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院能否直接審理合同解除糾紛案件

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下簡稱《合同法》)

第九十六條的規(guī)定，除法律、行政法規(guī)規(guī)定解除合同應當辦理批準、登記手續(xù)之外，合同解除權的行使應當通過通知的方式來行使，在通知到達對方時產生合同解除的法律效力，合同的權利義務終止，如對方存在異議，可向法院提起訴訟或向仲裁機構申請仲裁。

合同解除權為形成權，已成通說。形成權是指權利人僅憑自己的行為即能引起某種民事權利產生、變更、消滅的那種權利。由此可見，合同當事人單方通知對方就可解除合同。那么，解除權人訴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法院能否審理呢?

否定-者認為，《合同法》第九十六條規(guī)定的很明確，解除權人主張解除合同應當通知對方。這里的用詞是“應當”，說明“通知對方”才是行使合同解除權的法定方式，法律并未規(guī)定解除權人可以直接提起訴訟。同時，法律也沒有賦予法院直接解除當事人之間的合同的權力，法院直接判決合同解除是將民事權利的行使作為訴訟案件來處理，存在邏輯上的錯誤。

肯定-者認為，從《合同法》的立法本意來看，對解除通知的生效確定嚴格遵循通知到達生效原則，因此，關于對合同人未經解除合同通知程序直接起訴要求解除合同，可以認定利用法院送達通知的功能，將起訴狀副本送達對方當事人，視為解除合同的一種特別通知方法。

折衷者認為，解除權人在向法院起訴前，應當向對方送達解除合同通知，再行確認之訴，請求法院確認合同解除發(fā)生法律效力。

小編認為，解除權人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解除合同或確認合同解除效力，法院都應該直接審理。單方通知解除是合同解除的典型方式，合同解除權的行使不以裁判方式為必要。但不能因此對合同解除權的行使方式作限定性理解，排除當事人向法院起訴或向仲裁機構申請解除合同的權利。一方面，《合同法》第九十六條所規(guī)定的通知并未對通知的形式作出限制。在佛山市**區(qū)勝電廠有限公司與**南華石油有限公司、廣東省**企業(yè)集團燃料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一案終審民事判決[(2006)民二終字第200號]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只要解除權人通過一定的形式向對方當事人表達了解除合同的意思且該意思表示為對方所知悉，即可發(fā)生解除合同的效力。”另一方面，如果對合同解除糾紛案件不予受理，要求解除權人先行通知解除，就解除的法律后果再行起訴，不僅有違《合同法》第九十六條的立法原意，而且會加大守約方的維權成本。法律既然賦予一項權利，又非常死板、局限的框定該權利的行使方法，這本身就很矛盾。正如史*寬先生所言，“解除之意思表示，民法上為不要式，得以裁判外及裁判上為之。在裁判上得依訴狀、答辯書送達于相對人，或依口頭辯論上攻擊或防御之方法為之”，[明確表明解除合同意思表示的起訴狀，在法院送達給相對方時所傳遞的解除意思的效果與解除權人直接通知解除的效果并無不同。

值得肯定的是，法院在審理合同解除糾紛案件中，能夠起到及時定紛止爭、厘清責任、平息矛盾、保護權益、維護穩(wěn)定的交易秩序等積極作用。因此，法院無直接法律依據(jù)審理合同解除案件的障礙應該以“曲線救國”的方式予以克服并在審判實踐中得到認可。當然，筆者期待《合同法》修改或解釋《合同法》時，增加法院或仲裁機構解除合同的程序。

二、違約方是否為適格的解除權人

在滿足約定解除合同條件或達到法定解除合同的情形時，守約方出于維護自身利益、減少損失等考慮，以解除權人身份向合同違約方行使合同解除權，這是合同解除權的常見狀態(tài)。但在實踐中，違約方作為解除權人向守約方行使合同解除權的情況時有發(fā)生，法院在審理此種情況的合同解除糾紛案件時，可能會考慮違約方行使合同解除權會助長毀約的風氣，違背公平和誠實信用原則，對市場秩序不利等因素，進而不予受理或駁回起訴。那么，違約方可否為合同的解除權人向法院提起合同解除糾紛呢?

(一)在約定解除及不可抗力的情況下

合同的訂立自由，解除當然也可以自由約定。在約定解除時，由于解除合同的決定是雙方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便約定的，是雙方合意的結果，因此雙方均可為解除權人。

我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五十三條規(guī)定，“本法所稱的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預見、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觀情況。”《合同法》第九十六條第一項規(guī)定，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實現(xiàn)合同目的，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在出現(xiàn)不可抗力時，不存在哪一方為守約方，哪一方為違約方，在這種情況下，合同當事人均可為解除合同，這樣才能使雙方互通情況，互相配合，積極補救，減少損失。

(二)《合同法》第九十四條第二項至第五項情況下

一種意見認為，法律規(guī)定本身沒有限定合同解除權由哪方行使，因此并沒有排除違約方解除合同的權利，所以只要法律規(guī)定的解除合同的條件成就，合同當事人雙方都有權主張解除合同。另一種意見則認為，從保護守約方的角度出發(fā)，不能賦予違約方合同解除權，因為這樣不利于守約方主張合同繼續(xù)履行的權利，并會使暫獲利益的違約方故意違約，從而降低自身風險，保證既得利益。

筆者認為，合同違約方行使合同解除權，并無不妥。雖然“任何人不能以其不法行為而受益”是古老的民法規(guī)則，但違約方行使合同解除權并不必能因此受益。一方面，違約方提出合同解除，有可能是因為自身履行能力下降或履行能力喪失，出于減少雙方損失考慮，先行提出解除合同，即利于守約方與其他具有履約能力的交易方進行了交易，也有利于自身從無法履行的合同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這種解放即贏得對方尊重，也贏得信譽。另一方面，退一步講，即使違約方存在惡意違約，又“惡人告狀”故意提出解除合同，但并不因為違約方享有合同解除權，而免除其應當承擔的合同解除后的法律責任。正如崔*遠所說，“因為當事人違約而產生的違約金責任是客觀存在，不能因合同解除而化為烏有”。法院在審理過程中，在審查是否符合合同解除法定條件的同時，也會根據(jù)違約方的過錯大小判決其承擔相應的責任。

合同解除制度是合同法律制度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對于合同當事人及時擺脫不良合同的束縛，提高交易效率，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有著積極作用。行使程序上的障礙對合同解除權的行使帶來困惑和混亂，因此，律霸網小編希望將來法律對該權利的行使程序的規(guī)定能夠更加完善和嚴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