頭維持了二樓12單元的原判。12樓業(yè)主獲得的違約金約為11000元，占購房款26萬元的4.2%。樓上鄰居打贏官司半年后，林某得到了二審判決。二審法院認為，開發(fā)商違約造成的損失主要是房屋遲延交付造成的租金損失，遲延辦理房屋所有權證并未給買受人帶來實際損失。因此，罰金從合同約定的80萬元減至10萬元。但這還不到其支付的購房款的1%，還不到其從樓上鄰居那里得到的違約金的四分之一。

判決采取了雙重標準，檢察院抗訴說，合同約定的違約金比例不高，更何況其他業(yè)主也按照這個比例來判斷。”我要求賠償80萬元，因為我買了5套房子，我付了1000多萬元。我承擔的風險很高，所以得到的賠償應該很高，“林某說，商鋪未能如期出租造成的損失要大于住宅的損失，而未能如期辦理產權證也導致他無法再融資，損失不低于80萬元。林毅紅不服終審判決，向省檢察院提出申訴。中國人民銀行公訴人綜合審查后認為，無論是立法還是司法實踐，都承認違約金具有補償性和懲罰性的雙重性質。如果違約金只是補償性的而不是懲罰性的，就不能有效地制裁違約行為，不能充分保護守約方的利益。”如果當事人主張約定的違約金過高，要求減少的，法院可以適當減少，但不能任意減少，并不意味著當事人要求減少的違約金必須減少”，省人民檢察院民商事檢察官表示，開發(fā)商提出的建議違約金過高，不僅違背常理，也違背誠實信用原則。聽了檢察官的解釋后，林先生說，自己以前的心終于放下了。

據(jù)了解，省檢察院還移送了該房產其他業(yè)主的判決書。檢察官說，對同一案件事實作出不同判決，在執(zhí)法中采取雙重標準，是違反法治基本原則的，是法律的統(tǒng)一和正確實施。據(jù)說省檢察院已對此案提出抗訴。你知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