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要治理好西部日趨惡化的環境問題，從刑法對策角度出發，在罪與非罪的界定原則方面，應堅持差異性原則、有限制的因果關系推定原則；在環境犯罪的刑事制裁方面，刑事制裁的對象順序應為個人——單位；立法未對環境犯罪規定死刑是妥當的，立法取消無期徒刑值得討論，應充分發揮財產刑的懲罰與補償作用；在非刑罰處理措施方面，應重視環境犯罪的非刑罰制裁方法。關鍵詞：環境問題環境犯罪差異性原則因果關系推定原則非刑罰制裁加快西部地區開發，對于推進全國的改革和建設，對于保持國家的長治久安，是一個全局性的發展戰略，不僅具有重大的經濟意義，而且具有重大的社會意義。國家把發展的重心向西部地區轉移，給我國西部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機遇，也使越來越多的人們注意到我國西部生態環境保護所面臨的嚴重挑戰。因此，保護、改善生態環境是整個西部地區開發建設中必須研究和解決的一個重大課題，刑法理論與實踐工作者應當關注和思考這種重大課題。當前，世界各國普遍認識到環境保護立法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環境保護立法在世界范圍內得到迅速發展。從20世紀70年代起，西方發達國家許多學者倡導非犯罪化”、非刑罰化”、輕刑化”，但在針對環境犯罪問題上，卻有犯罪化”刑罰化”甚至重刑化”的傾向，有的國家還規定了無過失責任、嚴格責任。西方許多國家例如德國、奧地利、日本等在刑法典、行政法規中規定或增設了刑事制裁條款，將那些嚴重危害環境的行為規定為犯罪并予以懲治，突顯國家以刑罰手段懲治危害環境行為的立法趨向。我國1997年刑法典突破了以往我國環境刑事法律規范的立法模式，在刑法分則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第六節規定了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共計9個法條14個罪名。立足我國刑事立法的上述規定，結合西部大開發中西部生態環境的特點以及西部環境日漸惡化的趨向，筆者就西部大開發中環境犯罪適用刑法的幾個問題略陳管見。一、罪與非罪的界定原則1.差異性原則。差異性原則是指國家立法機關或司法機關在對西部開發中的環境犯罪中罪與非罪界限的一些不太明確的問題作出解釋時，比東部或其他生態環境條件良好的地區采取更加嚴厲的標準。這是基于西部地區生態環境處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而本身又具有十分脆弱的特性的考慮。因此，在關于懲治環境與資源犯罪的條文中，有許多諸如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致使公共財產遭受重大損失”、后果特別嚴重”、情節嚴重”、情節特別嚴重”、數量較大”、數量巨大”等情節及后果的規定，國家立法機關或最高人民法院在作出明確的解釋和界定時，針對西部生態環境應當比較嚴厲。例如，關于盜伐林木罪和濫伐林木罪中的數量較大的起算點，1987年9月5日兩高《關于辦理盜伐、濫伐林木案件應用法律的幾個問題的解釋》分別規定了具體的標準，即在林區盜伐一般掌握在2-5立方米或幼樹100-250株；濫伐一般掌握在10-20立方米或幼樹500-1200株(在非林區按林區的1/2計算)。為了因應西部大開發的戰略及保護生態環境的實際需要，我們認為，凡發生在西部地區盜伐、濫伐林木的案件，林區執行的標準可降格適用東部地區非林區的標準，非林區的標準相應作進一步下調。有人擔心，在認定環境犯罪中，堅持東西部差異原則，勢必會限制西部經濟的發展，因而會從根本上阻礙中央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這種擔心是善意的，但卻是不必要的。理由如下：其一，這是對中央西部大開發的戰略作了不正確至少是不全面的理解。因為西部大開發主要由改善西部生態環境，改善西部基礎設施，調整產業結構，提高西部人口素質四個部分組成，改善西部環境是西部大開發中的重點內容之一。因此，從嚴懲治西部的環境犯罪不乏政策依據，是西部大開發的應有之義。也只有大力懲罰環境犯罪，保護、改善西部生態環境，西部地區的豐富資源才能得到更好的開發和利用，從而改善投資環境，加快資金、技術和人才的引進，促進西部經濟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