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辯是一法律專用術語，它既適用于刑事訴訟中被告人用于否定針對其所進行的控告的辯解，也適用民事訴訟中被告對原告訴求的反駁或對原告請求的拒絕，或是一種反訴的請求。所謂抗辯權,是指對抗請求權或否認對方權利主張的權利，也被稱為異議權。[1]不安抗辯權，又稱為先履行抗辯權，[2]傳統大陸法將它定義為：“當事人一方應向他方先為給付者，如他方的財產于訂約后明顯減少，有難為對待給付之虞時，在他方未為對待給付或提出擔保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3]根據《合同法》的有關規定，其是指雙務合同成立后，根據合同約定應當先履行合同義務的當事人在有確切證據證明對方不能履行合同義務，或者有不能履行合同義務之虞時，在對方沒有對待履行或者提供擔保之前，暫時中止履行合同義務的權利。我國的統一合同法首次正式、全面地引進了不安抗辯權這一合同制度。我國《合同法》的制定，大量地借鑒了國外和國際上的先進立法、判例和學說，是比較法的產物。它所確立的不安抗辯權制度與不安抗辯權傳統的不安抗辯權制度相比具有諸多優點，但也顯現出一些缺點。對它的利弊進行分析，對于完善《合同法》將大有裨益。本文結合國內外學者專家的觀點和我國合同法的實踐，著重對不安抗辯權的立法淵源、適用條件、法律效力、合理性以及與預期違約制度的關系等重要問題作了比較深入的探討，客觀評價了我國合同法上的不安抗辯權制度，并有針對性地提出了一些如何完善我國合同法上的不安抗辯權制度的建議。

關鍵詞不安抗辯權預期違約制度利弊

我國《合同法》自被立法機關通過到現在已有兩年多的時間，但是關于新《合同法》的立法理念及相關的法律制度設計的討論卻從未停止過，其中不安抗辯權制度和預期違約制度一直是理論界和實務界爭論的焦點。著名法學家陳興良教授曾講：“我們的時代是一個反思的時代，崇尚思辯應該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特征”。我們對于《合同法》確立的有關行為規則體系在一定程度上進行思辯或者說是反思，就會成為我們法學理論前進的引擎和改進立法理念、成熟立法技術的重要前提。

當事人訂立合同的主要目的在于按照合同約定的內容予以履行，以實現自己在訂立合同時所期待的利益。但是在訂立雙務合同以后，出于當事人主觀因素和當事人經濟財產狀況的變化，使得雙務合同得不到履行的危險有隨時出現的可能。為了保護一方當事人的利益，大陸法系規定了不安抗辯權制度和同時履行抗辯權等制度，而英法系國家則設計了預期違約等制度。應該講我國《合同法》創制了一個比較完善的不安抗辯權規則體系，該規則是揚棄大陸法系統不安抗辯權制度和借鑒移植英美契約法、國際商務合同規則的結果，該規則具有以往不安抗辯規則所不具有的諸多優點。但同時，也顯現出了一些缺點，我們對它的優缺點進行思辯，對于完善《合同法》將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