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告人當庭不認罪的規定是什么?

被告人當庭不認罪的規定是在證據確實充足的情況之下，可以來進行一定的判刑，當然這樣的一種判刑的話，在司法實踐中，檢察官和法官認為被告人對指控的辯駁屬于“拒不認罪”，并對其從重處罰的觀點和做法不符合訴訟職能區分的原理，有悖于控審分離、辯護權保障以及法官中立等原則。“拒不認罪，從重處罰”的觀點和做法是建國初期“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刑事政策在審判領域的應用，在特定的歷史階段有其合理性。然而，隨著政權的鞏固和法制建設逐步走上正軌，產生于非常時期的、體現濃烈政治需要的刑事政策已經失去其存在的正當性。為了貫徹《憲法》“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規定，司法人員應從程序的價值和人權保障等角度審慎對待被告人“不認罪”的訴訟行為，不宜再將被告人的辯護行為視為“拒不認罪”，進而“從重處罰”。

拒不認罪;從重處罰;訴訟職能區分;政治思維

我國憲法和《刑事訴訟法》都確立了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和法院辦理刑事案件應當遵循“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原則，以保證準確有效地執行法律。在此原則之下，檢察機關和法院在刑事訴訟中的角色和職能定位是不同的，檢察機關負責“檢察、批準逮捕、以及直接受理的案件的偵查、提起公訴”，法院負責審判，即控審分離。然而，在實踐中，受強調追訴犯罪的觀念影響，檢察機關和法院“配合有余，制約不足”的情形仍時有發生，甚至是以“互相配合”取代“互相制約”，共同致力于追求被告人認罪的“流水式作業”之中。比如，在實踐中，許多檢察官和法官均持這樣一種量刑觀點：被告人如果對檢察官指控的事實和提出的證據進行抗辯，許多檢察官會認為被告人“拒不認罪”，往往建議法庭對其適用較重的刑罰;相反地，如果被告人承認被指控的行為，較少與檢察官對抗，檢察官則認為其“認罪態度良好”，從而建議法庭酌定從輕處罰。法官往往也采納檢察官的建議。[1]對于被告人認罪，可以從輕處罰的觀點，《刑法修正案(八)》已予認可，然而對于被告人不認罪能否從重處罰，法律尚未作出明確規定。在控審分離、相互制約的訴訟法原則之下，法官和檢察官的訴訟職能和訴訟角色是不同的，因此，對被告人訴訟行為的認識也可能是不同的。然而，針對被告人與檢察官抗辯的訴訟行為，法官和檢察官均持相同的觀點，即屬“拒不認罪”，應“從重處罰”，這種觀點是否符合各自的訴訟角色?是否符合控審分離、相互制約的訴訟法原則?從另一個角度講，這涉及被告人訴訟權利的保障問題，因此，值得進行一番考究。

二、應從訴訟職能區分的角度審視被告人“拒不認罪”的訴訟行為

在現代刑事訴訟制度中，不同訴訟主體的訴訟角色、地位、功能和作用方面存在分工，這就是我們通常所稱的“訴訟職能區分”。具體而言，參與審判活動的訴訟主體為了實現自己一方的訴訟目標，在整個刑事審判活動中固定地承擔著各不相同的功能和作用，擔當著不同的訴訟角色，并以此角色為界限實施具體的訴訟行為，發生復雜的訴訟法律關系。由于各方在審判中所承擔的訴訟職能不同，他們所實施的訴訟行為在性質、方向和目標等方面就具有了質的區別。

日常生活當中，可能有一些被告人他們在法庭之上是不認罪的，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并不意味著就可以進行無罪宣告或者說沒有辦法進行繼續的審理下去，這個時候是可以根據現有的證據，還有就是一些事實來進行認定的，從而做出一定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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