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七條，我們可以將“校園人身損害賠償案件”界定為：未成年學生在學校、幼兒園或者其他教育機構就讀期間，因學校、幼兒園或者其他教育機構未正確履行教育、管理、保護職責而遭受人身損害，或者因實施侵權行為致他人人身損害所引發的案件。

一、關于校園人身損害賠償案件的立法現狀

關于校園傷害事件的人身損害賠償問題，迄今為止，有關法律、行政法規和司法解釋對此進行調整的規范性文件內容極為有限。1986年公布的《民法通則》能夠適用于該類案件處理的僅有可適用于所有人身損害賠償案件的三個原則性條文[iii]，盡管1988年《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60條對此有所補充，但仍難以適應審判實踐的迫切需要。1986年《義務教育法》第十六條、1992年《未成年人保護法》第四十七條和1995年《教育法》第八十一條雖然先后對該問題有所涉及，但因受制于調整范圍的不同和規定本身的抽象性，司法實務中少有適用。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肖涵訴上海市第五十四中學等賠償一案的復函》[iv]中，首次以司法解釋的形式明確了學校對未成年學生負有教育、管理和保護的職責，并確定了學校因救護不力而應對損害后果承擔賠償責任的處理原則。該司法解釋應當說對人民法院審理這一類校園傷害賠償案件具有超乎尋常的意義，但只因其是針對個案所作的答復而缺乏普適性而被束之高閣。由此，在審判實踐中，最為普遍的做法便是以《民法通則》的有關規定作為校園傷害賠償案件法律適用的一般性條款，而以1991年的《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為參照確定人身損害賠償的范圍和計算標準。

由于法律和司法解釋的不完備，為了規范校園傷害事故的責任，全國各地相繼開始制定相關的地方性法規，例如上海市和北京市就先后通過了《上海市中小學校學生傷害事故處理條例》和《北京市中小學生人身傷害事故預防與處理條例》，教育部也曾制定有相應的部門規章《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盡管從立法體例和法理上講，部門規章和地方性法規確立的與國家法律和行政法規相一致、不相沖突的，也可以作為人民法院在審理民事案件的參照依據，但是，上述部門規章和地方性法規作為教育行政管理部門處理學生傷害事故的依據，主要規范的是教育主管部門的管理職責和學校等教育機構的管理責任，以指導學校等教育機構正確處理該類事故，而學生傷害賠償案件歸根結底是在學校期間學生因受到人身傷害而引發的損害賠償案件，其對責任的認定和賠償范圍理應屬于民事法律規范調整的范疇，需要依據民事法律和司法解釋的有關規定進行確定。因此，以部門規章或地方性法規作為處理校園傷害賠償案件的依據，不但不利于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保護(至少在保護力度上有所失衡)，也使司法、執法的力度與權威招人置疑。

針對在審理校園損害賠償案件中出現的大量新情況、新問題，以及該類案件越來越受到社會及傳媒的廣泛關注，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七條為司法實務中處理該類案件確立了統一、明確的規則，完善了有關當事人的責任范圍、承擔民事法律責任的原則和標準，為公正、及時地處理該類案件提供了可操作的法律規范。

需要指出的是：2002年9月1日實施的教育部發布了《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主要規范了學生傷害事故的責任承擔和處理程序，應當說，這些規定對提高學校的教學管理秩序，加強對學生的法律保護具有積極的意義，特別是其中對學校違反對學生教育、管理、保護等法定義務的各種情形所作的規定對人民法院公正、及時的處理校園傷害賠償案件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據。由于這些情形都是學校在教育教學活動和管理過程中應當加以預見和注意的方面，因此如果學校出現辦法所規定的情形，則可以據此認定其在主觀上存在故意、疏忽大意或者過于自信的過錯，并確定其承擔與其過錯相適應的賠償責任。但是，《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畢竟只是一部部門規章，其立意主要在于從行政管理的角度明確和規范教育主管部門和教育機構的管理職責，而判斷學校是否有過錯，尚需結合民事法律和行政法規規定的原則作出。筆者認為，只有學校切實履行了對未成年學生的教育、管理、保護職責，并且自身沒有過錯的情況下，才可以免除其民事賠償責任，否則就構成了承擔校園人身損害賠償責任的要件，學校即應當依法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而不能僅僅因為部門規章的規定而免除。《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第十一條至十二條對學校免責的有關規定，確實使人難以相信它實現了當事人雙方利益的平衡。對這些問題，司法實務中就應當根據國家法律的原則和精神予以確定。

二、校園傷害賠償案件中學校責任的歸責原則及適用

在理論界和實務界，對校園傷害案件歸責原則存在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學校對在校未成年學生應承擔監護職責或者認為未成年學生的父母將學生送到學校后，發生了監護權的轉移。因監護責任在我國法律中規定是一種無過錯責任，學校對校園傷害事故應承擔無過錯責任，即使學校在沒有過錯的情況下，也要承擔賠償責任。另一種觀點認為，監護權屬于親權范疇，系基于特定的身份關系而形成的，屬法定權利和義務，具有長期性和穩定性，非經法定程序不得變更或轉移。學校與學生之間是教育與受教育的關系，學校對學生負有教育、管理、和保護的職責，這也是法定義務，根本不可能存在監護職責。故學校對校園傷害事故應承擔過錯責任，即學校對校園傷害事故存在過錯的情況下，才承擔賠償責任。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七條規定，“對未成年人依法負有教育、管理、保護義務的學校、幼兒園或者其他教育機構，未盡職責范圍內的相關義務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損害，或者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損害的，應當承擔與其過錯相應的賠償責任。第三人侵權致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損害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學校、幼兒園等教育機構有過錯的，應當承擔相應的補充賠償責任。”可見，校園人身損害賠償責任屬于過錯責任，學校、幼兒園或者其他教育機構只對未成年學生遭受的人身損害或者未成年學生造成他人人身損害，承擔與其過錯相適應的賠償責任。所謂過錯責任原則，是指當事人以過錯的存在為前提而承擔民事責任的歸責原則。在這里，過錯責任原則的基本含義：一是有過錯，就要承擔責任;無過錯，則不承擔責任。二是有多大的過錯，就要承擔多大的責任。過錯責任原則是侵權賠償案件的一般歸責原則。由于校園傷害賠償案件屬于侵權賠償案件，所以在審理此類案件時，應當首先考慮根據過錯責任原則來進行處理。

判斷學校到底有沒有過錯，應當從實際情況出發，全面地加以具體分析：第一，要看學校是否盡到了對學生的管理職責，如是否落實了安全保護措施，校舍、設備、設施是否完好，能否確保學生安全等;第二，要看學校是否盡到了對學生的教育職責，如是否制定了有關的規章制度，是否認真負責地對學生進行了教育等。第三，要看學校是否盡到了對學生的照顧責任，如是否及時制止學生的不當行為，是否及時采取補救措施，是否根據每個學生的年齡、智力等不同情況，分別給予了不同層次的照顧等。在審判實踐中，往往出現這樣一種情況：由于未成年學生心理和生理上的特點，難以對事故發生的情形準確地加以描述，再加上未成年學生的監護人又不在事發現場，如果按照“誰主張、誰舉證”的一般舉證原則來處理，顯然對未成年學生一方有失公正。所以，在此特定的情況下，應當堅持舉證責任倒置的原則，讓學校承擔證明自己無過錯的舉證責任。如果學校舉證不能，則按照過錯推定原則，推定學校有過錯，讓學校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

《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二條確定了公平責任原則。所謂公平責任原則,是指在加害人和受害人都沒有過錯，在損害事實已經發生的情況下，以公平作為價值判斷標準，根據案件的實際情況和可能，由各方當事人公平地分擔損失的歸責原則。公平責任原則，實質是在任何一方當事人都沒有過錯、因而都不承擔過錯責任的情況下，由當事人公平合理地分擔責任的歸責原則。

我們主張在校園傷害賠償案件中，在特定的情況下可以適用公平責任原則。在適用時，我們應當注意必須同時具備以下5個條件：(1)必須是發生在學校或學校組織的活動中。如果不是發生在學校或學校組織的活動中，根據《民法通則》第133條的規定，未成年學生的監護人應當承擔責任，學校則不應當承擔賠償責任。(2)必須是實際造成了較為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